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周游列國是其一生的重大事件。他自述“三十而立”，即三十歲時立定了自己的人生觀、世界觀，有了對天下一些重大事情的看法，積極投入政治活動。由三十到七十三歲去世的四十多年中，十四年的周游列國占去三分之一時間。再以孔子與各國君主接觸，宣傳和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來說，又是聯系最廣、影響面最大的一段時間。為此，對孔子的這段歷史有必要仔細辨析。對此略抒淺見于此。魯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五十五歲的孔子，拋棄魯國三公之一——大司寇的高位，帶領弟子們到魯國之外周游。為什么？應有四個原因：

一為“送女樂”事件。在此前不久的夾谷之會上，齊國要用武力攝服魯國，當時身為相禮的孔子，用周禮作武器，拙敗了齊國的企圖，在國內威信大增，齊國為此憂慮，于是齊景公采納黎鋇的建議，向魯國送去八十名嬌艷的舞女和一百二十匹身披著錦繡的馬，陳列到魯國稷門外。孔子知道魯君如果收下便會驕奢淫佚，不理政事，堅決反對收下。執政大夫季桓子卻主張收下，魯定公礙于面子，不好馬上說收，卻以巡視為名，到稷門看了三次，后來收下了。孔子憤怒地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孔子認為這樣一來舞女腐蝕國君，當政的“小人”進讒言，魯國政治不會清明，自己的理想不能推行，故而離開。二為“失膰”事。孔子要馬上離去，弟子們說魯國就要祭天了，按照舊制國君祭天時的膰肉，要在祭后分給大臣。弟子們請他再等幾天，說如果送來膰肉，說明國君還器重您。孔子為此等了三天，也未見人送祭肉來，便知道魯國國君對自己失去了信任，才決定離開。為什么出現這種情況呢？重要的是第三個原因。

三因孔子主持隳三都的事件。當年季桓子的家臣陽虎在魯國叛亂，孔子態度明朗地反對陽虎，魯國的執政大夫季桓子認為孔子和自己政治觀點一致，便請魯君任命他為中都宰。孔子治理中都一年，成績突出，又不斷擢升為司空、大司寇。孔子一旦大權在握，便開展了維護魯君利益、削弱大夫勢力的“隳三都”活動。他先向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三家說：依照周禮，“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三家的家臣分別占據三地，城池大，勢力大，嚴重威脅到三家的利益。以此為由出兵拆除了叔孫氏的郈城，在對季孫氏費城的攻擊中，遭到強烈抵抗后，才勉強拆除。當要拆到孟孫氏的郕城時，孟孫氏的家臣公斂處父堅決反對，孟孫氏回味自己的家臣公斂處父對自己忠心耿耿，并未威脅到自己，原來孔子拆郕城的矛頭是對著自己。郕城沒攻下來，三家卻醒悟過來，三家大夫意識到孔子隳三都的主要目的是削弱來三家大夫的力量，孔子和自己并不是一家，所以在魯君面前屢進讒言，把孔子擠走了。四是孔子為實現自己的抱負而走。孔子一直懷著仁政德治的治國理想，幾年前在中都小試鋒芒，取得成功，加強了信心。當上大司寇后，在夾谷之會上為“相”時，取得成功，更信心勃勃，才敢于觸動三家大夫，展開了隳三都的活動。一旦被排擠，認識到魯國非實現自己政治理想之地，于是另辟蹊徑，另找出路，到別國試試。他認為憑著自己的本領和威望，不信干不出一番事業來。于是便決心帶著弟子們到魯國之外發展。這便是孔子周游列國的原因。

人們提起孔子周游列國的活動，往往重視“周游”二字，即到各國游歷，其實不然。孔子及其弟子一行，十幾年來在外面的活動，不是去游歷(今日習稱旅游)，不是去游山玩水，不是到處觀景。也不是一個國家或一級政府派出的代表團、考察團，而是一個有著明確政治目的的政治集團。一個以孔子為首，帶領一批弟子到各國去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希望到某一國家施展自己抱負的政治集團。他們在各國的活動，都是一些政治活動。孔子遠大的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達到世界“大同”。其近期目標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他認為現實社會應該和魯國大夫專權的現實不一樣，“政不在大夫”。他十分自負地說：如果有人用自己的主張，幾個月就可使這個國家變樣，三年就能大見成效。當子貢向他問起一塊美玉是藏起來好，還是找個識貨的主賣出去好時，孔子不假思索地回答：“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實際上孔子在各國的一些活動都是在推銷自己。為了從政，他帶領弟子們由北方跑到南方，由這國跑到那國，為了達到從政的目的，他不惜面見社會上反響不好的衛國南子，甚至連背叛晉國的佛肸對他召喚，他也“欲往”。盡管他相信自己“不緇”、“不璘”;有信心改變壞人，不與壞人同流合污，打算用各種不同的手法爭取壞人，改造壞人。千方百計要將自己的政治抱負在各國施展，這就是孔子率領的這一政治集團到處周游的目的。

盡管孔子一行棲棲遑遑，到處尋找從政治國的機會，卻一直未能如愿。原因何在？這涉及到對孔子此人的基本估價問題。孔子所處的春秋末年，是社會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的時期。各國的奴隸主政權岌岌可危。奴隸主們為了生存和延續統治，敲骨吸髓地對廣大奴隸剝削壓榨。其實，剝削壓迫越甚，奴隸們反抗越厲害，各國奴隸制的統治越不穩。孔子，這位出身奴隸主家庭，一生忠君尊王，即忠心奴隸主服務的奴隸制思想家、奴隸主的代言人，想的卻比各國奴隸主更深些，更遠些，但卻不切合實際。他認為如果奴隸主對奴隸放寬剝削，讓他們吃飽穿暖，如果承認奴隸們的人格，不任意役使、買賣、殺戮、殉葬，奴隸們就不會反抗了。奴隸制就可延續了。于是他所到各國均宣傳仁政、德治，大量舉出先王寬民、愛民的例子，對違背禮制的人鞭撻、斥責。他認為這一劑良藥，足可治奴隸制衰亡的頑癥。殊不知慣于殘酷奴役奴隸的奴隸主本性不改，人家不用他。他反對的那些爭權者——各國大夫，正是各地反對奴隸制的力量，更對他不客氣。所以孔子所到之處，大多是國君以禮相待，但不用他的主張。像宋國司馬桓魋那樣的人，與他的主張本來敵對，當然對他更不能容了。這就是孔子周游列國到處不被任用的主要原因。

在孔子率領弟子們十幾年的周游列國中，由于當時的歷史條件，他們沒能達到預期的目的，但十幾年來對外活動也有不少收獲。其一，孔子及其弟子們十幾年，到各地進行了廣泛的社會調查。通過到各國與各階層人們廣泛接觸，實地了解到各國的民情、國情，對于孔子思想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不少作用。學界一般認為孔子早年重禮，晚年重仁，就與其周游列國、廣泛調查有關。六歲便“陳俎豆，設禮容”的孔子，早年習禮有成，曾被譽為魯國最懂禮儀的人。孟僖子臨死前對兒子說：因為自己對周禮不熟悉，難以擔當大任，“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孟僖子臨死前托孤讓兩個兒子向孔子習禮，此后不久，孔子率弟子南宮適等到周都洛邑觀禮樂。他多次強調禮樂治國，認為禮是最大的事。經周游列國，到處了解些國情民情后，其思想則逐漸向仁德方面轉變。如孔子歸國后，季康子向他問增加田賦的事，他不回答，就是心中反對。冉求幫助季氏聚斂，他大發雷霆，“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子路問君子，孔子接連回答“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對鄭國的子產，更贊揚其“養民也惠，使民也義”的好思想，好作為。這些主張大都是在周游游列國時，多次實際見到民間疾苦的反映。

社會調查還包括了解各國的國情。從各國的歷史、到各國的現狀。從這些具體實例中吸取經驗，汲取教訓。在他對各國歷史人物及當時人物的評價中體現出他的思想。如衛靈公雖本事不大，道德不高，但用了幾位賢才就能保住“不喪”。陳湣公對他的主張比較支持，但孔子考慮到陳國國小民貧，又介于大國之間，不敢在陳國有所作為等等。第二個收獲就是周游列國中又收了一些弟子，在現實中對弟子們教育，與弟子們交談中，豐富了他的教育思想。另有一個重要收獲就是到處播撒仁德思想、惠及各地民眾、從而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使孔夫子名揚各國，甚至有人把他奉為驚醒世人的木鐸。作為孔子一生中重大事件的周游列國，并沒白白浪費了十幾年，而是有了一些實地接觸、考察社會的機會。這對孔子思想的形成，對這位文化巨人的鑄造，顯然起著重要作用。當地依據古代傳聞，有很多紀念遺址。如顏子港、講經臺、曬書場、坐石、回車埠、孔嘆橋、問津碑、墨池、硯石、田涇石、長沮沖、桀溺畈等。歷史是復雜的，非親身經歷不會記載詳細(即使親自經歷，有時也難免記錯)，為弄清事實，就應利用各方面的資料予以對照、證實。司馬遷親自到孔子故鄉調查，聽到許多真實材料，如實地記錄下來，對后世留下寶貴的文化遺產。但他只是一人調查，一人訪問。如果鋪開面，更多的人調查，更多的人訪問，肯定能得到更多的資料，更能多方面、多角度地了解問題。河南孔子學會發動全省的力量，廣泛調查，搜集到大批資料，顯然比當年廣泛深入的多。孔子當年周游列國，主要在今河南一帶，河南省孔子學會組織了孔子周游列國史跡調查活動，該會已將該省內調查到的八十多處孔子周游列國的史跡編印成冊，名《孔子足跡遍河南》。在此基礎上，重新繪制了孔子周游列國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