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25日下午，在漢口江漢關(guān)省政府專用碼頭發(fā)生了一起令人震驚的刺殺案。死者叫楊永泰，在民國史上，他可不是一般人物，在蔣介石的眾多幕僚中，他是“首席智囊”，被稱之為“諸葛亮”式的謀略型人物。蔣介石對他幾乎做到了言聽計從，甚至蔣介石因他的建言，能夠改變已決定了的命令。北伐結(jié)束，他以“調(diào)虎離山”之計，將集團軍諸侯明升暗降，解除他們的兵權(quán);他建議組建侍從室，讓蔣介石從繁重瑣碎的公文審批中騰出手來，集中力量思考處理軍國大事;他以“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剿共”策略，迫使中共工農(nóng)紅軍北上長征。就是這樣一個呼風喚雨的人物卻突然被人刺殺，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人如此大膽，敢于刺殺蔣介石的“諸葛亮”？

一、獻策蔣介石，瓦解擁兵自重的軍閥

楊永泰，字暢卿，廣東茂名人，生于1880年。楊永泰從小聰明過人，鄰居們稱他是“神童”。12歲應(yīng)縣學試，以第一名補博士弟子員(秀才。也有說是17歲中秀才)，西學興起，21歲的他考入廣州高等學堂，開始接受系統(tǒng)的西方近代教育，一年后，轉(zhuǎn)入北京法政專門學校。畢業(yè)后，回到廣州任《廣東報》記者、編輯。他很快以文筆流暢、思維敏捷、立論深刻、思想活躍，聞名于珠江兩岸。

清末，立憲思想吹遍知識界，楊永泰為之搖旗吶喊，以鮮明的政治態(tài)度和立場，當選為廣東省諮議局議員。這一年他28歲。1912年，他32歲，當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國會議員。1914年，他與黃興組織歐事研究會，后改名政學會。袁世凱時期這批人被稱之為政學系，楊是骨干人物之一。這是日后國民黨內(nèi)的一個重要派系新政學系的源頭。在與黃興等國民黨人的接觸中，他認為孫中山的學說更接近于解決中國問題。孫中山在日本成立中華革命黨，他率先加入。從此以后，他追隨孫中山，投身民主革命，受到孫中山的信任與器重。遺憾的是楊永泰雖然足智多謀，但缺乏遠大的政治眼光和堅定的信仰，他既追隨過孫中山，也投靠過北洋軍閥，還依靠過西南軍閥。他這種朝秦暮楚，很不為國民黨人看好。但作為政客，他又很有心機。在廣東護法軍政府時期，他就注意與各方保持融洽關(guān)系，如滇軍將領(lǐng)熊式輝，特別是同政學會成員保持良好關(guān)系。后來，正是這層關(guān)系使他成為新政學系重要骨干，并通過黃郛、熊式輝的引薦，結(jié)識了蔣介石，有了用武之地。

在蔣介石執(zhí)政時期，新政學系是國民黨內(nèi)一個很重要的派系，其重要人物除楊永泰外有：黃郛、張群、吳鼎昌、熊式輝、吳鐵城、王世杰、翁文灝，甚至何應(yīng)欽也一度被人目為準政學系。可見其勢力之盛。

其實，這些人并沒有一定的組織，也沒有政綱，只是一種松散的聯(lián)合。他們對蔣介石忠心耿耿，并大多學有所長，才華出眾，精于政務(wù)，是行政管理方面的好手。所以，深為蔣介石器重。

1928年，黃郛就在蔣介石面前吹捧過楊永泰。蔣介石當時忙于北伐一時還顧不過來對楊永泰作了解。之后熊式輝又將楊永泰的“削藩”妙計貢獻給蔣介石，當時，蔣介石最頭痛的就是如何處理各地擁兵自重的軍閥，楊永泰的獻策正逢其時，這才引起蔣介石對他刮目相看。

由于楊永泰早年受過良好的教育，聰明過人，洞悉政治法律原理，又有豐富的官場經(jīng)驗，很善于揣摸主事人的心理，所以，與蔣介石第一次晤談，便令蔣介石大為驚嘆。當蔣問到他對當今天下大事有何看法之時，他是滔滔不絕。他把自己的“削藩策”主要概括為：以經(jīng)濟方法瓦解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以政治方法解決閻錫山的第三集團軍，以軍事方法解決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以外交方法對付張學良的東北軍。一席話，頓使蔣介石心明眼亮。

馮玉祥所占之地，河南、陜西、甘肅、青海等省，那都是中國最貧窮的地方，難以養(yǎng)活部隊。馮玉祥最需要的就是錢，有了錢才能解決軍餉和發(fā)展，而其手下一些將領(lǐng)帶兵作戰(zhàn)不少是為了榮華富貴，有奶就是娘。以后蔣介石就是通過給錢，封官許愿收買馮玉祥的部下，如石友三、韓復(fù)榘，再伴以武力威懾，終于將馮玉祥集團瓦解。所以，第二集團軍是被銀元打敗的軍隊。

閻錫山，最初是有問鼎中原的野心，北伐結(jié)束后，他自知沒有這種可能，自己的力量也不足以與蔣介石集團抗衡爭霸。所以，也就藏起了欲奪全局的野心，把精力放在經(jīng)營山西，一心只把山西經(jīng)營成他的“獨立王國”。楊永泰正是看準了這一點，才提出對閻錫山采用政治手段解決。

李宗仁的桂系。桂系比較早就歸附國民黨了。北伐時桂系編為第七軍，是蔣介石屬下的主力軍。但他們不滿蔣介石在給養(yǎng)方面明顯偏向第一軍(黃埔系)，桂系隨著軍事實力的不斷增強，擴張的野心，也隨之膨脹。1927年8月，蔣介石第一次下野，與桂系的逼宮不無關(guān)系。楊永泰認為對桂系必須從軍事上才能徹底解決。此后，一直到1949年，20多年間，蔣桂矛盾時緩時激，成為地方實力派中對蔣介石打擊最大、斗爭時間最長的軍事集團。蔣桂矛盾直到共產(chǎn)黨取得勝利，蔣介石敗走臺灣，才告終結(jié)。可見那時的楊永泰對問題判斷的準確性。

張學良據(jù)有東北，對南京政權(quán)的核心統(tǒng)治區(qū)域威脅不大，可以徐而圖之。所以使用外交手段即可。

在上述大方針下，楊永泰分別提出遠交近攻、調(diào)虎離山、借刀殺人、釜底抽薪等具體方法予以各個擊破，在日后都取得了成功。

二、排擠CC系，培植政學系勢力

1931年，蔣介石破格任命楊永泰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秘書長。對于蔣介石給予的信任，使他感恩不盡。楊永泰集知識分子的才識與處理行政公務(wù)的經(jīng)驗于一身，很受蔣介石倚重。他是大權(quán)在握，就把令來行。特別是他提出“攘外必先安內(nèi)”作為這一時期的執(zhí)政方針，協(xié)助蔣介石“圍剿”中共工農(nóng)紅軍有功，而當選為國民黨第五屆候補中央執(zhí)行委員。

北伐勝利，蔣介石名義上完成了全國形式上的統(tǒng)一，到1935年前這一階段，蔣介石既要“削藩”，又要解決國民黨內(nèi)部政令不出南京的現(xiàn)狀，還要對付共產(chǎn)黨，對共產(chǎn)黨的根據(jù)地進行“圍剿”，疲于奔命，搞得焦頭爛額。楊永泰經(jīng)過琢磨后，向蔣介石提出，設(shè)立一個侍從室，專門幫助處理公文。蔣介石批準了。侍從室建立后，蔣介石頓時感到方便多了。從此以后，全國各地來的報告、信件、建議、請示等各類公文，都匯集到侍從室，由侍從室送蔣介石批閱。但文件太多，牽扯蔣介石的時間仍舊很多。楊永泰見狀，又想出了一個辦法：先把收到的文電，經(jīng)過一番整理，摘出文件要點，提出處理意見，并設(shè)計出一種公文呈送表格。表格中分印：來文(電)機關(guān)或姓名、文別、日期、內(nèi)容摘要，以及擬辦、批示等各欄，由機要人員用端正的小楷填寫好，表的上面印上“呈閱”二字，然后區(qū)分輕重緩急，送蔣批閱。這一招果然奏效，蔣介石一下子覺得一目了然，批閱起來又快又方便。此后不斷改進，效力大為提高。侍從室的權(quán)力也不斷擴張，幾成蔣介石的軍機處。楊永泰也益發(fā)受到蔣介石的青睞。蔣介石的青睞讓楊永泰的權(quán)力放大。作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秘書長，國民黨的重要軍政文電，都須經(jīng)楊永泰過目后才能送呈蔣介石;可以說楊永泰已經(jīng)成為蔣介石的首席軍機大臣了。許多軍政要員要見蔣介石，也得經(jīng)過楊永泰。再加上集權(quán)政治的一大特點就是爭寵，如此一來，楊永泰勢必成為眾矢之的。

同時，由于蔣介石長期駐南昌主持“剿共”，遙控南京政務(wù)，南昌的行營秘書處成了實際上的行政院。所以這一階段，楊永泰是權(quán)傾朝野，高朋滿座，賓客盈門。蔣對楊永泰信任有加，這一時期是政學系急劇膨脹階段。如在封疆大吏這一級別中的官員，政學系占了幾乎三分之一。如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福建省主席陳儀、貴州省主席吳鼎昌、四川省主席張群、廣東省主席吳鐵城，等等。在行政院，有副院長兼外交部長張群、鐵道交通部長張家璈、糧食部長徐堪、秘書長翁文灝等。那時對政學系曾有“省府主席十有九，行營主任五占三”之說，可見楊永泰能量之大。在楊永泰任蔣介石秘書長期間，政學系主政不僅是眾人皆知的事，而且還搶奪了CC系的黨務(wù)大權(quán)。這就激化了兩者之間的矛盾。

1928年后，以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為首的CC系就掌控了國民黨的黨權(quán)，有“蔣家天下陳家黨”之說。在第五次“圍剿”中，楊永泰建議蔣介石集中黨、政、軍力量于“剿匪總部”，以便于指揮，蔣接受了。當時就把國民黨主要活動的河南、安徽、湖北、江西四省的國民黨組織變更，省市黨部設(shè)主任委員，由當?shù)剀娬髥T兼任。主任之下設(shè)書記長，書記長不用說了，基本都是主任委員的心腹。

楊永泰的這一招，把四省原來的各級黨部的執(zhí)行委員和監(jiān)督委員一起取消了，由書記長負全責，工作報告直送“剿匪總部”黨政委員會。黨政委員會集各地黨務(wù)于一處，顯得十分重要，于是黨內(nèi)各派系都爭奪黨政委員會中的職務(wù)。但在楊永泰的運作操縱下，該委員會六個處，五個處長是政學系的人，CC系僅爭得一個處的處長位置。下面各區(qū)分會委員會和附屬機構(gòu)的負責人也是政學系的人為多。

這樣一來，鄂豫皖贛四省各級國民黨組織就由CC系手中轉(zhuǎn)到了政學系手中，CC系成為當?shù)剀娬啄X的附庸，地位一落千丈。陳果夫兄弟會怎么想？當時是敢怒不敢言，可怨恨積蓄到一定程度，必然會以某種形式爆發(fā)出來。隨著后來“剿共”形勢的嚴峻，省政府主席又兼任全省保安司令，有權(quán)指揮地方武裝。可謂是黨政軍一把抓。

最初，CC系與楊永泰的矛盾還只是在暗里博弈。CC系為了對付楊永泰的這一招，提出“融政于黨”。所謂“融政于黨”，就是從今以后，CC系要重視往政府和教育部門安插自己的同志。同時，陳果夫陳立夫兄弟還發(fā)起“護黨”行動，尋找政學系的失誤，唆使各級黨部向國民黨中常委告狀，指責政學系的所作所為是毀黨。CC系的大將張道藩、張厲生等人還積極奔走于國民黨元老張繼、鄒魯之間，攻擊楊永泰是“投機分子”，鼓動他們向蔣介石進言，黨政大權(quán)不能由地方大員一人獨掌，以免形成獨立王國，不能過分寵信楊永泰。而楊永泰也不是吃素的，與之針鋒相對，利用蔣介石對他信任的優(yōu)勢四處排擠、壓制CC系。

三、政學系四面楚歌，終遭“清君側(cè)”

CC系長期以來控制黨務(wù)，陳果夫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利用職務(wù)之便安排本系統(tǒng)的人進入政府任職。楊永泰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秘書長后，情況在不知不覺中發(fā)生了微妙變化。楊永泰利用秘書長的職務(wù)，仗著蔣介石的信任，開始插手從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官員的安置，發(fā)展政學系，CC系的勢力無形之中變得是在逐步退卻，陣地萎縮。1933年陳果夫代替顧祝同，出任江蘇省政府主席，民政廳廳長一職決定派自己的心腹余井塘擔任，可沒想到省政府組閣名單報上來時，楊永泰將其壓住未報。陳果夫知道又是楊永泰使的壞，立刻發(fā)來一封措辭強硬的電報：“如有更適當者，請鈞座指定。”見到這封電文后，楊永泰不敢拖延了，遂將前后兩封電報一起呈蔣介石過目。

這本來只是陳果夫的一個姿態(tài)，不料這正中楊永泰的圈套。楊永泰即向蔣介石推薦與自己私交甚好的唐肯和辜仁發(fā)，蔣介石遂電告陳果夫從二人中選一人。在一省之中，除省主席和秘書長外，最重要的莫過于民政廳廳長一職了。陳果夫見到蔣介石的決定后，氣昏了頭。勉強選了辜仁發(fā)。辜仁發(fā)最后成了兩派矛盾斗爭的犧牲品。類似的這種情形時有發(fā)生，使CC系感到極大威脅。

1934年8月，杭州機場發(fā)生大火，機場燒毀，蔣介石剛從意大利購買的霞飛式轟炸機被燒毀10多架。蔣介石大為震怒，下令復(fù)興社“十三太保”之一的行營調(diào)查科長鄧文儀徹查。CC包庇主犯，鄧文儀出身黃埔一期，可謂老資格。可他在接受了案件中與之的利害關(guān)系人10萬美金賄賂后，便宣布大火為無意事故。

楊永泰看了鄧文儀的調(diào)查報告后，懷疑調(diào)查結(jié)論，當即請示蔣介石，建議由戴笠去秘密調(diào)查。結(jié)果真相大白，這乃是一場人為的縱火案。主犯是軍政部航空處處長兼杭州航空學校校長徐培根。徐培根乃是陳果夫陳立夫的親信。他盜用公款套購黃金，虧空300萬無法彌補，遂指使人放火燒毀庫房，以銷毀賬目。不料天氣炎熱，大火蔓延開來，致使飛機被燒。

機場大火案弄清后，徐培根以“通匪”罪槍斃。鄧文儀被免去行營調(diào)查科長。楊永泰的做法再次極大地觸動了CC系的利益，也引起黃埔系中一些人的不滿，因為鄧文儀乃黃埔一期的，遭整飭，其引發(fā)的后續(xù)反映是連鎖的。無形之中，不滿楊永泰的力量開始聚集，逐漸形成群起攻之的局面，楊永泰成為國民黨內(nèi)的眾矢之的。政學系與CC系的暗斗也逐漸表面化。

楊永泰攬權(quán)，培植政學系勢力，形成政學系在民國政權(quán)中一股獨大。而一些黨內(nèi)元老級人物也不愿楊永泰獨控中樞大權(quán)，最先起來抨擊楊永泰的是國民黨元老胡漢民，他說：“楊永泰是政學系首腦，和國民黨勢不兩立(指過去老政學系支持袁世凱)。總理在世時受他們的氣很大。”指責蔣介石重用政學系，“把他 (楊永泰)作為親信，是認賊作父”。再加上黃埔系中上層的不滿，他們不斷游說，之后是CC系的主動攻勢。蔣介石聽多了，不免聯(lián)系一些事情來看，也隱隱感到楊永泰似乎有暗中弄權(quán)的跡象。1935年12月17日，張群調(diào)任外交部部長，蔣介石命楊永泰接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次年1月兼省保安司令。當時，國民黨內(nèi)許多人認為這是楊永泰失寵的信號;其實，蔣介石還是信任楊永泰的，對楊的才能也是欣賞的，發(fā)配楊為湖北省政府主席，只不過是讓楊暫時避避風頭，以平息各派的不滿情緒而已。

四、到底是何方力量刺殺了楊永泰

1936年10月25日下午，楊永泰在漢口江漢關(guān)省政府專用碼頭被刺。究竟是什么人刺殺了楊永泰？當年有三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是中國共產(chǎn)黨，因為楊永泰足智多謀，為蔣介石出了不少可行的“圍剿”共產(chǎn)黨的計謀，被迫退出根據(jù)地，進行戰(zhàn)略大轉(zhuǎn)移。但77年過去了，沒有任何證據(jù)可以表明是中國共產(chǎn)黨所為。

第二種說法是“復(fù)興社”鄧文儀因報復(fù)而派人所為。

第三種說法是愛國青年自發(fā)組織“中華青年抗日鋤奸團”。根據(jù)審訊的確是他們所為。

“中華青年抗日鋤奸團”的發(fā)起人叫陳有光，曾參加過“中華革命青年同志會”。上個世紀30年代，面臨日本的侵略野心，他集合了一批“憤青”，組織了“中華青年抗日鋤奸團”。眾所周知，政學系是親日的。“攘外必先安內(nèi)”就是楊永泰提出來的。所以，楊永泰就成為“中華青年抗日鋤奸團”的暗殺對象。楊永泰在蔣介石身邊時，警衛(wèi)森嚴，無法接近，離開了蔣介石，到了地方主政，終于給了這批“憤青”們機會。執(zhí)行刺殺任務(wù)的是陳夔超(化名譚戎軒)和龔柏舟。在逃跑過程中陳夔超為一名殺豬的屠戶攔腰抱住，龔柏舟逃到南京后被抓獲。陳有光后來輾轉(zhuǎn)逃到貴州山區(qū)躲藏起來。陳夔超和龔柏舟被判死刑。還未執(zhí)行，碰上日機對武漢大轟炸。在解往重慶的途中，龔柏舟跳江得以逃生，陳夔超在押至重慶后被槍斃。

除上述三種說法外，還有第四種說法，說楊永泰是被胡漢民親信國民黨中宣部部長劉蘆隱指使人刺殺。這一說法在當時鬧得沸沸揚揚。

在當時之所以流傳這種說法，個中緣由，也是派系斗爭所致。劉蘆隱是胡漢民的得力助手，在胡漢民與蔣介石的矛盾沖突中，劉蘆隱時常為胡漢民出謀劃策。這是忠于蔣介石的復(fù)興社和CC都不滿的，有了楊永泰被刺一案，他們就想借機除掉劉蘆隱。于是在審理楊案過程中，CC和復(fù)興社聯(lián)手，對案情做了手腳，嫁禍于胡漢民派的劉蘆隱。劉蘆隱被捕，宣傳部部長一職由CC骨干方治長期“代理”。CC達到了一箭雙雕的目的。

楊永泰被刺，是政學系的一大損失，也是國民黨政權(quán)的一大損失。楊永泰死后，蔣介石還經(jīng)常念叨，對侍從室的人說“楊永泰不死，我們都可以省力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