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大多數變革都需要“喚起民眾”，都需要得到下層百姓的理解和支特，從這個意義上說，具有高深文化修養的唐玄奘佛教門派的失敗，以及“大老粗”惠能禪宗的興盛，就具有深遠的歷史原因和普遍社會意義了。歷史常常和人開玩笑。有時，變戲法一樣，變幻出來的景象使人眼花繚亂，難以琢磨。《西游記》中的唐玄奘是一個人妖不分，盲目慈悲，軟弱無能，十分迂腐，又非常自信的大和尚。然而真實的唐玄奘，則是我國唐代的高僧，著名的佛學家，翻譯家，旅行家，哲學家，出色的國民外交家，堅強的愛國者。

洛陽偃師縣陳河村，從唐玄奘少小貧困出家，到公元657年隨唐高宗回東郊洛陽，順便返回故里陳河村修墳祭祖，已是1300多年的歲月了。在這千余年里，除了唐僧寺時而還有煙火明滅以外，其家園一直是寂寞冷清的。唐玄奘13歲出家，少年早慧，聽法師講經，很快領悟，并能升座復述。后來隨其早已出家的哥哥游學各地，遍謁名師。到26歲之時，他游遍了唐帝國大部分地區，幾乎窮盡了佛家各派學說。但是，越參學越覺得不解的問題越多，并且，有些問題各大師之間分岐甚大。如“眾生皆有佛性”，狗子有沒有佛性？再如，如果成佛，是今生成佛，還是來生成佛？等等。釋尊的本意究竟是什么！他決心到佛教發祥地印度走一越，取回根本的經典，以釋眾疑，并統一中土各家學說。

貞觀二年(公元628年)，27歲的唐玄奘約了幾位僧人，共同申請出國西游。因前一年玄武門之變，唐太宗殺了哥哥建成及弟弟元吉。國內外情勢都不太安定。西以玉門關為界，禁止關內人與關外人交往。所以，玄奘的申請未被批準。幾位好友已決定不去，但玄奘仍不甘心，單獨一人上表申請，仍然又被駁了回來。接連兩次駁回申請，非但沒挫傷他的意志，反而西游的愿望更加強烈了，決計不顧一切后果，偷渡出關。貞觀三年(公元629年)，長安一帶鬧饑荒，朝廷準許饑民自由外出覓食。唐玄奘看準這個時機，毫不猶豫地混入災民之中，闖出關去。

出關之后，一路上黃沙漠漠，空曠蒼涼，上無飛烏，下無走獸，更無水草。玄奘只能望著尸骨馬糞的遺跡前進。在經過八百里大沙漠時，玄奘曾4日5夜滴水未進，幾次臨近死亡。后來奇跡般的遇水得救，才到了一個信仰佛教的高昌國。高昌王十分敬重玄奘，聽到他為取真經沿途歷遭磨難時，禁不住潸然淚下。于是，就請玄奘住下來，接受他的供養，做他的國師。并說，他將命令全國之人都為玄奘的弟子，并要求他講經授法，不要冒死到印度去了。玄奘致謝之后，拒絕了高昌王的請求。進入印度之后，玄奘邊參學，邊廣禮圣跡，輾轉數十國，直到貞觀7年，才到達當時印度佛教最高學府那爛陀寺。那爛陀寺是當時全印度最大的寺院。是釋迦牟尼在世時，由500商人共同出資十幾億金錢買下的一座著名的園林，供奉給佛作為說法的場所。佛寂滅后，又有東、南、西、北、中五印度國王，共同出資興建此寺。規模甚是宏大壯麗。此寺自四、五世紀以來，就是印度的佛學研究中心，大師輩出、聲譽甚隆。

那爛陀寺對住進的僧人要求極為嚴格，當時在常住的萬余僧人之中，精通50部經綸的，可享受“三藏法師”之草稱。按寺中規定，可有10名“三藏法師”編制。然而，在玄奘到來之前。那爛陀寺只有9人。還缺1人。玄奘以精深的學問和儒雅的風度，被增補為其中之一。每天可享受上等食饌20盤，又有檳榔、豆寇、龍腦、香乳、酥蜜等供給。還可以吃到“大人米”，這是大如風豆的粳米，其飯、香溢百步，十分名貴，唯有印度才有，產量極少，專供國王及最有水平的高僧享用，故稱“大人米”。有4名“凈人”，一名婆羅門，30名從人，服侍。出門可以坐象車。

如此優厚的生活條件，玄獎“晨夕無阻”刻苦鉆研5年，然后用4年游遍印度所有的佛教圣跡，再次回到那爛陀寺來，他已不是學僧，戒贊大師指派他向寺僧開講經論。當時印度的思想界非常活致，各教派之間相互論戰，相互攻擊，斗爭十分激烈。在曲女城舉行的一次全印度大法會上，在五印度18個國王，大小乘僧侶3000多人，以及十萬僧俗大眾的注目下，玄奘入座為論主，并宣講大乘教義。按印度貫例，若有人攻破其一個論點，“當截舌而謝之”。結果，經過18天的辯論，始終無一人能駁倒玄奘。玄奘的佛學功底此時實際上已超過他的老師戒賢大師，成為全印度的最高峰。他西行求法的目標已經達到，他感到中土僧俗都在召喚他，應該趕快回國了。他謝絕戒日王及五印大德法師們的一再挽留，于貞觀19年(會元6朽年)滿載著名震五印的聲譽，攜帶著大批經卷，回到了長安。

玄奘回國以后所從事的一切佛教活動始終得到唐王朝的大力支持，特別是唐太宗對玄奘學問才華和氣質風度都很賞識，并認為他很有政治潛能，因此，曾兩次勸說玄奘還俗從政，而玄奘都一一婉言拒絕。他對唐太宗說：“我往返十七年，行程五萬里，親歷一百自十國，西行求法云就是為了弘法傳教。今后心愿，乃在翻譯佛經。”玄奘最初西行求法的目的，是排除萬難，尋求釋迦佛之本意，統一中國佛教各種異說，從而更好在中土大地上弘揚佛法。然而，他創立的法相唯識宗，不僅在流傳的范圍上僅限于長安和河洛一帶，而且在傳流的時間上，也只是在幾十年的時間里就徹底滅跡了。法相唯識宗是直接繼承印度瑜伽派的理論、并且是完全嚴守其經典教義的一個宗派。這個宗派堅持把眾人分成五個等級，把一部分眾生視為天生低賤，排除在成佛的可能性之外。這與當時在中土流行的“眾生皆有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的說法不相符合。盡管有帝王的直接支特，又由名聲顯赫的唐玄奘創立，并且也確實曾盛極一時，但是，這新的幼苗還是很快就枯萎了。

六祖惠能根本無意和玄奘作對，然而，他卻是玄奘的另一個對立的極端，雖是無文化的“粗人”，卻順應了中土大地上的民心，創立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修行法門。惠能在問對說法時，常常使用俗語村言，妙語如珠，很受民眾的歡迎。這就使莊嚴肅穆神圣不可侵犯的佛經奧義，變為輕松談諧，通俗易懂的一種道理。在教義上，不僅“人人皆有佛性”，而且，就是罪行累不，殺人如麻的強盜，只要“放下屠刀”，也便可“立地成佛”。可以說，在宗教傳播的策略上，惠能是把原則性、靈活性、寬容性熔為一爐，向苦難深重的黎民百性隨緣顯露慈悲之心。這樣惠能就把佛國的大門大大敝開，只要想進，人人可達目的。所以，禪宗的優勢就大大壓倒唐玄奘的法相宗，直到完全統一佛教各派。

歷史上的大多數變革都需要“喚起民眾”，都需要得到下層百姓的理解和支特，從這個意義上說，具有高深文化修養的唐玄奘創立佛教門派的失敗，以及“大老粗”惠能創立禪宗的興盛，就具有深遠的歷史原因和普遍社會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