李世民有兩段自我評價很有名。

一段出自貞觀九年(635)，他說：“自古以來，能夠在亂世成就帝業的，都是四十歲以上的中年男人，只有東漢光武帝劉秀是三十三歲起事。本人十八歲就起兵，二十歲就已經平定天下，二十九歲就當上皇帝了。從武功方面來說，我已經勝過古人。年輕的時候我帶兵打仗，沒有時間讀書。登基以后可以說我是手不釋卷，了解了教化的根本，政治的基礎。行之數年，天下大治，移風易俗，子孝臣忠，所以說在文治的方面我也超過了古人。從周朝秦朝，周邊民族時有入侵。如今周邊民族都已經臣服，就是說從懷柔遠人的方面看，我又超越古人了。這三項成就，我個人的品德哪里配得上呢？既然成就了這樣的功業，怎么能不謹慎從事有始有終呢？”

這三方面的自我肯定，實際上也定下了自唐以來對貞觀和李世民高度評價的基調。

還有一段是在貞觀二十一年(647)，李世民說：“古來帝王雖然平定華夏，但不能征服周邊民族。我的才能不如古人，但我成就的功業卻超越前人，這其中的道理我不明白，你們根據你們各自的理解隨便說說看？”雖然啟發大家來夸贊皇上，在場的人還是不得要領，李世民只好自己來總結：“我之所以能達到這樣的成就，主要因為五個原因。第一，自古以來帝王多嫉恨那些比自己強的人，而我看到臣下的優點，就像自己也具有這些優點。第二，人的品行、能力，很難兼備，我能舍棄其短處，而取其所長。第三，身為君主的，經常見到賢者就想拉攏為心腹，見到品格較差的就想徹底摒棄，而我則是見到品德優良的就敬重之，見到差一些的就愛憐他們的不幸，這就讓賢與不賢，都能各得其所。第四，古來君主大多厭惡正直人士，或公開殺戮，或暗中陷害，沒有一個朝代沒有這種事。我登基以來，朝廷上站的一個挨一個的都是正直之士，從沒有罷黜斥責過一位正直的人。第五，自古都是看重中原人士，而貶低周邊民族人士的，而我對各族的愛護是一樣的，所以各民族依附我都像子女對父母一樣有深厚情感。這五條，就是朕成就今日功績的理由。”說完以后，李世民還看著褚遂良說：“你擔任過本朝的史官，你看我總結這五條，還算談到本質了吧？”褚遂良說：“您的豐功偉業數都數不過來，您只舉出這五條，是皇上您太謙虛啦！”

這一段，主要談了用人的氣度和民族政策兩大問題。他能夠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確實與他在這兩方面的心胸氣度有直接關系。李世民的成功經驗，值得總結值得參考更值得繼承。這些評價大體也不差，只是本文這里要說的是，他的自我評價有偏高之嫌。

且看貞觀年間幾起莫名其妙的案子。

案例一，貞觀五年(631)，有一精神不太正常的人叫李好德，胡亂說了些話，因為涉及政治上的敏感話題，有詔書下令徹查。當時司法方面的主管部門是大理寺，大理寺的主管官員張蘊古得出的結論是：李好德有病，證據明確，所以，依據法律，李某不應追究刑事責任。這時，有一官員出來說：張蘊古的老家在相州，李好德的哥哥正好在相州做一把手。所以，張蘊古的結論有問題，是他們串通一氣。當皇帝的最恨臣下結黨營私，李世民一聽這樣的報告，非常憤怒，立即下令將張蘊古處斬。雖然李世民事后照例表示了后悔，但影響比前一案更壞。

它直接影響了一個時期里法官判案的態度。有記載說，自從張蘊古一案出來，法律界官員都盡量不減低犯人的量刑和處罰。因為，對有罪者的量刑適當沒有給予應有處罰的反倒沒有官員的責任，而開脫罪犯的卻要受牽連。李世民就此向大理寺主要負責人劉德威咨詢：為什么最近法律執行起來比較嚴格了？劉德威說：責任在皇上啊。

君主喜好刑法寬松那么刑法就寬松，君主喜好嚴刑峻法那么刑法就嚴峻。按法律規定：犯人有罪而法官沒有給予其應有處罰，那法官也要被處以該刑名減三等的處罰;犯人的罪名，法官給予減免處罰而出現失誤，那法官也要被處以該刑名減五等的處罰。實際上呢，現在法官沒有給犯人定罪的就沒啥事，減免刑罰的搞不好自己就是重罪。所以現在有關官員都求自保，遇到案件就很難給犯人減免處罰了，而是爭著給予較嚴重的審判。這就是執法官怕自己受牽連啊。

這段記載說明，一，貞觀的死刑案件少，確實是統治者有意為之，是精心設計刻意經營的太平景象。二，說明執法從輕與從重的標準并沒有一定之規，不是以法律為準繩，而是以長官意志官場風氣為轉移，當然，這里起主導作用的是唐太宗李世民。

案例二，貞觀二十年(646)有人控告刑部尚書張亮謀反，證據是，張亮豢養干兒子五百人，還和幾個江湖術士交往，說自己的名字和神秘預言相合，于是考慮起兵造反的事。李世民看到是高級官員涉案自然十分重視，派馬周調查，結果是張亮謀反證據不足。但李世民不這樣看，他認為：張亮好端端養這么多嘎巴脆的干兒子干什么？不是想謀反是什么！在朝廷上發動百官來討論，大家都一致認為張亮謀反屬實，應該處斬。只有李道裕一人堅持認為此案張亮謀反的證據不充分。李世民讓長孫無忌和房玄齡到獄中和張亮訣別，然后處死張亮。過了一年，刑部二把手的職位空缺，命令宰相提出參考人選，擬的幾人，李世民都不滿意，后來他想起來李道裕了，理由是：他當年說張亮的案子沒有明確的謀反證據，說的很準確也很得體。當時朕沒有聽從他的話，事后感覺很后悔。這時他承認了自己的過錯，但為時已晚。

李世民并非不犯錯誤的超越時代超越時空的超人，雖然不能避免舊時帝王任意操縱權力和司法的毛病，不可能對正直之士“未嘗黜責一人”。但他畢竟不同于一般的帝王，他的過人之處就在于，他會反省自己的言行，承認自己的過失，對以往的錯誤予以糾正;個人的情緒言行，則盡量有所克制。他沒有簡單掩蓋或抹殺自己的過失，而是公開表示悔意，在帝王當中，這樣的心胸也屬于難得了。

這些記載，也是李世民自我評價的一個側面，值得我們注意。同時，這也是貞觀之治能夠名留青史的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