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在位期間，后宮嬪妃很久沒有升遷，十分不滿，便屢屢提出申請，仁宗總是說沒有先例，大臣們不會答應。妃子們不信，說：“圣上出口為敕，誰敢不從？”仁宗笑著說：“你們不信，不妨試一試。”旨意下發(fā)后，大臣們果然上奏說沒有依據(jù)。有的嬪妃半信半疑，仍然向仁宗討要封賞，仁宗也不推辭，取來彩箋寫上某宮某氏轉任某官，妃子們開心地退去。到了發(fā)放官俸時，妃子們各自拿出御筆要求加薪，宮廷財務部門卻一律不予理睬。妃子們郁悶地找到仁宗，當著仁宗的面將御書一一撕毀，不高興地說：“原來使不得。”

自古有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意思是說天下所有的子民、財物都是皇帝的私有財產(chǎn)，可以任由其支配。莫說是在封建王朝，即便是在民主與法制建設不斷完善的今天，上級領導若想給某人升官加薪，只要一句批示、一個電話，甚至一個眼色，有關部門就會忙不迭地認真領會、堅決執(zhí)行。那么，為何仁宗皇帝的“金口玉言”那樣不值錢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需要了解兩個前提：一是仁宗并非傀儡皇帝，他實實在在地執(zhí)掌最高權力達30年;二是仁宗并非弱智皇帝，他沒有被權臣架空或操縱。換句話說，他實際上完全可以將權力的鋒芒運用到極致，從而為所欲為。

因此，我們不能不承認，仁宗皇帝具有某種“權力約束”的內在自覺性。當然，更重要的是，他還將這種內在自覺性通過制度安排而加以固化。當時皇帝直接發(fā)出的詔令，有個專有名詞叫作“內降”，而“內降”也只有通過朝廷的審批認可才能生效。當時杜衍擔任吏部侍郎，就常常不買皇帝的賬，將他不認可的“內降”專門放在一個盒子里，攢到十多份就拿去還給皇帝。一次，仁宗感慨地對諫官歐陽修說：“外人知道杜衍封還內降的事嗎？殊不知那些原本有求于朕卻因杜衍阻攔而中止的人，要遠遠多于他所封還的。”

仁宗這句話可謂意味深長，表面上看他似乎對皇權受到約束而感到惆悵，實際上則是為“封還內降”阻止了更多的邀功請賞者而感到欣喜。所以，“封還內降”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看作是仁宗與朝中大臣的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配合。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珠聯(lián)璧合，既讓朝政按照理所當然的軌跡運行，又營造了公平、公正的政治環(huán)境。

正是在這樣一種自我約束與制度安排下，仁宗當政期間，成了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政治相對清明、經(jīng)濟文化快速發(fā)展的時期。“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蘇”、歐陽修、曾鞏、王安石這“六家”，都活躍在仁宗時代;有宋一朝的名臣如韓琦、文彥博、司馬光、王安石、包拯等等，也都出現(xiàn)在這一時期的政治舞臺上。這些不能不說是與仁宗的“權力約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li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