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相當長時間“門前冷落車馬稀”的境況，歷史忽然“火”起來了。電視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講史節目，書店里塞滿了形形色色的歷史讀物，真使人有“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之感。然而無論什么東西，只要一“火”，就難免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火”起來的歷史讀物，當然也不可能逃脫這一規律。東拼西湊、草率成篇者有之，搜奇獵艷、聳人聽聞者有之，信口雌黃、任意褒貶者有之，甚至時常出現“關公戰秦瓊”式的硬傷。

面對這突然而至的講史讀史熱潮，職業歷史工作者表現出不同的態度。有的“臥看潮生三山外”，對這種現象漠不關心，埋頭做自家學問；有的“黃鶴樓上看翻船”，掇拾學術明星的紕漏舛誤，作為茶余飯后的談資；也有的“到中流擊水”，將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轉化為雅俗共賞的文字，向讀者提供一些真實可靠的知識。

年逾古稀的陳梧桐先生，在通俗歷史讀物的創作方面，就做出了可喜可敬的成績。陳先生長期從事歷史研究，在明史和中國民族關系史方面造詣頗深，尤以朱元璋研究蜚聲學林，先后出版了多種學術專著。在潛心治學的同時，陳先生也很注重歷史知識的普及和傳播。2007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他與彭勇先生合作撰寫的《明史十講》，獲得廣泛好評。2008年1月，他獨自撰寫的《自從出了朱皇帝》，也由廣東人民出版社推出。在《明史十講》的“后記”中，陳先生寫下這樣一段話，以闡述撰寫該書的緣由：

明朝的歷史長達277年，在各個領域都取得許多突出的成就，特別是在晚明時期，更是呈現出由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的曙光。然而由于種種復雜的原因，在一般人的眼里，明朝幾乎成為專制、黑暗、殘暴的代名詞，其評價竟不如元朝和清朝。打開電視，反映明代歷史的電視劇，不是君主殘暴昏庸，就是廠衛橫行霸道，一片昏天黑地；反映清代歷史的電視劇，不是君主睿智圣明，就是臣工奮發有為，一片朗朗乾坤。因此，當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呂健先生約我撰寫本書時，盡管手頭有許多活，還是答應了下來。因為我覺得，借助講座的形式，向廣大讀者介紹自己的學術觀點和研究成果，傳播正確的明史知識，乃是明史研究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

這段話也完全適用于《自從出了朱皇帝》。從中可以看出，陳先生暫時撇開繁重的研究工作，致力于通俗讀物的寫作，純然出于一位歷史學家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可以說，《明史十講》的目的，是廓清籠罩在明王朝身上的迷霧和謬見，告訴讀者一個真實的明朝；《自從出了朱皇帝》的目的，則是廓清籠罩在明朝開國皇帝身上的迷霧和謬見，告訴讀者一個真實的朱元璋。

《自從出了朱皇帝》的開篇，就是澄清一個流傳頗廣的誤解。眾所周知，元朝時期，平民百姓生子，常以父母年齡相加為名。如父親24歲，母親22歲，生子即名四六；父親23歲，母親22歲，生子即名四五，等等。朱元璋幼名重八，有些人便想當然地認為“重八”即是“八八”，也是以父母年齡相加得名。查朱元璋出生的時候，其父48歲、母43歲，年齡相加為91歲，與“重八”完全合不上。其實，元朝還有另一種通行的取名方式，就是以行第為名。朱元璋有四個堂兄分別叫重一、重二、重三、重五，三個胞兄分別叫重四、重六、重七，他排行第八，故名重八，與父母年齡沒有任何關系。

類似的破疑解惑，書中所在多有。比如，民間長期流傳著一首《鳳陽歌》：“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是個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很多人不明就里，把鳳陽百姓的苦難完全歸罪到朱元璋身上。陳先生分析了《鳳陽歌》產生的時代背景，指出這實際上是花鼓藝人為了發泄對清朝統治者的不滿，借罵前朝皇帝來詛咒當朝統治者，“歌詞里的‘朱皇帝’不過是清朝愛新覺羅皇帝的代名詞，指桑罵槐，此之謂也”。再如，明代野史稗乘之中，記載了多樁明初的文字獄，其中不少純屬子虛烏有，但在民間長傳不衰，許多歷史學者也信以為真，雖有學者起而力辨其誣，終究難挽以訛傳訛之風。陳先生梳理有關資料，吸收前人成果，力陳野史稗乘之不可盲目相信，求真之心，令人感佩。

作為朱元璋研究的權威專家，對洪武年間的許多重大問題，陳先生都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比如，關于胡惟庸案，自明朝至當今一直眾說紛紜，很多人都認為這是一樁徹頭徹尾的冤假錯案。陳先生經過對有關史料的梳理考察，認為“就整個案件來說，是真真假假，有真有假”。具體說來，胡惟庸“不僅在經濟上貪污受賄，而且在政治上拉幫結派，打擊異己，飛揚跋扈，擅專黜陟，藏匿于己不利的奏章，侵犯了皇權，最后發展到策劃謀反，他的被殺是罪有應得，咎由自取”；但胡案發生后，朱元璋“借機搞擴大化，‘余黨皆連坐’，這些被株連的‘余黨’有的是冤死鬼。此后，他將罪名頻頻升級，用以打擊一部分恃功驕橫、飛揚跋扈的功臣，這些則純粹是冤假錯案了”。

與胡惟庸案并列的藍玉案，也被很多人視為一大冤獄。已故明史專家呂景琳先生曾發表《藍玉黨案考》一文，列舉一些理由證明“藍玉案是完完全全的一個假案”。其中最重要的一條理由，是認為該案案犯供稱藍玉擬在皇帝耕藉田之日謀反，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耕藉田雖定在仲春二月，但具體日期則由欽天監臨時選擇，而且皇帝不一定親自前往，因此，“一般人決無可能較早知道享先農耕藉田的日期，更不可能預測朱元璋今年去不去耕藉田”。陳先生指出，這些理由實際上是經不起推敲的，“耕藉田的具體日期雖由欽天監擇定，但絕非臨時決定，而是提前一段時間擇定，因為耕藉田并非皇帝本人或委派代行官員的個人行動，而是牽涉到一大批百官耆宿的集體行動”，藍玉“作為必須參加耕藉田的三公之一，他事先知道耕藉田的日期定在二月十五并得知皇帝將親往參加，是一點也不奇怪的”。陳先生認為，藍玉謀反的事實是確鑿無疑的，“但大規模的誅殺，又必然造成大量的冤獄”。

歷史學界內外，都有很多人把明清視為閉關鎖國的時代。陳先生提醒讀者注意，“明朝的海禁和清朝的海禁有著本質的不同，前者是一種由官府壟斷海外貿易的政策，后者才是真正的閉關鎖國政策”。他由此告誡說：“歷史上有一些外表相似的事物，其實內涵和本質并不一定相同。我們研究歷史，不僅要觀其形，更要察其神，透過現象抓住本質。否則，就會上當受騙，得出錯誤的結論。”這是陳先生的經驗之談，也是所有研史讀史者都應當引以為訓的重要原則。

陳先生長期沉潛于朱元璋研究，對朱元璋的言行事跡、是非功過了然于胸。對于一些流行讀物將朱元璋妖魔化、臉譜化的做法，他雖然深感不滿，但他決不矯枉過正，為朱元璋曲意辯護，涂脂抹粉。在充分肯定朱元璋的歷史功績的同時，他也花費大量筆墨，介紹和剖析了朱元璋的政策失誤和性格缺陷。

他寫作此書的惟一目的，是想告訴讀者一個真實的朱元璋。陳先生談到：“任何歷史作品，不管其表現形式如何，是學術著作還是通俗讀物，都應該真實地反映歷史的面貌，揭示其豐富的內涵。否則，戲說歷史，真假混淆，就無助于人們認識歷史，得到有益的啟迪了。因此，歷史作品應該寫得好看，更要寫得真實。真實是歷史作品的生命之所在。”這是陳先生一向秉持的原則，也是所有寫史者都應當秉持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