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說歷史上的崇禎皇帝最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那無疑是殺魏忠賢了的，據傳聞，崇禎在殺害魏忠賢不久之后，就為他自己造下的苦果悔得腸子都青了。這是這么回事呢？以下揭曉。

崇禎即位之初，在幾番試探之后，不動聲色地以雷霆手段徹底肅清了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集團，把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魏忠賢的倒臺，給當時黑暗政壇帶來些許新鮮空氣的同時，也讓崇禎贏得了圣明之君的歡呼頌揚。

然而，十七年后，也就是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四日，就是他煤山上吊自殺殉國前的第五天，崇禎在大兵壓境、大廈將傾的絕望中，竟然做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他下了秘旨，重新收殮魏忠賢的遺骨，墓址就選在了魏忠賢生前早已看好的香山碧云寺。崇禎在國破人亡的慌亂絕望中，為什么會突然改變自己打倒和否定魏忠賢的初衷，出人意料地為其收集骸骨、修墳立碑。

魏忠賢，字完吾，河北滄州肅寧人，漢族，原名李進忠。

因為欠下一屁股賭債，自閹入宮。明熹宗時期，出任秉筆太監后，改名魏忠賢，極受寵信，被稱為"九千九百歲"，以致人們"只知有忠賢，而不知有皇上"。野史記載，魏忠賢之所以能快速上位，是因為他去勢未盡，也就是閹割不徹底，和明熹宗的乳母客氏對食，深得其歡心。

魏忠賢一代權奸，專斷國政，殘忍陰毒，驕狂跋扈是歷史事實，這翻不了案。但魏忠賢這個人，由于他和控制輿論文官集團的矛盾，他的壞處被無限放大了，其真實面目也變得臉譜化，污名化了。事實上，說魏忠賢“專權”也罷，“獨裁”也罷，他在事關國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上，還是很講原則的，很有辦法的。這里可以舉幾個例子。

一、魏忠賢曾經力排眾議、大膽起用遼陽戰敗遭受讒言的熊延弼，不徇私情、果斷罷免寧錦一戰中畏縮不出的袁崇煥，拋開私怨、違心推薦趙南星、孫承宗等一批能臣直臣。

二、朝庭沒錢要收稅，當時的情況是南方的商人有錢，農民沒錢。但是商人的代表是東林黨，他們反對向士紳、商人、手工業者、礦主加稅。魏忠賢不管這些，極力向中上層征稅，使大明帝國不至于被財政拖垮。

三、遼東戰事吃緊，急需馬匹。魏忠賢依明朝舊例，大臣有特殊貢獻者可賜給在宮中騎馬的特權，作為條件，騎馬者逢年過節要向皇帝進獻好馬一匹。魏忠賢就一下子賜給幾百名太監在宮中騎馬的特權，而后就不斷地降諭旨讓他們進獻馬匹，逼得這些太監直罵娘。魏忠賢通過強售禁宮騎馬權，來籌集馬匹，得罪了一大批官員，也并沒有向農民伸手。魏忠賢還向國家捐款，用自己的私產資助遼東戰事兵器馬匹等物品。

四、魏忠賢集團在全國各地征收各種商稅、海稅，雖然大有貪污，但沒有加重百姓賦稅。河南當時遭災，還能免除賦稅，兩浙受災，內庫尚能撥款賑災。閹黨集團主要和文官集團矛盾尖銳，但并無多少侵害百姓，肆意殺民的行為。因為魏忠賢本身就是農民出身，他知道農民的難處。魏忠賢主政期間，國內形勢良好，遼東局勢平穩，這種能力、魄力、這份功績，還是應該被認同和肯定的。

魏忠賢死后，崇禎一上臺，立即起用了倡導儒家思想的東林黨人，但在國內動蕩、邊關危急的存亡之際，那些擅長空談、治國乏術的文人儒將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重新上臺的東林黨為了爭取民心，免了許多賦稅。鹽稅、布匹稅等商稅不再征收;由于缺少經濟來源，只得增加農民稅賦，各地無論是否有災，賦稅照舊，一分不少，以前的欠稅，還要補交。李自成老家，閹黨掌權時，每畝地賦稅二錢，東林黨再次掌權后，每畝賦稅二兩;商人不加稅，只在農民身上括錢，再加上幾百年不遇的連續天災。農民活不下去，只得參加流民起義。錢收不上來，該花的錢一分不少。光東林黨人的守遼，每年就要耗去國庫九百萬兩白銀，幾年下來耗光了明朝的財政。李自成兵圍北京，國庫虧空，崇禎向朝臣借錢，個個都沒有了平時激昂高亢的愛國辭令。是他們沒錢？不是。李自成一進京，從他們身上就搜刮到七千萬。他們是寧可國破，也不肯出錢。從這點看來，文官大臣對朝廷的忠心，還不及魏忠賢閹黨。

朝中少了魏忠賢閹黨的制約，文官集團內部黨爭加劇，相互攻訐，彼此掣肘。以倡談儒學為己任的東林黨人，呈上來的奏章大多是大話、空話連篇的愚腐之見，紙上談兵之奇談怪論，國事無補的道德文章。崇禎再志向遠大、勵精圖治，也難以應付這種局面。他十七年中換了十七個刑部尚書和五十個內閣大學士，都于事無補。

崇禎即位，在內憂外患的嚴峻形勢下，朝廷迫切需要一位魏忠賢這樣富有處理軍國大事經驗和把握動蕩時局能力的“能人”來獨擋一面，雖然無法扭轉國勢日衰、積重難返的敗亡趨勢，但也不至于在短時間內坍塌崩潰。但崇禎自認為自己會比哥哥高明，對治國理政的艱巨復雜估計不足，輕信東林黨的空談標榜，終于自釀惡果。崇禎死前哀嘆：“文臣皆可殺”，“此皆文臣誤我"。大明朝沒有亡在魏忠賢那幫流氓無賴的手中，偏偏亡在這幫自以為飽讀賢圣之書，治國有方的腐儒手中。實在是一個笑話，也值得人們深思。明熹宗臨死前曾專門叮囑崇禎說：”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太監曹化淳也說了這樣的話“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從事后看來，是有些道理的。至少魏忠賢是忠于大明朝的，而且能以國家大計為重。

若說歷史上的崇禎皇帝最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那無疑是殺魏忠賢了的，據傳聞，崇禎在殺害魏忠賢不久之后，就為他自己造下的苦果悔得腸子都青了。這是這么回事呢？以下揭曉。

崇禎即位之初，在幾番試探之后，不動聲色地以雷霆手段徹底肅清了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集團，把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魏忠賢的倒臺，給當時黑暗政壇帶來些許新鮮空氣的同時，也讓崇禎贏得了圣明之君的歡呼頌揚。

然而，十七年后，也就是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四日，就是他煤山上吊自殺殉國前的第五天，崇禎在大兵壓境、大廈將傾的絕望中，竟然做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他下了秘旨，重新收殮魏忠賢的遺骨，墓址就選在了魏忠賢生前早已看好的香山碧云寺。崇禎在國破人亡的慌亂絕望中，為什么會突然改變自己打倒和否定魏忠賢的初衷，出人意料地為其收集骸骨、修墳立碑。

魏忠賢，字完吾，河北滄州肅寧人，漢族，原名李進忠。

因為欠下一屁股賭債，自閹入宮。明熹宗時期，出任秉筆太監后，改名魏忠賢，極受寵信，被稱為"九千九百歲"，以致人們"只知有忠賢，而不知有皇上"。野史記載，魏忠賢之所以能快速上位，是因為他去勢未盡，也就是閹割不徹底，和明熹宗的乳母客氏對食，深得其歡心。

魏忠賢一代權奸，專斷國政，殘忍陰毒，驕狂跋扈是歷史事實，這翻不了案。但魏忠賢這個人，由于他和控制輿論文官集團的矛盾，他的壞處被無限放大了，其真實面目也變得臉譜化，污名化了。事實上，說魏忠賢“專權”也罷，“獨裁”也罷，他在事關國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上，還是很講原則的，很有辦法的。這里可以舉幾個例子。

一、魏忠賢曾經力排眾議、大膽起用遼陽戰敗遭受讒言的熊延弼，不徇私情、果斷罷免寧錦一戰中畏縮不出的袁崇煥，拋開私怨、違心推薦趙南星、孫承宗等一批能臣直臣。

二、朝庭沒錢要收稅，當時的情況是南方的商人有錢，農民沒錢。但是商人的代表是東林黨，他們反對向士紳、商人、手工業者、礦主加稅。魏忠賢不管這些，極力向中上層征稅，使大明帝國不至于被財政拖垮。

三、遼東戰事吃緊，急需馬匹。魏忠賢依明朝舊例，大臣有特殊貢獻者可賜給在宮中騎馬的特權，作為條件，騎馬者逢年過節要向皇帝進獻好馬一匹。魏忠賢就一下子賜給幾百名太監在宮中騎馬的特權，而后就不斷地降諭旨讓他們進獻馬匹，逼得這些太監直罵娘。魏忠賢通過強售禁宮騎馬權，來籌集馬匹，得罪了一大批官員，也并沒有向農民伸手。魏忠賢還向國家捐款，用自己的私產資助遼東戰事兵器馬匹等物品。

四、魏忠賢集團在全國各地征收各種商稅、海稅，雖然大有貪污，但沒有加重百姓賦稅。河南當時遭災，還能免除賦稅，兩浙受災，內庫尚能撥款賑災。閹黨集團主要和文官集團矛盾尖銳，但并無多少侵害百姓，肆意殺民的行為。因為魏忠賢本身就是農民出身，他知道農民的難處。魏忠賢主政期間，國內形勢良好，遼東局勢平穩，這種能力、魄力、這份功績，還是應該被認同和肯定的。

魏忠賢死后，崇禎一上臺，立即起用了倡導儒家思想的東林黨人，但在國內動蕩、邊關危急的存亡之際，那些擅長空談、治國乏術的文人儒將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重新上臺的東林黨為了爭取民心，免了許多賦稅。鹽稅、布匹稅等商稅不再征收;由于缺少經濟來源，只得增加農民稅賦，各地無論是否有災，賦稅照舊，一分不少，以前的欠稅，還要補交。李自成老家，閹黨掌權時，每畝地賦稅二錢，東林黨再次掌權后，每畝賦稅二兩;商人不加稅，只在農民身上括錢，再加上幾百年不遇的連續天災。農民活不下去，只得參加流民起義。錢收不上來，該花的錢一分不少。光東林黨人的守遼，每年就要耗去國庫九百萬兩白銀，幾年下來耗光了明朝的財政。李自成兵圍北京，國庫虧空，崇禎向朝臣借錢，個個都沒有了平時激昂高亢的愛國辭令。是他們沒錢？不是。李自成一進京，從他們身上就搜刮到七千萬。他們是寧可國破，也不肯出錢。從這點看來，文官大臣對朝廷的忠心，還不及魏忠賢閹黨

朝中少了魏忠賢閹黨的制約，文官集團內部黨爭加劇，相互攻訐，彼此掣肘。以倡談儒學為己任的東林黨人，呈上來的奏章大多是大話、空話連篇的愚腐之見，紙上談兵之奇談怪論，國事無補的道德文章。崇禎再志向遠大、勵精圖治，也難以應付這種局面。他十七年中換了十七個刑部尚書和五十個內閣大學士，都于事無補。

崇禎即位，在內憂外患的嚴峻形勢下，朝廷迫切需要一位魏忠賢這樣富有處理軍國大事經驗和把握動蕩時局能力的“能人”來獨擋一面，雖然無法扭轉國勢日衰、積重難返的敗亡趨勢，但也不至于在短時間內坍塌崩潰。但崇禎自認為自己會比哥哥高明，對治國理政的艱巨復雜估計不足，輕信東林黨的空談標榜，終于自釀惡果。崇禎死前哀嘆：“文臣皆可殺”，“此皆文臣誤我"。大明朝沒有亡在魏忠賢那幫流氓無賴的手中，偏偏亡在這幫自以為飽讀賢圣之書，治國有方的腐儒手中。實在是一個笑話，也值得人們深思。明熹宗臨死前曾專門叮囑崇禎說：”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太監曹化淳也說了這樣的話“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從事后看來，是有些道理的。至少魏忠賢是忠于大明朝的，而且能以國家大計為重。

崇禎收葬魏忠賢遺骸，既是對魏忠賢價值和功績的重新肯定，也是對自己十七年執政生涯的否定、后悔。但最主要的是他認識到了魏忠賢在處理“大事”方面的清醒和果決，尤其是在維護大局、知人善任、賞罰分明的關鍵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能力和作用。

識到了魏忠賢在處理“大事”方面的清醒和果決，尤其是在維護大局、知人善任、賞罰分明的關鍵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能力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