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史學家陶菊隱描述，當時北京政壇有句俗語：袁世凱不懼“孫大炮”，唯怕宋漁夫也。

孫大炮，說的是孫中山;宋漁夫，指的就是宋教仁(宋教仁，號漁夫)。

孫中山或許是個理想主義者，北京會談跟袁世凱信口開河說他要去修20萬里的鐵路。在具有豐富行政和建設經驗的袁世凱看來，這種胡吹海夸很好對付，就委任孫中山為全國鐵路督辦，讓他去忙活自己的事;但對于宋教仁這種“議會迷”，袁世凱就頭大了。袁世凱曾私下對趙秉鈞和楊度等人說：“我不怕國民黨以暴力奪取政權，就害怕他們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權，把我擺在無權無用的位置上。”

對這種人，袁世凱只能采取拉攏的手段。袁世凱先是送給宋教仁一本支票簿，“好意”說要替國民黨解決政治經費問題，但被宋教仁婉言退回。后來袁世凱又許諾宋教仁當內閣總理，宋教仁一笑置之。

對于軟硬不吃的宋漁夫，袁世凱異常惱火。

當時的民國政壇處于“民主共和”的井噴期，只要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都喜歡組個黨，弄個議員出來，不然你就不好意思出門跟別人打招呼。據著名歷史學家張玉法查證，當時一度有三百多個黨派。

在眾多黨派里，除同盟會外，主要有共和、民主、統一三個較大的政黨。宋教仁組織國民黨后，聲威大震。宋教仁得意地說：“自斯而后，民國政黨，唯我獨大，共和黨雖橫，其能與我爭乎？”

為了對付宋教仁，袁世凱把梁啟超請回國。在這位老牌憲政專家的建議和主持下，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合并成進步黨。但由于梁啟超“保皇黨”的影子還沒有完全淡下去，不便公然擔任政黨領袖，就把“共和元勛”黎元洪請出來當理事長，黨內事務實際掌握在梁啟超和湯化龍手里。

按照《國會組織法》的規定，未來的正式國會分參議院和眾議院。參議院共有274名，由各省選出一定數額的議員，六年一任，兩年一選，每次選三分之一，以保持所謂新陳代謝;眾議員按80萬人口選舉一名，三年一選，共596名。這種國會基本上借鑒了美國模式，參眾兩院共有議員800多人，因此媒體戲稱為“八百羅漢”。

1913年1月，國會正式選舉開始。盡管進步黨方面有梁啟超操盤，但宋教仁的實戰能力似乎更勝一籌。2月，國民黨在各個選區凱歌高奏，兩院大選揭曉，國民黨獨得392席，而進步黨只拿下了223席。國民黨組閣已經穩操勝券。

當時的宋教仁不過三十歲，已經成為國會第一大黨的黨魁，其氣勢之高，一時無兩。

宋教仁喋血上海車站

1913年年初，宋教仁從老家桃源動身，經長沙、武漢沿江東下，到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視察黨務，當時，國民黨在選戰中接連獲勝，凱歌頻傳。宋教仁在各地演講中批評時局，抨擊袁世凱和趙秉鈞“自掘墳墓，自取滅亡”，并說出“我們再起來革命”的話。在南京的演講言辭更加激烈，把袁說得一無是處。

當時有人提醒宋教仁，再這樣公開抨擊下去，可能會招來殺身之禍，但宋教仁若無其事地笑笑：“無妨，吾此行統一全局，調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懼？”他一直沉浸在民國帶來的虛幻共和民主氛圍中，甚至還吟詩“海門潮正涌，我欲挽強弓”，對未來組閣充滿希望。

國民黨贏得國會多數席位后，袁世凱立刻電邀宋教仁進京共商國是。

3月20日，宋教仁從上海車站出發，欲北上進京。當晚10時許，黃興、廖仲愷、于右任等人到月臺為宋教仁送行。當宋教仁一只腳跨進車門時，突然一名穿黑呢絨軍衣的男子拔出手槍。據現場目擊者回憶，“突于宋君背后閃出一人，出手槍連發三出。第一出中宋君右肋，斜入腹部;第二出向黃克強身邊掠過;第三出從吳君頌華胯下而過，幸未傷人”。兇手趁亂逃走。黃、于等人七手八腳將宋教仁送到附近醫院。

在醫院，主治醫生發現子彈頭有毒——這說明行刺者非置宋教仁于死地不可。宋教仁從昏迷中醒來，掙扎著說：“這次我北上的目的，是要竭力調和南北意見，以便集中全國力量一致對外。但我不能活下去了，你們快拿紙筆來代我寫遺電。”

黃興匆忙取來紙筆，記錄下來宋教仁臨終前要給袁世凱發的遺電：“北京袁大總統鑒：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于私人……今國本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會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鑒納。”

因傷勢嚴重，流血過多，23日凌晨，搶救無效，“國民黨教父”宋教仁與世長辭。

宋教仁死后，國民黨總部立刻通電全國。25日，孫中山從東京趕回上海，親筆撰寫挽聯：“作民權保障，誰非后死者！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宋案”發生的第二天，袁世凱即發布命令，嚴厲緝拿兇手。

民國成立以來的第一樁震動全國的政治血案，僅兩天之后就有了眉目。

趙秉鈞涉嫌拒不到庭

23日，一個自稱古董商人的河南人王阿發到英法租界巡捕房報案，說：“10天前，我到一個叫應桂馨的人家里兜售古董。應桂馨拿出一張照片，讓我去殺照片上的人，并許諾給我1000元作為報酬。我沒有答應，我看了報紙上宋教仁的照片，那就是應桂馨讓我去殺的人。”

巡捕房隨即出動，在一個妓女家中將應桂馨抓住。第二天，在應桂馨家中將刺殺宋教仁的兇手武士英擒獲，并從應桂馨家中搜出其與內務部秘書洪述祖來往的密電本及函電多份。

因為嫌犯是英法租界巡捕房派人抓獲的，所以國內輿論強烈要求將此案移交中國司法當局審理。幾經交涉，4月16日，英法租界將應桂馨和武士英兩人移交上海地方檢察廳看管。

經查明，武士英其年22歲，山西人，曾在云南當兵，歷任營長等職，退伍后流浪到上海，失業。審訊時，武士英將殺人動機和一切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

應桂馨，又名應夔丞，浙江人，有資料顯示他曾是同盟會員，跟隨陳其美參加革命，擔任過孫中山的總統府庶務科長，“刺宋案”發時為江蘇巡查總長。

洪述祖，江蘇常州人，原為直隸候補道，后得到袁世凱賞識，其時為內務部秘書。

隨后，檢察廳公布了查抄的電函。這些洪述祖和應桂馨的來往電文均使用了大量暗語。如3月14日，應桂馨致電洪述祖，“梁山匪魁四處擾亂，危險實甚。已發出緊急命令設法剿捕之”——外界猜測，這可能指的是宋教仁在各地進行演說，批評政府，應該派人刺殺;3月21日，應桂馨又致電洪述祖稱：“梁山匪魁，已被剿滅，我軍無一傷亡。”——應該是指刺殺宋教仁成功。

4月24日，武士英突然在獄中死了，而且死因不明。輿論一時大嘩，認為這是袁世凱和趙秉鈞殺人滅口。

當時應桂馨在獄中過著非常舒服的生活，據當時報紙披露，應桂馨開始還用手帕涂抹嗎啡漿過癮，隨后公然抽鴉片煙。為了防止應桂馨也突然死亡，法院下令，禁止其再抽鴉片。

內務部秘書洪述祖案發后逃到了青島德國租界。袁世凱派內務部次長言敦源到青島交涉，但德國方面拒絕引渡洪述祖。

由于洪述祖無法到庭，趙秉鈞又對“宋案”有重大嫌疑(當時趙秉鈞為內閣總理兼內務部總長，洪述祖為內務部秘書)，5月8日，上海地方檢察廳發出傳票，要求趙秉鈞到案就質。

但趙秉鈞拒不到庭，而是躲進了一家法國醫院。

接替陸徵祥擔任內閣總理后，趙秉鈞對袁世凱一直是絕對服從，甚至在國會通過自己的總理任命后，干脆將國務會議移到總統府，這樣，國務院形式上雖有會議，但實權已完全操于總統府。趙秉鈞對“所有院(國務院)中紙片公文，概不披閱，一切文件直接總統辦理”。即使偶爾提筆，也僅僅信手署名，以“總統閱過蓋印，必不錯誤”。內閣總理完全成了大總統的辦事員。

“宋案”發生后，趙秉鈞剛剛替袁世凱完成了“善后大借款”，舉國憤然，將兩件事的矛頭直接指向趙秉鈞。

袁世凱為了平息眾怒，接受了趙秉鈞的辭職，轉而指定段祺瑞代理內閣總理。

由于洪、趙二人拒不到庭，“宋案”的司法程序很難再走下去。而在南方的孫中山先生一開始對司法程序解決“宋案”持反對態度，在“宋案”司法程序開始之際，他就四處聯絡，準備搞“二次革命”，武力討袁。袁世凱也不是省油的燈，一面通過“善后大借款”搞來的錢擴充軍備，一面拉攏各派勢力。

很快，“二次革命”爆發，孫中山的軍隊不堪一擊，孫黃流亡海外。袁世凱派人查了查孫中山任職的鐵道公司，發現一寸鐵路未建，而浪費公帑百十萬兩，隨即以這個名義通緝孫中山。

這之后，孫中山忙著在海外重建中華革命黨，要求黨員打指模、發毒誓效忠領袖。袁世凱則在北京忙著解散國民黨、癱瘓國會，進而走向洪憲皇帝的寶座。

而喋血上海車站、以生命捍衛共和體制的宋教仁，很快被人所遺忘。曾經轟動一時的“宋案”，也沒有了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