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時代的魯迅，曾因家庭生活的變故，而飽受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他在為《阿Q正傳》俄文譯本寫的自敘傳略中回憶：其祖上本是殷實富足的大家，“但到我13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么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這“很大的變故”指的就是他的祖父周福清的科場舞弊案。

魯迅祖父

周福清是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進士，字震生，號介孚，浙江會稽人，曾由散館改任知縣，后又改任內閣中書。

光緒四年(1878年)卓越政績的兩江總督沈葆楨參劾了一批知州、知縣職級的官員，其中包括擔任浙江杭州府金溪縣知縣的周福清，評價他“辦事顢頇而文理尚優”。“文理尚優”是沈葆楨對周福清進行肯定的一面，“辦事顢頇”則是對他否定的一面。什么是顢頇呢？顢頇就是馬虎、糊涂。質言之，沈葆楨認為作為知縣的周福清是個庸官。但是，庸官畢竟不屬于貪官，且周福清還有“文理尚優”的長處，因此，沈葆楨是公正的，只是向皇上建議對周福清“歸部改選教職”，也即沈葆楨認為周福清作為知縣是個庸官，但既然有“文理尚優”的特長，就還可以擔任教育方面的官員。

周福清雖然是個庸官，但顯然官癮不小，他除了擔任知縣實缺外，還走陜甘地區路徑另外捐報了一個同知職銜。知縣是七品，同知是五品，相當于了今天的副地廳局級干部。不過，既然沈葆楨考核他為了一名庸官，他的仕途也就難以發展了。光緒五年(1879年)軍機處經過考察后，決定對36歲了的周福清“照例以原品休致”，也即保留其七品級別而不實用，把他休到了一邊。周福清所報捐的同知銜是白花了錢財，不能得到真正承認，不過，他無法接受不當實職官員的命運，便在光緒四年當年即又捐了個內閣中書職務。該職務仍然是七品，但名義上屬于了京官，似乎還是“升”了官。

光緒十九年(1893年)九月，浙江鄉試正考官殷如璋(亦作殷汝璋)南下路過蘇州，周福清的家丁陶阿順向殷如璋遞交了一封信。結果，陶阿順當即被殷如璋扣留，將他跟信函一起交給了蘇州府收審。蘇州府隨即又把陶阿順移送給浙江方面，由浙江巡撫松駿、臬司趙舒翹、藩司(布政使)劉樹堂及杭州知府陳璚進行查辦。這就有了周福清賄賂浙江主考官一案。該案當即震動軍機處，遞交到了光緒皇帝案頭，并由江西道監察御史褚成博共同參加審理。十一月，光緒皇帝下令將周福清革職并予以抓捕。

魯迅畫像

不過，周福清并不是被抓到的，而是自首的。原來，周福清有個兒子叫周用吉，也就是周氏三兄弟的父親，他要參加該年舉人科考(鄉試)。周福清到上海打探消息，知道正考官是殷如璋，當時一定是大喜，便乘船到了殷如璋南下必經的蘇州，讓家丁陶阿順去投名帖和信函。據民國房兆楹、杜聯喆合編《增校清朝進士題名碑錄》記載，殷如璋系江蘇揚州府甘泉縣人，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二甲第17名進士，周福清是三甲第15名進士，彼此屬于同科。周福清竟以為同科友誼可以幫他舞弊，就在信函中列了“小兒”周用吉等人名單，寫了一張洋銀一萬元支票。不想，殷如璋并不愿意受賄舞弊，當即就把上門遞送的家丁陶阿順抓起來交給了蘇州府。躲在上海租界的周福清自首，實際也是無奈，一是光緒皇帝的抓捕命令嚇住了他，二是這時候兒子周用吉已經被浙江巡撫松駿抓捕到案，做父親的不自首寶貝兒子就要徹底完蛋了。

雖然周福清屬于行賄犯罪未遂，但所犯罪行性質依然屬于應當處以死刑，考慮到軍機處“減等”意見，就給個面子，將周福清從斬立決改為斬監候，也即給予緩期執行，到次年秋后再砍他腦袋。

不過，由于這樣一緩刑，周福清的腦袋就保住了，他的案件由此被擱置起來，到光緒二十一年還處于斬監候狀態，而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時，周福清竟然被“開釋”，即釋放了。這個結果，可以說比最初軍機處主張的“杖一百，流三千里”輕得多，因為“杖一百，流三千里”雖然不是死刑，但也基本是失去了活著還鄉的機會，而周福清現在等于只是在監獄蹲了6年多有期徒刑的牢而已。

正是這場科場舞弊案，周家因此衰落，才有了百草園和三味書屋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