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徐遠舉和周養浩三人是國民黨軍統局內赫赫有名的干將，他們職務相近年齡相仿，又都深受戴笠的器重，被稱為軍統“三劍客”，但他們卻走過了各自不同的風雨人生路。

“軍統老人”沈醉擔任了政協委員

沈醉是湖南湘潭人，他18歲就參加了軍統的前身——復興社特務處，28歲便晉升為少將軍銜，深得軍統特務頭子戴笠的信任，在軍統局素以年紀小、資格老而著稱。沈醉曾先后擔任軍統局本部總務處少將處長、國防部駐云南區專員兼保密局云南站站長、國防部云南專員公署主任、中將游擊司令等職。1949年12月9日被盧漢扣押，參加云南起義，后協助盧漢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數特務。1960年11月28日被人民政府特赦，后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文史專員。

沈醉等人被特赦后，周恩來曾設宴相請。席間周恩來對沈醉說：“共產黨從不計較個人恩仇，特赦你們是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所以希望你們以后一定要做些對人民有益的事情。”可以說，沈醉的后半生沒有辜負周恩來的期望，他格外珍惜新的生活，發奮讀書創作，以冷峻、犀利的筆鋒剖析自己，用自己的親身經歷教育后人。此間，沈醉先后撰寫出版了《解放前夕軍統在云南的活動》、《抗戰前軍統特務在上海的罪惡活動》、《我所知道的戴笠》、《中美合作所內幕》、《愛國將領盧漢》、《我這三十年》等著作，受到讀者的廣泛好評。

1980年，有關方面經過調查證實，沈醉在盧漢起義通電上簽了字，發表了起義廣播，并親筆頒布命令，要下屬特務組織上交特務器材并到指定地點報到。根據黨的政策，沈醉的身份由戰犯改為起義將領，享受副部級待遇，并連續被選為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1980年底，沈醉偕同他在大陸惟一的女兒沈美娟到香港探親，成為海峽兩岸關注的一件大事。沈醉在美國、加拿大及港臺等地有許多親朋故舊和學生，他們都勸他留下來享享清福。沈醉對他們說：“大陸的物質生活是差一點，但我不是為錢而來的。我母親生前對我說過：一個人可以不做官，但一定要做人。在大陸，我才真正懂得了人生的道理。”他勸親友們回大陸看看大陸的變化，說：“國家的分裂是在我們這一代身上造成的，應該在我們這一代身上結束。這樣，生對得起后代，死對得起祖宗。盡管我們過去走的路各不一樣，但從今天起，一個人是流芳百世，還是遺臭萬年，就看他為統一祖國是出了力，還是相反。”

沈醉晚年的家庭生活也很幸福。由于國民黨宣傳沈醉早已“殺身成仁”，他在臺灣的前妻粟燕萍女士迫于生計改嫁他人。1965年初春，經人介紹，沈醉與小他10歲的杜雪潔正式結婚，婚后二人相敬如賓、幸福美滿。杜雪潔對沈醉體貼入微，每天早晨和傍晚，她陪沈醉去月壇公園和大橋下面散步，還幫助丈夫整理報刊與信件。沈醉患有冠心病，杜雪潔精心制作了一個牌子，寫上醫生叮囑：“冠心病患者應多休息、少談話，每次見客以不超過15分鐘為宜，更不能連續會客。敬請親友原諒。”沈醉對賢惠的老伴更是情深意厚，他外出開會或參觀，總是細心地給妻子帶回心愛的衣料或禮物，一次也沒忘記過。

1996年3月18日，沈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

“西南紅人”徐遠舉病死獄中

徐遠舉1914年出生于湖北省大冶縣，黃埔軍校第7期畢業，1932年參加特務組織，1935年出任“護送班禪專使行署”少校參謀，隨后在西藏開展情報活動。1945年6月被戴笠提拔為軍統局第三處副處長，1946年1月到華北任軍統局北方區區長，7月調任重慶綏靖公署二處處長，瘋狂鎮壓學生運動，策劃破壞中共重慶地下市委機關報《挺進報》。在徐遠舉親自主持下，前后逮捕的地下黨員多達130多人，其中絕大多數被殺害，徐遠舉也由此得到了一枚四等云麾勛章，并被任命為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川、康、滇、黔四省所有保密局掌握的公開和秘密單位以及各地警察局、稽查處、公路和運輸部門的警務處、組，兵工廠的警稽組等40多個機構也由該區統一指揮。后來重慶綏靖公署升格為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徐遠舉成為長官公署二處處長。當時西南軍政長官是張群，張早就認識徐遠舉，對他特別賞識，所以徐遠舉更是紅得發紫，故當時國民黨軍政界都稱徐遠舉是“半壁江山，西南紅人”。

1949年9月至11月，徐遠舉在重慶主持策劃一系列大屠殺、大破壞計劃。12月在昆明被云南盧漢起義部隊捕獲，后作為戰犯被押回重慶白公館關押，1956年轉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經過改造，徐遠舉認識到自己罪行的嚴重，他向公安部門表示，對自己的問題“決不保留，決不擴大縮小，老老實實交代”。后來監獄組織關押人員撰寫國民黨的歷史資料，徐遠舉最賣力，也毫無顧慮，知道什么便寫什么，從不回避寫自己的問題。在慶祝建國10周年時，杜聿明、宋希濂等33名戰犯被特赦，徐遠舉也盼望著有朝一日能被釋放，但一直沒有輪到他。

“文革”爆發后，停止了對在押戰犯的特赦，已特赦的有的也被重新關進監獄，徐遠舉感到絕望了。“四人幫”為整倒一批老干部，到處逼人寫黑材料，但徐遠舉寧肯挨罵甚至挨打，也不亂咬人。據沈醉回憶說：“‘四人幫’為了把秦城監獄的那一幢樓騰出來，囚禁忠于黨和人民的革命老干部，把黃維和許多軍長一級的戰犯，都送到撫順原日本戰俘管理所，讓軍統和中統等10多名搞特務工作的留下來，逼他們提供材料，誣蔑好人。徐對此氣憤異常，認為這不是共產黨的傳統和光明磊落的作風。”

1973年冬，徐遠舉在勞動期間因工作不合格而受到批評，脾氣暴躁的徐遠舉情緒激動大吵大鬧，當晚又用冷水沖澡，本來他就患有高血壓，結果剛走出衛生間就暈倒，后經醫院搶救，終因腦血管破裂不治而亡。

“書生殺手”周養浩客死異國

周養浩是浙江江山縣人，與戴笠和毛人鳳都是同鄉。1933年，由戴笠介紹、唐縱監督，上海法學院法律系畢業的周養浩宣誓加入了復興社特務處，從那時直到被俘，周養浩為國民黨做了16年的特工工作，先后擔任過息烽監獄主任、重慶衛戍總司令部保防處處長、保密局西南特區副區長等職。周舉止斯文儒雅卻心狠手辣，是軍統內部有名的“書生殺手”，他曾親自策劃部屬殺害愛國將領楊虎城的行動。1949年冬國民黨在西南大撤退時，周養浩秉承特務頭子毛人鳳的命令，在重慶、成都、昆明等地參與布置大破壞與大屠殺，后在昆明被逮捕。

解放后周養浩在白公館關押期間，與沈醉、徐遠舉等人同處一室，因沈醉交代問題時曾涉及到周養浩，周養浩懷疑是沈醉有意出賣自己，于是他怒火沖天頓起殺意，拿起身邊的小板凳就往沈醉頭上砸去，多虧旁邊的宋希濂伸臂一擋才沒砸著沈醉。周養浩正要打第二次時，凳子已被宋希濂奪走。此后周養浩和沈醉一直是橫眉冷對，老死不相往來，兩人不管是誰，涉及到對方時總是有意回避，就像沒有這個人似的。

1975年3月20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公安部聯合下達了《關于安置特赦釋放人員的意見》，其中第六條規定：“凡愿意回臺灣的，報中央統戰部、公安部辦理。”時任公安部部長的華國鋒也向世人公開宣布：“愿意回臺灣的，可以回臺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來的，我們歡迎。”根據這個精神，周養浩與其他幾個特赦人員一道申請去臺，但由于臺灣方面拒絕他們入境，周養浩等人滯留香港，幾個月后周養浩輾轉赴美定居，1990年在美國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