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29日，共產黨所屬東北野戰軍會同華北軍區主力共100萬人，在北平、天津、張家口地區聯合發起平津戰役，與國民黨軍傅作義部60萬人展開決戰。12月12日，北平城被解放軍包圍，南苑機場失守，國民黨軍氣脈已竭，力不能支，平津即將陷落。蔣介石急派飛機空投手諭致平津守軍各軍長，以鼓舞士氣。手諭末尾以悲壯無奈的口氣道：“固守待援，不成功，便成仁。”13日，北平西效炮聲隆隆，解放軍發射的彈片從清華園上空“嗖嗖”掠過，校內師生及家屬大為驚恐，紛紛逃跑躲避，清華陷入混亂。鑒于此情，校方只好宣布停課，師生員工自尋出路。

在國民政府風雨飄搖、大廈將傾的危急時刻，朱家驊、傅斯年、杭立武、蔣經國、陳雪屏等在蔣介石授意下，于南京緊急磋商謀劃“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搶救計劃”細節辦法，很快擬定了“搶救人員”名單。名單包括四類：

(一)各院校館所行政負責人;

(二)因政治關系必離者;

(三)中央研究院院士;

(四)在學術上有貢獻并自愿南來者。

北大要南遷？

計劃既定，立即實施。南京方面急電北大秘書長鄭天挺，令其迅速組織胡適等重量級知識分子火速南下，共商圖存大計。密電到達，胡適卻以籌備北大50周年校慶為由不肯起身，而接到電文的清華校長梅貽琦也磨蹭觀望。當時北平出現了一股北大將要南遷的謠言，身為北大校長的胡適為穩住師生情緒，在積極籌備校慶活動的同時再三辟謠：“北京大學如果離開北平就不能稱為北京大學了，所以決無搬遷之理。”事實上，面對解放軍的咄咄進迫，胡氏曾有過把北平各大學遷往南方，再度成立像抗戰中長沙臨時大學或西南聯大的念頭，但僅僅是一個念頭而已，尚未來得及詳細籌劃，解放軍潮水一樣涌來，國民黨軍在排空連壁的疾風猛浪中翻了幾個跟頭便成了縮頭烏龜，躲在高大城墻包圍的城中不敢冒頭，只偶爾從箭垛的垛口，露出兩只黑豆一樣的小眼珠，滴溜亂轉著尋找可以逃跑或投降的機會。面對這些烏龜王八蛋的軟骨癥加飯桶做派，胡適深覺失望和學校南遷無望。既如此，號稱平津教育界“定海神針”的他，就面臨著一個必須抉擇的急迫問題——是留，還是走？

而此時，鑒于胡適在中國政學兩界不可忽視的巨大存在，共產黨方面也加緊了對其拉攏、爭奪行動。根據中共高層指令，幾個地下黨、原胡適的弟子紛紛潛入北平，通過各種方式、方法做胡的政治思想工作。早些時候已棄教職走出清華園，秘密潛入解放區等待出任中共高官的吳晗，曾專門指派嫡系找到胡適密談，讓胡留在北大，不要無事找事地跟著國民黨亂跑找死。

當然，這次交談，吳晗的指令不再代表過去自己向國共兩黨宣稱的“我們人民”，而是代表“我們中國共產黨”。但是，胡適沒有聽從這位前愛徒，現以高官大員自命者的指令，乃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產黨的那一套！”意思是我不相信，你吳弟子也不要懸在“兩渚岸之間，不辨牛馬”的陰陽界中做著美夢，還是早一點鞋底抹油——開溜的好。最后，胡適旗幟鮮明另加斬釘截鐵地讓來使告訴吳晗三句話：“在蘇俄，有面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面包也沒有自由。”

吳氏知胡老師心意已決，遂放棄了努力，但共產黨高層仍不死心，便以其他的方法進行心理攻勢。據時任北大教授兼東方文學系主任的季羨林回憶，當解放軍包圍北平郊區時：“我到校長辦公室去見胡適，商談什么問題。忽然闖進來一個人——我現在忘記是誰了，告訴胡適說解放區的廣播電臺昨天夜里有專門給胡適的一段廣播，勸他不要跟著蔣介石集團逃跑，將來讓他當北京大學校長兼北京圖書館館長。我們在座的人聽了這個消息，都非常感興趣，都想看一看胡適怎樣反應。只見他聽了以后，既不激動，也不愉快，而是異常平靜，只微笑著說了一句：‘他們要我嗎？’短短的五個字道出了他的心聲。看樣子他已經胸有成竹，要跟國民黨逃跑。但又不能說他對共產黨有刻骨的仇恨。不然，他決不會如此鎮定自若，他一定會暴跳如雷，大罵一通，來表示自己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忠誠。我這種推理是不是實事求是呢？我認為是的。”老季又說：“因此，說他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說他‘一生追隨國民黨和蔣介石’，都是不符合實際情況。”

蔣介石兩次親自打電報摧促胡適飛南京

直到1948年12月12日，胡適接到南京教育部長朱家驊親自拍發的密電：“明天派專機到平接你與陳寅恪一家來京”，胡適才有離平的打算。當國民黨派出的飛機飛抵北平上空時，南苑機場已被解放軍控制，飛機無法降落，只能空返。14日，蔣介石兩次親自打電報摧促胡適飛南京，并派專機迎接。胡得此消息，決定乘機南飛，臨行前，他派人勸輔仁大學校長兼好友、與陳寅恪齊名的史學大師陳垣共同乘機赴京，陳垣不從。令胡適想不到的是，不但老友陳垣不從，即使他的小兒子胡思杜也表示暫留在親戚家，不隨父母南行。這一拒絕令胡適夫婦大為吃驚，心中惱怒又不知如何是好。

1941年，胡思杜投奔在美當大使的胡適進入美國學校讀書，1948年夏回到國內，8月30日到北平圖書館報到，成為北圖的一名職員。據胡適辦公室不掛名的秘書鄧廣銘回憶說：“當時胡思杜不愿意隨胡適南飛，他剛從美國回北平不久，對國內這幾年的情況不熟悉。他說：我又沒有做什么有害共產黨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么樣。結果胡適夫婦就把他留下來了。”因事涉緊急，胡適無法也無力在短時間內做通這個腦后長有反骨的兒子的政治思想工作，眼見胡思杜周身充溢著一股年輕氣盛，不知天高地厚的牛烘烘的叛逆氣味，胡適夫婦頗感無奈，只好強壓怒火，按照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或者兒要守家的古訓——隨其便了。胡適對兒子說了幾句不要再像在美國讀書時那樣——整天出去吃喝嫖賭，正事不干，除了工作，要好好蹲在家中照看家產與書籍之類的話，便告辭而去。未久，胡適驅車來到鄧廣銘家中，急切地詢問能否找到陳寅恪，并謂昨日南京政府來電，說今日派專機抵達南苑機場，“搶救”胡與陳寅恪等著名教授離平。胡打電話至清華問詢陳氏的情況，告之已回城內，但不知具體落腳何處，因而要鄧廣銘想辦法尋找。

陳寅恪失明

1943年年底，陳寅恪辭別傅斯年邀請，自重慶攜家繞過南溪李莊，徑直赴成都燕京大學任教。到校后，與早些時候由史語所轉赴燕大任教的李方桂一家同住學校租賃的民房，生活艱難。時陳寅恪身體極度虛弱，右眼失明，上課之后回到家中，仍在昏暗的燈光下用唯一的左眼緊張地備課和研究學術。1944年春，陳寅恪上課地點改在華西大學文學院，一家隨之遷入華西壩廣益宿舍，居住條件稍有改善。因物價仍在飛漲，陳家柴米不濟，夫人唐筼時常犯心臟病，可謂饑病交迫，令人心焦。在此種情形中，陳氏每個星期都要身穿長衫，夾著包袱到教室上課。因生活困苦，營養不濟，陳寅恪左眼視網膜剝離加重，終致失明。這年11月23日，陳寅恪給傅斯年與李濟的信中寫道：“弟前十日目忽甚昏花，深恐神經網膜脫離，則成瞽廢，后經檢驗，乃是目珠水內有沉淀質，非手術及藥力所能奏效，其原因是滋養缺少，血輸不足(或其他原因不能明了)，衰老特先，終日苦昏眩，而服藥亦難見效，若忽然全瞽，豈不大苦，則生不如死矣！”

關于陳寅恪失明的經過，陳寅恪女兒流求回憶說：“一個早上，父親突然發現兩眼一片漆黑，失明了。先叫我通知他當天不能上課，隨后往進存仁醫院。”又小彭筆記：“父親在存仁醫院由眼科醫生開刀。聽父親說，在成都開刀時手術不怎么理想，視網膜皺在一起，以后雖到英國醫治，已無法再弄平。”1945年2月，陳寅恪作《目疾久不愈書恨》表達自己憤懣哀婉之情。詩曰：

天其廢我是耶非，嘆息萇弘強欲違。

著述自慚甘毀棄，妻兒何托任寒饑。

西浮瀛海言空許，北望幽燕骨待歸。

先君柩暫厝北平，待歸葬西湖。

彈指八年多少恨，蔡威唯有血沾衣。

詩中的“西浮瀛海言空許”句，指幾次欲赴英講學而未成行，這個心愿直到抗戰勝利之后方才得以實現。

1945年秋，英國皇家學會與牛津大學為實現以前的承諾，再次邀請雙目失明的陳寅恪赴倫敦，由英國醫生療治目疾，希望治好后留牛津講學。陳氏接受邀請，由成都起程經昆明，轉印度，乘水上飛機赴英，進入對方安排的醫院接受治療，但手術最終失敗。陳夫人唐筼于1946年2月19日在成都致信傅斯年求援，并談及史語所事，信中說道：“寅恪本有意隨郭子杰兄結伴赴美國，看更有無其他方法補助左眼之模糊，又恐所帶之款不夠，此事正在躊躇中，請先生與騮先先生、立武先生一談如何？”又說：“元白詩箋證稿筼已請人著手抄寫，俟寅恪歸來，再刪改后即可付印。此項抄寫費是否可出自史語所？大約三萬左右(并未詳細計算)。史語所何日出川？有何計劃否？燕大成都方面整個的關門結束，教授之去留以北平、燕大之聘書而定，受聘者始能談到回平的話。北平方面已屢來信拉寅恪(哈佛研究院只是研究工作)，而寅恪尚無答復。先生之意如何？望有信直接寄英，以助其考慮。”

正在重慶和昆明之間為處理西南聯大學潮焦頭爛額的傅斯年接信后，作何努力與答復不得而知，但從后來的情況看，籌款之事似乎沒有多大成效。在倫敦醫病的陳寅恪，先是由著名眼科專家Sir Steward Duke-Elder負責診治，第一次手術后有進步，但眼睛吸收光線尚無好轉，仍模糊。第二次手術想粘上脫離之部分，失敗。但情形似比出國時好一些，醫告無須再施手術。陳寅恪尚存最后一線奢望，遂請在國外訪學的熊式一教授，把英倫醫生的診斷書寄給時仍在美國的老朋友胡適請求援助。胡托人將診斷書送往哥倫比亞眼科學院咨詢，對方告之亦無良策，無法手術，胡適“很覺悲哀”，百忙中只好托在美訪學的全漢昇帶了一千美元給陳，以示關照。1946年4月16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寅恪遺傳甚厚，讀書甚細心，工力甚精，為我國史學界一大重鎮，今兩目都廢，真是學術界一大損失。”

另據小彭筆記載：陳寅恪“到英國后，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方結束，營養很差，雖用電針貼合視網膜，由于網膜皺在一起，無法復原”。 自此，陳寅恪雙目完全失明，一代史學大師將在黑暗中度過余生，其悲苦之狀，令人浩嘆。陳氏為此寫下了“一生負氣成今日”與“殘余歲月送凄涼”之句，表達了自己悲觀茫然的心境。

同年3月16日，唐筼再次致信傅斯年，謂陳寅恪“本擬赴美洲一行，今以種種不便，旅費亦不敷用，遂決定等船及覓伴歸國”。同時提到“寅恪有書籍四箱，擬托歷史語言研究所復員時同運至南京。事前筼可托五十廠便車先帶至重慶，但不知可交與何人？乞先生酌，指定某處某人可接洽，并代為保管者”。最后又提及：“寅恪來書云：對燕大事已辭謝，大約欲回清華或回史語所專事著作。”

傅接信后，當即作了回復。就書箱之事，專門致信李莊指示由史語所文書兼圖書管理員那廉君負責辦理。而此時陳寅恪正在回國的輪船上。對這段經歷，陳氏在清華時代的高足楊聯陞曾有過一段回憶：“來美國留學之后，曾于1946年4月19日與周一良兄(當時青年學人中最有希望傳先生衣缽者)同隨趙元任先生夫婦，到紐約卜汝克臨26號碼頭停泊之輪舟中，探望先生。時先生雙目幾已全部失明，看人視物，僅辨輪廓。因網膜脫落，在英經其國手名醫，用手術治療無效。(先生曾膺牛津大學中文系講座之聘，實未就職，但借此前往就醫。)置舟回國，道出紐約，原擬再試醫療，后聞美國名醫，亦無良策，遂決定不登岸。是日午后約3時半，先生在艙內初聞韻卿師母、元任先生呼喚之聲，頓然悲哽。但旋即恢復鎮定，談話近一小時。對一良與聯陞近況，垂詢甚詳。時二人皆已在哈佛先后完成博士學業，即將回國任教。……此為聯陞在國外拜謁先生惟一之一次，亦為畢生最末之一次。”前去拜訪的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后來回憶說：陳寅恪“睡在船艙床上，對我說，‘趙太太，我眼雖看不見你，但是你的樣子還像在眼前一樣’這是(我們)最后一次見面”。此情此景，令趙元任夫婦溘然泣下。自此，陳、趙兩位原清華國學院導師，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一、二組主任，中國歷史、語言學界的泰山北斗，紐約一別竟成永訣。而此次訣別，也意味著陳、趙二人與史語所的緣分已盡，各奔東西。陳寅恪為此留下了“人生終古長無謂，干盡瀛波淚未干” 的詩句以示心跡。

1946年5月底，陳寅恪返國抵南京，暫住妹夫俞大維公館。未久，夫人唐筼攜三個女兒由成都抵京，一家人算是得以短暫團圓。6月12日中午，由昆明來南京教育部辦理清華復員事宜的梅貽琦專程赴俞大維公館拜望陳寅恪，并請陳回到復員后的清華繼續任教，陳表示可以考慮。8月，傅斯年告別復員后的北大南飛，在京停留期間專程拜望陳寅恪夫婦，并勸陳氏不要再回清華，留在南京一邊休養一邊等待史語所自李莊復員回遷，繼續擔任本所一組組長與專職研究員職位，生活、住房等一切事宜，皆由傅氏負責安排妥當。面對傅氏的盛情，陳寅恪答應可作詳細考慮，但自己則傾向于回北平清華園。傅知彼對清華園與清華同事尚有一份難以割舍之情，不再強勸，只囑陳再作考慮，告辭而出，趕赴李莊。幾天后，陳寅恪接到了梅貽琦寄來的聘書，決心重回清華任教。

1946年10月，陳寅恪安頓女兒流求、小彭在南京讀書，與夫人及小女美延赴上海，乘船轉道赴北平，重返闊別九年的清華園，暫住清華園新林院52號，抗戰爆發時在天津離去的工友陳忠良也回到了陳家，生活等諸方面算是安頓下來。同戰前課程安排一樣，陳氏仍任清華中文、歷史兩系合聘教授，外兼已復員的燕京大學研究院導師。時已由美國歸來并出任北大校長的胡適多次前來拜望陳氏一家，并想方設法幫助解決生活中的困難。因陳寅恪已雙目失明，教學研究皆需助手查閱誦讀所需書籍資料及抄寫講稿，遂與清華校方協商，向北大秘書長、史學系主任鄭天挺求助，請王永興前來協助。陳寅恪在致鄭氏的專函中寫道：

毅生先生史席：

弟因目疾急需有人助理教學工作。前清華大學所聘徐高阮君，本學年下學期方能就職。自十一月一日起擬暫請北京大學研究助教王永興君代理徐君職務，至徐君就職時止。如蒙俯允，即希賜覆為荷。耑此順頌

著祺

弟 陳寅恪敬啟

三十五年十月卅日

王永興原是清華大學中文系學生，后仰慕陳寅恪的道德學問轉入歷史系，成為陳氏的弟子。西南聯大畢業后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與另一名學生汪篯追隨陳寅恪研究唐史，畢業后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做研究工作，與導師陳寅恪關系甚洽。陳請其至清華擔任自己的助手，正是源自多年建立的師生情誼與默契。鄭天挺接函，報告北大校長胡適批準，王永興來到了陳寅恪身邊，陳氏心境漸漸由焦躁變得平和安靜。除在家中為歷史系開設“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等課程，決心好好做一番教學和學術研究，繼續自己未竟的事業，并把自己的書齋取名為“不見為凈之室”。所謂“不見”表面上是指目盲 (南按：據王永興說，陳寅恪尚能辨別眼前人的大體輪廓，對有些東西能影影綽綽看到一團影子)，實際是有深意。

盡管陳寅恪對政治和黨派斗爭采取“眼不見，心不煩”的態度，但又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當國共內戰越演越烈，最后呈你死我活的膠著狀態時，陳氏深為中國的前途而憂心忡忡。延至1948年年底，北平郊外炮聲隆隆，清華園成為解放軍的天下，國共兩黨即將于古都北平徹底翻盤，陳寅恪攜家離開清華園遷入城中躲避。兵荒馬亂中，陳氏沒有想到，胡適在即將南飛的最后一刻想到了他。胡氏認為，陳垣這樣的人物可以舍棄，但像陳寅恪這樣具自由知識分子氣節與風骨、三百年乃得一見的史學大師，無論如何也要拉上，絕不能讓其留在眼看就要落入解放軍之手的北平。于是便急于星火地驅車來到鄧廣銘家中詢問陳氏下落。

因政治上的關系，是非走不可的

鄧氏聽罷，當即回答可能找得到，估計在他大嫂家中。送走胡適，鄧廣銘急奔北大西語系教授俞大縝(俞大維胞妹)家中詢問陳寅恪大嫂(陳師曾遺孀)在城內的住處。待問明后，鄧廣銘果然在其嫂家中找到了陳寅恪及其家人。鄧把胡適的囑托向陳復述一遍，問是否愿意與胡氏一起離平南飛。陳寅恪頗為干脆地回答：“走。前許多天，陳雪屏曾專機來接我。他是國民黨的官僚，坐的是國民黨的飛機，我絕不跟他走！現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

陳寅恪向來有午休的習慣，待決心下定，令鄧廣銘先去胡宅復命，他稍事午休即雇車前去東廠胡同胡宅會合。當鄧來到胡家，胡適即告之飛機已抵達南苑機場，時間緊迫，令鄧趕緊回去催促，請陳不要按老規矩午睡了。鄧正要出門，見陳寅恪夫婦與兩個女兒流求、美延攜部分行李已趕到(南按：時流求已由南京轉北平)，胡適夫婦與陳氏一家立即攜帶簡單行李，乘胡適汽車向南苑機場飛奔而去。車到宣武門，城門緊閉，守門官兵不準出行。胡適只好用電話與北平守軍總司令傅作義聯系，無奈傅正忙于與解放軍代表談判周旋，根本聯系不上。而北平城外一片戰火，導致南京派往北平的專機不能降落，無功而返。關于此日的混亂情形，《申報》駐平記者于當日發回一組電訊：

北平外圍國民黨軍已完成集中部署，增強城垣防務，下午四時西郊若干區域發生大火，截至四時卅分發電時，廣安門外郊區激戰甚烈。新市區昨下午即卷入戰渦，今日復興門外之公主墳傳有激戰。平大軍云集，西城沿街商店皆為軍隊住滿，大街亦為軍隊行列擁塞難行。官方透露，刻國民黨軍兵力已完成集中，情勢即可扭轉。”另電：“今上午平上空沉寂，午后有軍機過空，官方透露王叔銘今飛平。(又電)平午后初聞機聲，有轟炸機一小隊，經市空向西北飛去，下午三時后，有民航飛機兩架飛臨市空，盤旋良久，疑在市內東單練兵場試行降落未果，仍行飛回。”

面對飛機不能降落和城門不開的混亂危險局勢，胡、陳兩家只好乘車返回東廠胡同暫住，等待第二天早晨再次行動。當晚，鄧廣銘到東廠胡同與陳寅恪話別，陳對鄧意味深長地說了下面一段話：“其實，胡先生因政治上的關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則原可不走。但是，聽說在共產黨統治區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體多病，離開美國藥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

決不忘掉北大

15日，平郊戰火蔓延，槍炮聲更趨雜亂緊急，清華園已成為共產黨的天下。蔣介石親自下達手諭派出飛機再次飛往北平，胡、陳兩家趕至中南海勤政殿等候。守城司令傅作義下令城外部隊組織兵力向南苑機場攻擊，不惜一切代價奪回機場，完成搶救學人的計劃。經過兩個輪次的浴血苦戰，解放軍退縮，國民黨軍暫時奪回了機場的控制權。下午，南京派出的飛機冒著解放軍的炮火在南苑機場緊急降落，傅作義命人通知胡適等人立即前往登機。于是，胡、陳兩家立即從勤政殿門前換乘傅總司令的座駕駛往南苑機場，而在胡、陳兩家前后陸續到達機場的尚有北大、清華的毛子水、錢思亮、英千里、黃金鰲等著名教授。因時間緊張，被搶救南飛的教授大多除了手中幾件行李，再無他物，胡適的匆忙更使他在城內東廠胡同的家中遺落了數十年來與友朋弟子的大量通信以及日記等珍貴資料。十七八年后，其中的一些信件竟成為他早年提攜栽培的學生吳晗“投靠帝國主義洋奴、買辦、走狗”的一大罪證。在行前的匆忙慌亂中，胡適給北大秘書長鄭天挺和湯用彤等人留下了一張便箋：

我就毫無準備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們幾位同事維持。我雖在遠，決不忘掉北大。

這是胡適與他傾注了半生心血的北京大學最后辭行，此一去竟成永訣，再也沒有回到這塊令他夢牽魂繞的古城舊地。在這天的日記中，胡適寫道：

昨晚十一點多鐘，傅宜生(南按：傅作義)將軍自己打電話來，說總統有電話，要我南飛，飛機今早八點可到。我在電話上告訴他不能同他留守北平的歉意，他很能諒解。

今天上午八點到勤政殿，但總部勸我們等待消息，直到下午兩點才起程，三點多到南苑機場。有兩機，分載二十五人。我們的飛機直飛南京，晚六點半到，有許多朋友來接。

兒子思杜留在北平，沒有同行。

此次南行，胡適為時人和后世留下的懸案頗多，其中之一便是小兒子胡思杜為何獨自留在北平。因胡適日記中只有一句簡單記載，其他流傳的資料又無直接證據加以釋解，致使胡思杜自殺之后，成為人言言殊的不解之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