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去世之后，曾家斷絕了最重要的收入來源，生活一直不寬裕。曾國藩死后第五年，其子曾紀鴻因家人病重，缺錢醫(yī)治，不得不托左宗棠向遠在新疆的劉錦棠借錢。左宗棠知道這個情景之后，十分感動，送了他三百兩銀子，過后還寫信告訴自己的兒子說：“以中興元老之子，而不免饑困，可以見文正之清節(jié)足為后世法矣?！本褪钦f，這樣一個官二代，有功之臣的后代，現(xiàn)在這樣窮，可見曾國藩，確實是一個清官。

曾家人當初如果想要發(fā)財，機會實在是太多了。比如，很多人就通過曾國藩親手創(chuàng)立的兩淮鹽票發(fā)了橫財。這些鹽票起初定價很便宜，利息卻非常高，比今天的原始股還賺錢。據(jù)曾氏后人講：

每張鹽票的票價二百兩，后來賣到二萬兩，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兩;當時的社會，家里只要有一張鹽票，那就是富翁了。

江西著名的富商周扶九原本一介貧民，在長沙的布莊里做店員。有一次，他替店主去揚州收賬。欠賬之人一時手中無錢，以鹽票抵償，而店主不知道鹽票是怎么回事，不同意。周扶九當機立斷，自己借錢拿下鹽票。憑這幾張鹽票，他迅速成為富翁，后來身家多達4500萬兩。

但是曾國藩當初明令家里人不許買鹽票。按曾國藩當時的權(quán)勢，讓自己或家里人用化號，買上一兩百張鹽票，是易如反掌的事情，而且并不違法。一張賺兩萬元，一二百張就是一二百萬兩?？墒窃鴩獩]有這樣做。

曾國藩的清廉，雖然他自己生前不事張揚，不想讓別人知道，但身后當然不可避免地被人提及。

薛福成擬的《代李伯相擬陳督臣忠勛事實疏》中有這樣一段：曾國藩平生清廉儉樸，自持如寒素之人。所應得的養(yǎng)廉錢，都用于公務，自己不曾蓋房買地。衣食都很儉省，每頓飯不過四樣菜;兒女婚嫁，費用規(guī)定不得超過二百兩銀子，以此作為家訓。但是遇到友軍發(fā)不了餉，災民吃不上飯，以及地方上應該興辦的公務，他從不惜以自己節(jié)省的俸祿，來補充公款的不足。

這種敘述，應該是實事求是。

綜觀曾國藩一生，其為官風格十分獨特。一方面，他確實是一個清官。他的“清”貨真價實，問心無愧。在現(xiàn)存資料中，我們找不到曾國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裝入自己腰包的記錄。他終生生活儉樸，“夜飯不葷”。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襪仍由夫人及兒媳女兒制作。在晚清時代確實算得上相當清廉。

但另一方面，曾國藩的佚事中缺少“貧不能殮”、在官府里種菜吃這樣容易動人悲情的極端化情節(jié)。在中國人眼里，真正的清官，必須“清可見底”，一塵不染，清到成為海瑞式的“自虐狂”或者“受虐狂”，才叫人佩服。曾國藩遠沒有清到這個程度。

如果給清官分類的話，曾國藩應該歸入“非典型類清官”。也就是說，骨子里清廉刻苦，表面上和光同塵。這是因為曾國藩的志向，不是做“清官”，而是做大事。

以海瑞為代表的傳統(tǒng)清官，他們的特點是寧折不彎，只承認字面上規(guī)章制度，而對事實存在的潛規(guī)則絕不妥協(xié)。所以海瑞拒絕任何灰色收入，工資不夠花，不得不在官署之中自辟菜園才能維持生活，連偶爾買幾斤肉也能成為“轟動性事件”。

然而這樣一清到底的清官，只能成為官場上的公敵，無法獲得別人的配合。海瑞一清如水，必然反襯出他人的不潔。因此海瑞一生被官場排擠打擊，無法調(diào)動一切可能的力量，來辦成一些真正有益國計民生的大事。

曾國藩不想成為海瑞式的清官。他刻苦自礪，全力內(nèi)圣，是為了達到外王之業(yè)。因此，他做事更重效果，而非虛名。

曾國藩從自身經(jīng)驗總結(jié)出，一個人特立獨行，必然為眾所排斥。因此官場之中，行事過于方剛者，表面上似乎是強者，實際上卻是弱者。這片土地上真正的強者，是表面上看起來柔弱退讓、含渾包融之人。所以，曾國藩有意取海瑞一塵不染之實，卻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他的選擇，遠比做“清官”更復雜更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