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至今民眾能很輕易的原諒當局執(zhí)政者，卻很難原諒給執(zhí)政者充當下手的人，兩千年的朝代更替，兩千年產(chǎn)生了形形色色這樣的是，近的先不說，在古代遭受千古之罵的就有兩個，這兩個人我們都熟悉，那就是秦檜和李鴻章，秦檜可以說是漢奸的代表人物，但是在當時那個封建時代，如果沒有皇帝趙構(gòu)的支持，秦檜不會有那么大的膽子殺岳飛的，還有就是李鴻章，這個近代人物，慈禧太后拿整個大清江山來滿足自己的私欲，李鴻章只不過是替慈禧太后做事罷了，中國歷史上最冤的替罪羊當數(shù)李鴻章。大清的賣國賊只有一個，那就是掌握大清實際權(quán)力的老太后，這是從所有權(quán)方面來講的。當然，沒有所有權(quán)的人，也不是沒有賣國的念頭，但那僅限于謀求執(zhí)政的在野者。

蔣廷黻先生在《中國與近代世界的大變局》中籠統(tǒng)地說：北洋政府的執(zhí)政者也有民族意識，也不想賣國，可是內(nèi)政又逼著他們都得賣國，因為他們需要外援。大體說來，在朝者付出的代價較低，因為他需要的外援相對少；在野者付出的代價較高，為了上臺，不惜把賣國的支票開得更大些。澳籍華人學者雪珥在他的《絕版甲午》中直接點名說：“那導(dǎo)致袁世凱被萬民唾罵的‘二十一條’，很多條款之前早就和南方的革命黨人達成了共識，只是革命黨一直沒有機會掌握政權(quán)，未及付諸實現(xiàn)而已。”幸好，李鴻章跟他的老師曾國藩一樣沒有司馬昭之心。否則他完全可以做些交易，拉些外援，從兩廣自立開始，過把帝王癮也不是不可能！

大清國是誰的？大家可別跟我說，大清是所有大清國民的。做奴才不能這么自作多情！龔自珍的兒子帶領(lǐng)英法聯(lián)軍沖向圓明園的時候，小子可沒有這種情結(jié)。那時的統(tǒng)治者向來是“寧給友邦，勿給家奴”、“攘外必先安內(nèi)”的，他們根本沒有國的概念，只有家的想頭。朱棣要取建文而代之，方孝孺反對，朱棣惱了，說：此乃朕的家事！康梁變法失敗后，老太后要廢掉光緒，外國駐京公使表示反對，老太后也惱了：此乃吾家事耳。一句話，國家最高領(lǐng)導(dǎo)的非正常換屆都是人家家事，跟國民無任何關(guān)系，國民自己巴巴地湊上去，豈不是熱臉貼冷屁股？一句話，大清當時能賣國的只有一個人——老太后！

用現(xiàn)代術(shù)語來講，整個大清就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其股民由所有的滿人與極少部分漢族官僚組成，其法人代表是光緒，其公司董事長當然是老太后了。至于李鴻章，頂多是個業(yè)務(wù)部門的執(zhí)行經(jīng)理。按公司的正常運作來講，最后簽字蓋章的只能是老太后，鴻章只是個跑腿兒的，而且想叫你跑才能跑，不想叫你跑立馬兒就得立正稍息靠邊站。所以，“量中華之物力，結(jié)與國之歡心”這種話，只有老太后有資格說，而且說得理直氣壯！其他人你說說看？說賣國，那是不自量力；說愛國，那是自作多情！

大清國不是大清百姓的，所以李鴻章即使賣國，國民也管不著！大清國也不是李鴻章的，所以那國也不是他想賣就能賣的。很奇怪的是，中國民眾可以很輕易地原諒執(zhí)政者本人，卻很難原諒給執(zhí)政者充當幫辦的人。比如趙構(gòu)與秦檜，民眾更多的把唾沫奉送給了后者，用腳后跟想想就知道，如果沒有趙構(gòu)的授意與支撐，秦檜哪有那么大的能量與膽量？再比如慈禧與李鴻章，老太后為了自己高興，拿整個大清江山做自己的陪葬，中國歷史上再也找不到比她更賣國的了，但是我們聽到的罵聲，則更多是針對李鴻章的。老李同志充其量也只是老太后賣國的經(jīng)紀人，但我們看到的歷史結(jié)局卻是：老太后拉屎，李鴻章擦屁股；老太后賣國，李鴻章背黑鍋！可憐的李二啊！

光緒二年（1876年）鴻章致友人的書信中說：“處今日，喜談洋務(wù)乃圣之時。人人怕談、厭談，事至非張皇則鹵莽，鮮不誤國。公等可不喜談，鄙人若亦不談，天下賴何術(shù)以支持耶？”

這話說得，直叫多少站著愛國不腰疼的爺們羞愧。鴻章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問題是天不佑人，大清的生命之樹已衰，鴻章同志無枝可倚。梁啟超認為李鴻章“有才氣而無學識，有閱歷而無血性”，說他“敬李鴻章之才”、“惜李鴻章之識”、“悲李鴻章之遇”。此中最引我同感的是“悲李鴻章之遇”。依我看，歷史把李鴻章推向了事業(yè)的頂峰，同時也把他踢進了名譽的泥坑。晚清歷史上的一些外交條約，都成了李鴻章的賣國罪證：1876年，與英國簽訂《中英煙臺條約》，賣國一次；1895年，與日本簽訂《馬關(guān)條約》，賣國兩次；1896年，與俄國簽訂《中俄密約》，賣國三次；1901年，與列強簽訂《辛丑條約》，賣國最后一次。事不過三，過三就是四了，沒意思。再說之后想賣也不行了，因為一則把國賣完了；二則，老頭賣國成功，興奮得吐血若干次，死了！

至于條約內(nèi)容，咱就不展開說了。大清當時雖然沒有手機，但很流行短信，“李二先生是漢奸”傳得婦孺皆知，而且前面還有一句“楊三已死無昆丑”，故意把北京的一戲子與堂堂的李中堂相提并論，好像中堂大人就是現(xiàn)代影帝似的。清朝統(tǒng)治者在變著法子惡心人方面情趣很高，能力也不低，卻鮮有人思考，決定一個國家國際地位的根本因素是什么，是一個外交家的素質(zhì)還是整個國家的實力？一個乒乓球運動員，完全可以根據(jù)自身的實力在運動會上取得名次，哪怕他的國家很弱小；而一個外交家，如果他的國家特別軟弱，體制不行，經(jīng)濟不行，政治不行，文化不行，外交上光想坑蒙拐騙，不按游戲規(guī)則來，打仗就一泄千里，最高領(lǐng)導(dǎo)跑得比兔子還快，那么他個人再聰明又能怎么著？

所以梁啟超才會以同情的語氣說：“當此之際，雖有蘇張之辯，無所用其謀，雖有賁育之力，無所用其勇。舍卑詞乞憐之外，更有何術(shù)？或者以和議之速成為李鴻章功，固非也，雖無鴻章，日本亦未有不和者也，而或者因是而叢垢于李之一身，以為是秦檜也，張邦昌也，則盍思使彼輩處李之地位，其結(jié)局又將何如矣。”

李鴻章在替老太后賣國的時候，很不順暢，差點成為賣國烈士。在日本談判時，遭遇日本“糞青”刺殺。刺而不死，就帶病賣國了。按梁啟超記載：“日皇遣御醫(yī)軍醫(yī)來視疾，眾醫(yī)皆謂取出槍子，創(chuàng)乃可療，但雖靜養(yǎng)多日，不勞心力云。鴻章慨然曰：‘國步艱難，和局之成，刻不容緩，予焉能延宕以誤國乎？寧死無刺割。’之明日，或見血滿袍服，言曰：‘此血所以報國也。’鴻章潸然曰：‘舍予命而有益于國，亦所不辭。’其慷慨忠憤之氣，君子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