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近日，電視劇《平凡的世界》在各大電視臺熱映，人們驚嘆這部傳世經典，那么真實的路遙與真實的《平凡世界》究竟是怎樣的，就讓小編和你一探究竟。

路遙，中國當代作家，生于陜北清澗縣一個世代農民家庭，其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以其恢宏的氣勢和史詩般的品格，全景式地展現了改革時代中國城鄉的社會生活和人們思想情感的巨大變遷，該作獲得第三屆茅盾文學獎。1992年11月17日因肝病早逝，年僅42歲。本文為你記錄路遙：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的一生。

終生與貧窮為伴

路遙1949年12月3日生于陜北清澗縣，原名王衛國。他的家庭是一個人數眾多的群體。父母親是目不識丁的文盲，有五個兒子，三個女兒。身高只有1.5米左右的父親用一副侏儒般的鋼鐵雙肩，挑起了全家十口人的生活重擔。為了生存，在路遙七歲時，父親就決定將這個長子過繼給他的哥哥、遠在延川縣的王玉德。對于路遙在父母家的生活，他最深刻的印象是饑餓與屈辱。父親性格軟弱，活得很窩囊，過的是被拋棄的生活。小時候，別人家的孩子把他打一頓，回來后希望得到家里人的支持，但得到的是父親再打一頓。路遙一直在伯父家度過了他的學生年代。伯父也是農民，沒有孩子，家里也很窮，他時常為買不起幾分錢一支鉛筆而發愁。當時，路遙衣衫襤褸，褲子破了不敢到別人面前，有人搞惡作劇，專門把他拉到人群里，惹得哄堂大笑。貧困艱難的生活給路遙留下了永生難忘的印象，他幼小的心靈受到極大創傷。

1973年，路遙作為工農兵學員被推薦上大學，因當過紅衛兵頭頭，北京師范大學和陜西師范大學都不敢要他，最后延安大學中文系的領導申沛昌冒著風險拍板，路遙才邁進大學校門。大學里，路遙的生活是很簡樸的。同學白正明說，一身灰的卡服是他的禮服，“老三樣”(白、黃、玉米發糕)吃飯后一碗開水沖菜湯是他很喜歡的美味佳肴。“兒子上大學前靠家里，上大學后靠的是林達，林達是北京人，家里境況好，在經濟上給了兒子很多接濟，就連背到學校里去的被子和褥子，都是林達給準備的。”路遙的養母李桂英老人說。

路遙的《人生》在全國獲獎了，但他到北京領獎的路費還是給四弟王天樂(當時《陜西日報》記者)借的。路遙曾與朋友說過，《平凡的世界》那點稿費，還不夠他那幾年抽煙的錢。茅盾文學獎的獎金除了應酬文學界的朋友，就是還債。王天樂曾經回憶路遙獲得茅盾文學獎后的情景：“路遙在電話上告訴我，去領獎還是沒有錢，路費是借到了，但到北京得請客，還要買100套《平凡的世界》送人，讓我再想一下辦法。”這對今天的我們來說是多么的不可思議……一個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人，沒有路費去領獎，更沒有錢去買自己寫的書！王天樂告訴他今后再不要獲什么獎了，如果拿了諾貝爾文學獎，他找不來外匯。路遙只說了一句話：日他媽的文學。

路遙在陜北農村有兩個家。四個生身父母和養父母，還有眾多兄弟姊妹，都需要他一一幫扶和贍養。何況故鄉的人們，遠親近鄰，七舅八姑，哪個鄉下人遇到難處，能不向這位出了名的作家伸手？在城里還有小家，他極不善精打細算，日子過的真夠窘迫。路遙為改變自己經濟情況作過不少努力：為了賺錢，他還炒過股，甚至開價5000元給企業寫報告文學。但換來的5000元稿費，卻是在路遙病倒昏迷后才拿到的。去世后只留下1萬元的存折和近萬元的欠賬。

路遙是在政治仕途被堵死的情況下才決心從事文學創作的，但是他本人一生都沒有放棄政治。這在作品中不自覺地流露出來：且不說路遙在《平凡的世界》大段引用《人民日報》等官方報紙的社論，也不說這部作品中對各級官員之間復雜關系的描寫，就說路遙把孫氏三兄妹的愛情寫成都與高干子女有關、孫氏三兄妹的愛戀者和競爭者的父親無一例外都是官場上的高官大官(而不是金錢上的富有)。這樣的安排，似乎印證了路遙看重的更多是社會地位、社會身份，而不是財富;潛意識里也流露出他對高官顯貴的認可和渴望。據說路遙“文革”結束后在擔任陜西省文聯主席期間，在文聯大院里進進出出，勇猛而好戰，令他的對手們聞風喪膽。陜西作家賈平凹在《懷念路遙》一文中也曾寫到，在延川的一個山頭上，他(路遙)指著山下縣城說：“當年我穿著件破棉襖，但我在這里翻江倒海過，你信不！”在省作協換屆時，票一投完，他在廁所里給賈平凹說：“好得很，咱要的就是咱倆的票比他們多！”然后把尿尿得老高。

在引導他走向文學之路的好友、詩人曹谷溪撮合下，路遙在人生最為輝煌時刻與北京知青林紅展開了他一生中最刻骨銘心的戀情。1970年延川縣招工，路遙爭取到了一個指標，但是他把這個名額轉讓給了林紅。生活總有許多說不清的巧合，渾身長瘡，折磨得兩個月不能行走的路遙被縣革委會宣布隔離審查。當天中午，林紅因路遙的“農民身份”而提出斷交，愛上了一位支工的解放軍下級軍官。林紅的離開對他有重要影響，路遙一生都沒有走出這段戀情所帶來的幸福與陰影。在他的成名作《人生》中，走進縣城變為城市人的高加林拋棄農村姑娘劉巧珍可能就是北京知青林紅拋棄路遙的翻版。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曉霞也可能有林紅的影子。

仕途失敗、初戀受挫，路遙痛不欲生、徹底絕望，不得不回到農村。在干爸、大隊支書劉俊寬幫助下，當了民辦教師，重新過起物質上窮困和精神上孤獨的生活。他只好用寫作來充實自己，因時而在曹谷溪主編的《山花》上發表詩作最后被借調到縣委通訊組。這時，頗具文學才華的另一位北京知青林達走進了他的生活，用愛撫慰了他的創傷。路遙考上延安大學后，大多經濟來源是靠林達資助的，正是因為有了林達，路遙在延安大學能夠安心讀書和進行文學創作。

婚姻不幸，路遙深深陷于夫妻感情破裂的深谷之中不能自拔。在他苦難屈辱的心靈深處也埋下絕望與無奈。路遙苦澀的婚戀影響著他的創作，他作品中的婚戀無不具有悲劇色彩：如田曉霞在洪水中喪生，孫少平走進一個孤兒寡母家庭;秀蓮好日子剛開始就得了絕癥;田潤葉對愛情苦苦守望并成了官場利益圈中犧牲品，最終守著李向前終其一生;郝紅梅一心想走入上層，卻婚姻不幸嫁給軟弱的潤生;金波因戀愛而被開除軍籍，再次尋找已是物事人非;模范夫妻侯麗葉莫名其妙投入第三者懷抱……作品展示了相對復雜的愛情，結局卻往往具有作者本人婚姻失敗的陰影。

內心世界的孤獨與無奈

路遙卑微的出身、少年苦難屈辱的陰影注定要產生一種無法適應周圍環境的自卑，他性格孤僻，不愿接觸社會。從表面上看，是高傲的路遙，風光的路遙。他也說過一些大氣磅礴的話，使人感覺到他生命中的每個細胞都充滿了“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激動。他對國內一些當紅作品很少有溢美之言，經常是流露微詞。對全國的作家，他看上眼的也沒幾個人。在文學界，他基本上沒有什么朋友，也可能因為他太實在、不善于應酬。他看不見塵世種種，眼睛只盯著自己的目標。在這個過程中，他自覺不自覺地傷害著親人，傷害著朋友，傷害著同事，他陷入了思想者特有的孤獨。

王天樂曾說過這樣一件事，說路遙骨灰在西安三兆公墓存放了三年后，必須重新安放，墓地選在了延安大學校園。于是第一天他和弟弟王天笑把路遙的骨灰搬到作協院里，可悲的是沒有一個人前來為路遙送行。他說決不為路遙感到悲哀，主要是覺得這個院里的儒士和名流們有失學者風度。是啊，路遙都去世三年了，作協大院里的朋友們還不能放下心中的不快么.

在《平凡的世界》的創作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中，路遙吐露了自己內心真實想法：

“文學圈子向來不是個好去處。……你沒成就沒本事，別人瞧不起;你有能力有成績，有人又瞧著你不順眼。你懶惰，別人鄙視;你勤奮，又遭非議;走路快，說你趾高氣揚;走路慢，說你老氣橫秋。這里出作家，也出政客和二流子。在這樣一種機關……最不忙的就是文人先生，可以一杯清茶從早喝到晚。……這些地方雖然聽不見槍炮之聲，且有許多‘看不見的戰線’。”從這里我們不難發現，心高氣傲的他無法融入當時的環境。路遙是郁悶的，人們很難讀懂路遙。其實，坐在平房小院里，不停地抽著煙仰望天空，若有所思，憂郁、寂寞、孤獨的路遙，才是真正的路遙。現實的世界里，沒有人與之同行，他的靈魂在孤獨與痛苦中游蕩。

文學殿堂的艱難跋涉

無庸諱言，路遙從事創作的動機也有很強的功利性，出人頭地、建功立業的意識遠遠強于對文學的愛好。文學更多的是一塊改變身份從農村進入城市的跳板，他試圖用文學打拼出一條人生新道路。在好友曹谷溪幫助下，路遙憑借創作才能在延川縣站穩了腳步。1972年8月2日《陜西日報》報道：“城關公社劉家圪嶗大隊創作員路遙同志，一年間創作詩歌五十余首，其中六首發表在報刊上”。正是由于路遙創作上的突出表現，在一些人的質疑聲中，他進入了延安大學中文系，從此徹底改變了他的農民身份，真正進入了城市。1976年8月，經陜西省作家協會爭取，路遙被分配到陜西省作家協會主辦的文學刊物《延河》做編輯工作。這對于路遙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他獲得了從事文學創作的必要條件，文學也成了他今后必走的人生之路。

路遙一直在追求著自己的人生夢想，可他的文學之路并不平坦。當中央還沒有對“文化大革命”作結論，別人還在喊“文化革命好”的時候，他逆風而動，以超常的勇氣與遠見卓識，寫出一篇聲討文化大革命的六萬字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他寄給了在全國的各大型刊物，可都給退回來了。沒有人理解他的小說，也沒有人敢發。他當時很苦惱也很無奈。他說他還要往外寄，如果這次再寄出去不發表的話，那他就把這個作品撕掉了。

后來，《當代》慧眼識珠，尤其是得到老作家秦兆陽的欣賞，才得以在這個雜志上發表并獲全國第一屆中篇小說獎。《驚心動魄的一幕》的獲獎，增添了他前所未有的自信，這部作品奠定了他向更高目標攀登的基石。1981年6月，不到三十二歲的路遙，以頑強的毅力，用了二十一個晝夜，創作完成了十三萬字的中篇小說《人生》。他自己認為可以開創一個時代的作品，寫出來后先后寄給幾家刊物，可還是被退稿。但他堅信并預言：要么巨大的成功，要么徹底失敗。結果《人生》果然讓路遙一舉成名。《人生》對于路遙的創作生涯來說，是屬于里程碑式的作品，也奠定了他在陜西文學界的地位。

這時候的路遙其實也負載著極大的心理壓力。他無法忘記與他的文學教父柳青的一次談話。柳青說，從黃帝陵到延安，再到李自成故里和成吉思汗墓，需要一天時間就夠了，這么偉大的一塊土地沒有陜北自己人寫出兩三部陜北體裁的偉大作品，是不好給歷史交待的。而他這輩子也許寫不成陜北了，“這個擔子你應挑起來”。路遙一直為此而感動。而當時，有一種論斷，認為《人生》是路遙不可能再逾越的一個高度。可爭強好勝的路遙很難承認《人生》就是他的一個再也越不過的橫桿。十三萬字的中篇小說，不足以安慰像他這樣懷有遠大抱負的靈魂。他要完成最尊敬的文學教父對他的囑托，在更大范圍和格局上，確立自己的文學地位。于是，路遙背著重如泰山般的十字架開始了他文學的遠征。這又是一次挑戰，他要用他的青春、他的生命做賭注去制作屬于他自己的鴻篇巨制！

六年的文學遠征，流血、流汗。《平凡的世界》終于在他頑強毅力支撐下圓滿完成，并一舉奪得中國最高文學獎“茅盾文學獎”。這曾經被認為是一部具有內在魄力，具有博大恢宏“史詩般品格”的現實主義力作，應該說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收獲。但此時的路遙已明確感覺到了死神的侵襲，不久就要離開人世了。這位原準備站在諾貝爾文學獎領獎臺發表演講的作家，又堅持完成了不朽的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而后帶著未竟的事業，離開了這個平凡的世界。

路遙故去

1992年11月17日上午8時20分，年僅42歲的路遙因肝硬化，消化道出血醫治無效，走完了他平凡而又悲壯的人生旅程。他活得太累了，非人般的勞動得到的全是苦難：屈辱的陰影，仕途的失敗，苦澀的婚戀，環境的掣肘。他的內心的苦衷難以忍受。唯一能夠釋放的渠道和寄托只能是文學創作，可艱難跋涉的文學之路也是充滿荊棘。但他清醒的意識到，作家的勞動絕不僅是為了取悅于當代，而更重要的是給歷史一個深厚的交待。他深信，歷史會給他一個公正的評價。因為他認為一個沒有喪失普通勞動者感覺的人，一定會把握社會歷史進程的主流、創造出真正有價值的藝術品！因此，他要以生命為代價，以血為墨著華章，為我們彈撥一曲生命絕唱——《平凡的世界》！

無論中國當代文學史學界表現出怎樣的冷漠，我們都不會忘記路遙。苦難的人生旅程，詮釋了他“像牛一樣勞動，像土地一樣奉獻”的人生真諦。不由讓我們想起魯訊先生的一句話，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血、是牛奶。這也正是路遙平凡而又短暫一生的寫照。路遙是農民的兒子，他深深地愛著這片土地，愛著這片土地上生活著的平凡的人們。他和他的作品奉獻出的精神食糧，激勵了和正在激勵著平凡世界里的人們于逆境中自強不息，在苦難中搏擊人生！

從這個意義上說——路遙還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