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不住的康熙，十多年前，我的朋友張宏杰曾經(jīng)寫過一篇關(guān)于吳三桂的長散文《無處收留》，我十分喜歡這篇散文。在這篇散文中，宏杰將康熙與吳三桂的沖突歸結(jié)為二者道德原則的沖突，他說：“一條噬咬舊主來取悅新人的狗，能讓人放心嗎？一個沒有任何道德原則的人，可以為功，更可以為禍。”相比之下，“康熙皇帝基本上是在和平環(huán)境下長大的，與從白山黑水走來的祖先不同，他接受的是正規(guī)而系統(tǒng)的漢文化教育。到了康熙這一代，愛新覺羅家族才真正弄明白了儒臣所說的天理人欲和世道人心的關(guān)系。出于內(nèi)心的道德信條，他不能對吳三桂當初的投奔抱理解態(tài)度。

對于吳三桂為大清天下立下的汗馬功勞，他也不存欣賞之意。對這位王爺?shù)馁u主求榮，他更是覺得無法接受。對這位功高權(quán)重的漢人王爺，他心底只有鄙薄、厭惡，還有深深的猜疑和不安。”精辟，深刻，卻不完全。

因為宏杰兄高估了康熙大帝的道德信條，后來的事態(tài)發(fā)展證明，康熙也并非一個道德的完人，相反，他同樣是一個過河拆橋、背信棄義的行家里手。

王輔臣本來是康熙派到甘肅去平叛吳三桂造反的，他卻因受到陜西經(jīng)略莫洛欺壓，逼他陷入死地，造成部隊嘩變，憤而叛清，向莫洛軍營發(fā)起突然襲擊，莫洛被流彈打死。從平叛到反叛，王輔臣命運的戲劇性轉(zhuǎn)折讓康熙百思不解，急忙召見王輔臣的兒子、大理寺少卿王繼貞，劈頭一句話就是：“你父親反了！”

王輔臣是驍將，他的反叛，無論從心理上，還是戰(zhàn)略上，都給朝廷極大的打擊。康熙憂心忡忡地對大學(xué)士們說：“今王輔臣兵叛，人心震動，丑類乘機竊發(fā)，亦未可定。”康熙不幸言中了，王輔臣的反叛，在陜甘引起連鎖反應(yīng)，絕大多數(shù)地方將領(lǐng)都加入到反叛的行列。

陜西是戰(zhàn)略要地，叛軍向南可與四川叛軍會合，向北可挺進中原，長驅(qū)直入帝都，而當時的清軍正云集在荊州，準備堵住吳三桂這股洪水，北京城虛空，大清王朝已命懸一線。朝廷實在沒有力量再去對付王輔臣了，只能派了一些蒙古兵前往陜西征剿，天寒馬瘦。

數(shù)千蒙古騎兵集結(jié)在鄂爾多斯草原上，整裝出發(fā)。但康熙深知，對王輔臣安撫為上，頻頻搖動橄欖枝，以求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他不僅派人前往王輔臣營中，讓他傳達皇帝的旨意，甚至把王輔臣的兒子王繼貞都派了過去，臨行來還叮囑他：“你不要害怕，朕知你父忠貞，決不至于做出謀反的事。大概是經(jīng)略莫洛不善于調(diào)解和撫慰，才有平?jīng)霰鴩W變，脅迫你父不得不從叛。你馬上就回去，宣布朕的命令，你父無罪，殺經(jīng)略莫洛，罪在眾人。你父應(yīng)竭力約束部下，破賊立功，朕赦免一切罪過，決不食言！”送走了王繼貞，康熙的心里還是忐忑不定。他在昭仁殿里徘徊苦思，然后走到紫檀長案前，提筆給王輔貞寫了一封信：

去冬吳逆叛變，所在人心懷疑觀望，實在不少。你獨首創(chuàng)忠義，揭舉逆札，擒捕逆使，差遣你子王繼貞馳奏。朕召見你子，當面詢問情況，愈知你忠誠純正篤厚，果然不負朕，知疾風勁草，于此一現(xiàn)！其后，你奏請進京覲見，面陳方略。聯(lián)以你一向忠誠，深為倚信，而且邊疆要地，正需你彈壓，因此未讓你來京。

經(jīng)略莫洛奏請率你入蜀。朕以為你與莫洛和衷共濟，彼此毫無嫌疑，故命你同往再建功勛。直到此次兵變之后，面詢你子，始知莫洛對你心懷私隙，頗有猜嫌，致有今日之事。這是朕知人不明，使你變遭意外，不能申訴忠貞，責任在于朕，你有何罪！朕對于你，“誼則君臣，情同父子”，任信出自內(nèi)心，恩重于河山。

以朕如此眷眷于你，知你必不負朕啊！至于你所屬官兵，被調(diào)進川，征戍困苦，行役艱辛，朕亦悉知。今事變起于倉促，實出于不得已。朕惟有加以矜恤，并無譴責。剛剛發(fā)下諭旨，令陜西督撫，招徠安排，并已遣還你子，代為傳達朕意。惟恐你還猶豫，因之再特頒發(fā)一專敕。

你果真不忘累朝恩眷，不負你平日的忠貞，幡然悔悟，收攏所屬官兵，各歸營伍，即令你率領(lǐng)，仍回平?jīng)觯温毑蛔儭Ｒ淹拢桓艔膶捝饷狻；蛟S經(jīng)略莫洛，別有變故，亦系兵卒一時激憤所致，朕并不追究。朕推心置腹，決不食言。你切勿心存疑慮畏懼，幸負朕篤念舊勛之意。

這封信聲情并茂，王輔臣的骨頭再硬，當然抵御不了皇帝的催淚攻勢，史書記載，皇帝敕書一到，王輔臣就率領(lǐng)眾將“恭設(shè)香案，跪聽宣讀”，向北京的方向，長哭不已。幾經(jīng)周折之后，王輔臣決定歸降大清。這一捷報飛報北京，康熙臉上立刻露出喜悅之色，宣布將王輔臣官復(fù)原職，加太子太保，提升為“靖冠將軍”，命他“立功贖罪”，部下將吏也一律赦免。然而，康熙最終還是食言了，吳三桂死后，康熙并沒有忘記對王輔臣秋后算賬，康熙二十年盛夏，正當清軍如潮水般把昆明城團團包圍的時刻，王輔臣突然接到康熙的詔書，命他入京“陛見”，他知道，兔死狗烹的時候到了，從漢中抵達西安后，與部下飲酒，飲至夜半，老淚縱橫地說：“朝廷蓄怒已深，豈肯饒我！

大丈夫與其駢首僇于刑場，何如自己死去！可用刀自刎、自繩自縊、用藥毒死，都會留下痕跡，將連累經(jīng)略圖海，還連累總督、巡撫和你們。我已想好，待我喝得極醉，不省人事，你們捆住我手腳，用一張紙蒙著我的臉，再用冷水噀之便立死，跟病死的完全一樣。你們就以‘痰厥暴死’報告，可保無事。”

聽了他的話，部下們痛哭失聲，勸說他不要自尋死路，王輔臣大怒，要拔劍自刎，部下只能依計行事，在他醉后，把一層一層的白紙沾濕，敷在他的臉上，看著那薄薄的紙頁如同青蛙的肚皮一樣起伏鼓蕩，直到它一點點沉落下來，王輔臣的臉上，風平浪靜。

王輔臣不露痕跡地死了，朝廷只能既往不咎。他以這樣不露痕跡的“病死”假象蒙蔽了康熙，使他逃過了斬首，也保全了自己的全家和部下不被抄斬，但其他降清將領(lǐng)就沒有他幸運了。康熙“赦免一切罪過，決不食言”的莊嚴許諾言猶在耳。

轉(zhuǎn)眼就是一場殘酷的血洗，康熙的道德信條，顯然也是牢不住的。在皇權(quán)至上的年代，保持皇位的穩(wěn)定是最大的道德，在此之上不再有什么別的道德。于是，“寧殺三千，不放一個”就成為中國皇帝最執(zhí)著的信條。康熙無疑也是一個利益至上的實用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