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歷史的發展是伴隨著各個王朝的興衰而前進，而其中不同民族不同利益集團的劇烈摩擦，則會產生出大量的人物事跡。滿清代明是中國古代史最后一次封建王朝的更替，站在不同利益集團的角度，涌現了大量被后人稱嘆的歷史人物。而從討伐農民軍、官至兵部尚書到兵敗投降、貳主而臣的洪承疇，稱為明末最具悲劇色彩的人物也不為過。

洪承疇的人生軌跡可以分為三個部分：圍剿農民軍，為大明南北征戰——率大軍與后金決戰松錦——兵敗投降，為大清出謀劃策，每一段經歷都映證了明亡清興的歷史進程。

洪承疇字亨九，福建泉州人。微時家境貧寒，但聰慧好學，在洪啟胤的資助下完成學業，并獲得其高度評價：家駒千里，國石萬鈞。萬歷四十四年，獲得進士出身后，在刑部任事六年。天啟七年，升職為陜西督道參議，由此開始其同農民軍纏斗的階段。

明朝自明熹宗天啟年后，便一步步走向衰亡。外有后金八旗勁旅寇邊，蒙古各部時有襲擾，內有李自成、張獻忠等起義軍烽煙四起。朝堂之上官宦爭斗、君臣不一，軍旅之中各有山頭，扣餉缺額嚴重，軍力孱弱。崇禎初年，苛捐雜稅繁重，適逢全國性大災荒，民不聊生，各地民眾壓迫已久，如同毒瘤發作，由陜西而至全中原地區爆發大規模叛亂。

自宋以來，一軍主帥常以文官指揮，宦官監軍。洪承疇一開始以文官參政跟隨三邊總督楊鶴圍剿農民軍。崇禎二年，農民軍圍困韓城，楊鶴手中無將可用，情急之下，洪承疇自告奮勇帶兵出戰，斬敵三百余，一時名聲大噪。但隨著圍剿進程的嚴重受挫，洪承疇的圍剿理念與楊鶴產生巨大的分歧。

崇禎帝采取對農民軍以撫為主的政策。然而叛亂初期農民軍戰斗力不如官軍，打不贏就跑，跑不贏就降。同時各地官員為了完成朝廷任務，苦于軍力不夠，只能采取安撫的政策，大量招降農民軍。而朝廷也無力養活饑民，李自成也多次詐降，養精蓄銳后降而復叛。因此，農民軍越剿越多，大明財政軍力陷入泥淖。

洪承疇基于與農民軍的直接斗爭經驗，指出長期圍剿不力的原因，替楊鶴接任陜西三邊總督后，改“邊剿邊撫”為“全力清剿”、“以剿堅撫，先剿后撫”，集中兵力圍剿農民軍。指導方針轉變后，各路官軍取得了一系列的勝利。洪承疇憑借這些勝利扭轉了初期官軍作戰不力的局面，取得了皇上的初步信任，成為當時朝廷圍剿農民軍的主要軍事統帥。

崇禎九年洪承疇配合名將孫傳庭于黑水峪俘殺高迎祥，崇禎十二年陜西最后一股流寇被擊敗，李自成僅余18騎躲入陜南商洛山中，各地叛亂逐漸平息。但是風云突變，內賊尚未安復，邊境再次告急，崇禎十一年九月，皇太極兵分兩路，一路圍困京師，一路攻占義州，圍攻錦州。崇禎覺得農民起義逐漸平息，無法再興風作浪，又擔心后金軍勢大，命洪承疇和孫傳庭率軍保衛京師。一步之錯加速了明王朝滅亡的進程，也改變了洪承疇后面的人生軌跡。

崇禎十二年初，京師之圍稍解。洪承疇調任薊遼總督，率領自己打擊農民軍訓練出來的陜西精銳兵士遠赴遼東，統領山海關、寧遠等遼東將士。此時，中原農民軍聲勢漸小，各地起義逐漸絕跡，軍隊士氣高漲，崇禎一朝迎來最好局面。同時在圍剿的過程中，洪承疇展現出了過人的軍事才干和戰略頭腦，深得崇禎信任。

皇太極圍困錦州、寧遠長達兩年，錦州守將祖大壽多次發書像朝廷告急，崇禎和滿朝文武構想趁此時機與后金軍決戰，一勞永逸的解決遼東邊患。于是明廷調集大明最后精銳，遣洪承疇統領宣府總兵楊國柱、大同總兵王樸、密云總兵唐通、薊州總兵白廣恩、玉田總兵曹變蛟、山海關總兵馬科、前屯衛總兵王廷臣、寧遠總兵吳三桂等八總兵，九邊精銳十三萬、馬四萬集結寧遠，與清兵會戰。

然而大明兵士雖盛，可積弊已久。軍隊內部山頭主義嚴重，洪承疇雖然名義上統領八位總兵，而真正能夠得心應手的，只有自己從陜西戰場帶來的嫡系部隊。遼東軍隊自袁崇煥死后，便逐漸不聽調喚，明廷只能以重金維系。其他邊防軍隊對遼東事務也不熟悉，洪承疇本人也未與后金交鋒，對后金的作戰方式和軍事實力沒有直觀的經驗，邊防事務也要依賴遼東軍隊，洪的處境相當尷尬。

同時明廷常設監軍一職，多為皇上親近之人，不是宦官，便是不懂軍事的兵部文官。洪承疇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有時間緩沖，無法全面深入熟悉遼東形勢和后金戰力，也沒有機會磨合各部矛盾，又常受制于監軍。明軍在存在著如此多的問題且相當致命的形勢下，貿然與金軍決戰，后果也就可想而知。

崇禎十四年四月，明軍于乳峰山初戰金軍，進展順利。洪承疇初戰金軍，不敢冒進，入駐寧遠，兵部尚書陳新甲和監軍張若麒多番催促其“刻期進兵”。洪承疇不僅精通軍事謀略，更是侵浸官場多年，謀略深邃，頗負權術，深知監軍代表著皇上，為求個人安危得失，向陳新甲、張若麒屈服，軍隊指揮權落到張若麒這個不懂軍事的意氣書生手中。

這也反映出洪承疇非常在意個人利益，其日后投降后金也就是情理之中。這樣的個人心計盤算在明末十分常見。本來軍中各部均有心機，將不由帥，而此時最高統帥權飄忽不定，明軍內部更加混亂了。隨后的貿然出擊正入后金軍“圍城打援”的圈套之中。

七月，明軍在寧遠誓師，開赴錦州城南。皇太極聞信急援，晝夜兼行500余里，分軍駐王寶山、壯鎮臺、寨兒山、長嶺山、劉喜屯，就地挖壕，緊緊包圍在松山一帶，斷絕松山要路。

明軍此時正逢內部發生分歧，各部并未同心協力作戰，與后金軍兩戰不利，形成相持。然而皇太極終究棋高一著，后金軍趁著漲潮奪取明軍囤積在筆架山的糧草。

糧草對于軍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明軍上下陷入更大的分歧。洪承疇主張就此與后金軍決一死戰，可是各部總兵基于明軍與后金作戰多為敗績，懼于金軍實力，此時糧草被奪，決戰勝算太小。若勝必為慘勝，各部損失過大，若敗能夠完整的帶領部隊撤出，朝廷就不會追究太大的責任，甚至可能還會獎賞。

總兵們各有心思，都主張撤退。最終決議清晨突圍，可大同總兵王樸懼怕突圍不成，當夜率部趁夜逃跑。這一舉動頓時驚動其他各部，結果明軍“各帥爭馳，馬步自相蹂踐”，黑夜中陷入混亂和恐慌，將士散亂。總兵吳三桂、王樸等逃入杏山，總兵馬科、李輔明等奔入塔山。洪承疇及其他總兵突圍未成，困守松山城。此時人馬損失不多，但各部散亂，被金軍分別圍困在各地，已失去與金軍決戰的實力。

崇禎十五年一月，明廷命順天巡撫楊繩武、兵部侍郎范志完率軍援赴松山，可是“皆斂兵不敢出”。洪承疇多次派軍突圍，都被擊潰。聽聞援軍將至，派軍六千夜襲不成，援軍逡巡而不敢進。洪承疇困于松山半年之久。副將夏承德暗中投靠后金軍并作內應。

二月，金軍破城，洪承疇被俘。總兵邱民仰、王廷臣、曹變蛟被殺。三月，錦州守將祖大壽走出內城，投降后金。至此，歷時兩年之余的松錦會戰以明軍大敗告終。明朝傾盡國力打造的九邊精銳損失殆盡，精心構筑多年，歷經孫承宗、袁崇煥督師的關錦寧防御體系完全崩潰，此后明朝再也無力組織起對清軍的有效反擊。洪承疇也迎來了其人生的最后悲劇階段。

洪承疇降清經歷了一個較為長久的掙扎，其最終的決定也令數百年史學研究者困惑不已，我想站在一個人的角度，通過洪前后所作所來為，分析其內在的原因。

洪承疇初敗被俘時，痛罵勸降之人和滿清上下，后來又絕食多日，在此時可以說洪是真心求死，顧全名節。洪若赴死，滿腹才華就此化為塵土，內心深處必定非常自惜，他在投降清軍后積極獻策除了為了站穩腳跟，也不排除是想施展才華。

同時洪此人非常在乎個人利益得失，站在一個普通人的角度，在生死面前誰都會猶豫。松錦之戰中，洪不敢擅自奪權，也不敢抗旨領軍，將大軍指揮權拱手讓于監軍，就是忌憚張若麒所代表的朝廷。洪侵浸明末官場多年，深知明廷政治結構和官場規則，此戰若勝，洪作為主帥必定首功，若敗，有監軍擅權可洗脫主要責任。

洪在松錦決戰如此重要關頭都這么在意其個人得失，被俘之時對生死猶豫也就不足為怪。其次，洪對明廷也是絕望至極。明末軍事實力雖然退步極多，可是面對后金還是有一戰之力，火器等方面一直優于后金，崇禎十三年都能組織起大軍與后金決戰，且戰事初起一度占據優勢。但苦于軍內山頭眾多，貪腐、扣餉、缺額、自保、練兵不力等問題，極大的削弱了明軍的戰斗力。

同時明廷官場政治黑暗，官相傾軋宦官害政，東林誤國，黨派林立，和，不能一直對外，敗，不可同仇敵愾。崇禎本人喜殺無常，事必躬親，任人多疑，有始無終，挫敗不起，并非明君，明朝也不可能再度中興。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侍，對于如此看重自己的洪承疇來說，投靠明君才是最佳選擇。

洪在轉變態度之后，考慮的便是投降后的安排了。皇太極派遣多人前來勸降都被罵走，為何范文程前來便可以詳談良久？只因范文程身份不同，是皇太極極其倚重的漢臣，范前來表示皇太極十分重視招降之事。洪對待投降的態度緩和，范看到事情已經出現轉機，立即回稟皇太極，下一步只需皇太極親自出面，給洪承疇極大的臺階和尊重即可。

至于清史稿記載的范回稟說“承疇必不死，惜其衣，況其身乎？”其實并非如此，洪承疇既然在困境中尚且愛惜他的衣服，那為什么不能說他更愛惜他的名聲。若洪絕不降清，范回稟就會改為“承疇必死，惜其衣，況其名乎？”后來皇太極便親自探視，將貂皮解下親自給洪披上，洪也見好就收，立即拜倒降服。

洪承疇是明末難得的帥才，具有卓越的軍事才能和戰略頭腦。但處于明末官場泥淖，不可能獨善其身，否則也干不到薊遼總督之位。松錦一敗投靠后金，站在當時的角度是大節有虧，甚至為滿清后人不齒。站在發展的角度是有利于民族融合，殊不知此融合代價何其之大。縱觀洪承疇一生，為大明勘定內亂立下主功，松錦敗亡負有主要責任，投靠后金敗辱一生清譽，前后落差如此之大，不得不令人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