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當中日雙方在海上、陸上激戰時，一支來自日方的龐大記者團，時刻緊盯戰事進展，并在第一時間把報道發向日本和西方媒體。與此同時，日方還招募來自歐洲和美國的記者，跟隨前線日軍進行隨軍采訪。

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收藏了一套日方出版于甲午戰爭期間的雜志——《日清戰爭實記》，其中就登載了許多隨軍記者的報道和文章。翻閱這些來自于120年前的雜志，我們看到，在這些精心安排的報道里，日方處心積慮地為自己的罪責開脫、“辟謠”。同時，李鴻章苦心經營的北洋艦隊，其內部情況，在日方看來，簡直就是透明的。

發現經過：中日宣戰后問世 日方490天出版49期《日清戰爭實記》

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的吳先斌館長介紹，這套名為《日清戰爭實記》的雜志，是他2009年從北京潘家園買來的。

“我以前就知道有這么一套雜志。2011年9月，我去北京潘家園，在一個朋友那里，與這套書不期而遇。我當即提出，想收藏這套書，朋友很爽快就答應了。”

將雜志帶回南京后，吳先斌逐本翻閱。“這套雜志一共有四十九期，是甲午戰爭期間，日本方面出版發行的。我問過懂日語的朋友，他說雜志里的文章，使用的語言相當晦澀，應該屬于古日語。好在日語中本身就有很多漢字，而且很多專有名詞，比如地名、人名，我們都能看懂。所以我先自己讀了一遍，后來又請教了懂日語的朋友，對其中的內容，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雜志里對甲午戰爭爆發之后，中、日雙方的一系列交戰直至北洋完敗，到《馬關條約》簽訂，都有詳細報道。此外，對北洋水師的將領、戰艦、戰斗力，都有詳細的介紹。有的文章，還對中、日雙方海軍的實力進行了對比。從這些文章看，甲午戰爭前后，日方的情報之精準，對輿論的駕馭能力之強，確實不容小覷。”

現代快報《發現》周刊記者簡單翻閱了一下這些雜志，出版信息顯示，這些雜志的發行方是位于東京日本橋區的“博文館”，編輯者是“島田薰”，發行人叫“大橋新太郎”。其中，第一期雜志是明治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出版發行的，此后，雜志平均十天出一本，到明治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出版了第四十九期。記者查閱得知，日本的明治二十七年，就是清朝的光緒二十年，用公歷紀年則是1894年。也就是說，1894年，在中日雙方宣戰后的第二十七天，第一期《日清戰爭實記》雜志就問世了。

評價李鴻章：“曾被稱為東方第一政治家，現亦老邁至此境地”

甲午戰爭期間，身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鴻章，是北洋海軍的真正統帥。1894年的夏天，當戰爭的范圍不斷擴大時，身在直隸總督衙門的李鴻章，一方面遙控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等人進行作戰部署，另一方面試圖運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保存北洋的最后一點力量。而此時，在一水相隔的日本，通過《日清戰爭實記》，日本國民卻對這位遙遠的敵人了解得一清二楚。

出版于1894年9月的《日清戰爭實記》第二編中，有一篇題為《李鴻章》的文章。文章從李鴻章的身世說起，“號少荃，安徽合肥縣人，其父名進文，其母名沈氏，生于現清帝四世祖先仁宗嘉慶廿六年，現年七十有三，其祖先皆以文學登上顯位。”隨后，李鴻章的進學經歷、官場履歷、政績，甚至他的樣貌，都被一一羅列，細節豐富得令人咋舌。比如，其中講到他少年時代的老師叫吳方定;他的外貌則被描繪成“身長六尺，身體強健，態度耿直，膚色稍黑，兩眼漆黑炯炯有神，牙口不整，因抽煙略有變色”。

文中還講述了一個有關李鴻章的故事：平定太平天國叛亂后，李鴻章并沒有獨占其功，他手下的將士為此表示遺憾。李鴻章笑著回答他們說，內亂僅僅是小事，不值得用盡全力，滿腹經綸留待他日更有大用途。

雖然這個故事對李鴻章略有褒獎，但在文章的末尾，卻對李鴻章在甲午海戰中的敗績進行辛辣的嘲諷：“正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曾被稱為東方第一政治家的李鴻章，現亦老邁至此境地。”文章對李鴻章當時在清廷的尷尬處境也非常了解，說他“集上下非難于一身，或稱已發狂，或稱已自盡。雖其發狂自盡一詞僅為謠傳，然今李鴻章之地位，正如此謠傳所示也。”

評價清軍：“雙方團隊作戰，人數相同時清兵一定會輸”

甲午戰爭爆發之前，日方就非常注重搜集中方的情報。搜集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通過戰俘，此外戰俘還被日方作為人種范例，進行各類醫學和體力對抗測量。《日清戰爭實記》上，就有以《日清兩國兵體格的比較》為題的文章，刊載了這類測量結果。從這些測量數據出發，還進一步對清軍的軍紀、軍容、實力做了分析。

《日清戰爭實記》第二編中還有一篇名為《清軍與軍紀》的文章，文中肯定了清兵單兵作戰的能力，說清兵人數眾多，身體強壯，武器鋒利，射擊術也不差。但是，對清兵團體作戰的能力，卻予以了否定，“一個歐美人和一個中國人打斗時中國人未必會輸，但雙方團隊作戰，人數相同時中國人一定會輸，不僅如此，四個歐美人對七個中國人，中國人也贏不了。”

為什么會這樣？《清兵與軍紀》一文的作者分析：“畢竟，沒有同心協力，只顧個人安全，只要軍隊有難，不顧他人自己先逃走，因此軍隊只要有一處被打垮，很容易全軍覆沒。”

在這篇文章的結尾，作者做出對日方有利的預測：“除非是改良人種，否則(清軍)完全不是我軍的對手。軍紀本無形，但可以有形地體現，日清戰爭(注：甲午戰爭)的勝負可以此判斷。”

關于旅順屠殺：利用西方媒體為日軍暴行開脫

1894年11月22日，日軍攻陷旅順，隨即制造了旅順大屠殺慘案。關于這場屠殺，煙臺登萊青島道臺劉含芳在次年1月7日的電文中有這樣的描述：“日軍進入旅順后，獸性大發，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他們見人就殺，有的砍掉腦袋，有的割去雙耳;小孩被釘在墻上，有的挖去雙眼或割去雙耳……屠殺持續4日之久，整個旅順陷入血泊之中，死尸堆積高達數尺”。

屠殺發生時，英國的海員阿倫也親眼看到了日軍的暴行，他記錄道：“日軍很快向全城各方推進，凡他們撞見的人都給射倒了。幾乎在每一條街上，人們開始被滿地的尸體弄得寸步難行”。

旅順大屠殺發生后，美國紐約《世界報》記者克里曼，《泰晤士報》記者柯文，《旗幟》記者威利，《黑白畫報》記者阿斯頓等人，向他們的國家發出了震驚世界的旅順屠殺報道。與此同時，日本積極利用各種途徑為自己辯護，他們將日本方面所謂的“真相”發向西方媒體，在本國的媒體上，也做了許多歪曲事實的報道。

《日清戰爭實記》第十四編中，就刊登了一篇名為《旅順屠殺公使館武官證詞》的“辟謠”文章。文中稱：“攻擊旅順之際，敵方死傷極多，此為事實。然而，國外新聞報道多誹謗中傷，忽略我日軍之光榮戰績。”文中還稱，幾位報道旅順屠殺的西方記者，都是在主觀臆測，他們的證詞毫無價值。

為了替日方辯護，文章借用一位不具名的《每日郵報》公使館武官的說法，稱在日軍攻城前，城里的老百姓迅速出逃，清兵穿上市民的衣服進行抵抗，所以就出現了每家每戶都發生殺戮的現象，“日軍使用刀劍時，其結果往往令人恐怖。有時會發生不必發生的殺戮。因此完全不應推測是故意殺戮。有人說日軍時而殺戮無辜市民，這也不是故意而為之。這全都源于日本兵使用刀劍時難以區分戰員與非戰員。”

至于有的西方媒體指責日軍在旅順殘殺婦女，這篇“辟謠”文章認為完全是毫無根據的誣陷，文中還無恥地宣稱：“旅順屠殺僅發生于十一月廿一日晚，翌日晨起從未發生屠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