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賀出生于一個旁支遠裔、家境破落的宗室之家。在他生活的年代，仕進是讀書人的惟一出路，考取進士是進入仕途的重要門徑。但李賀因避家諱，不能舉進士，這對才華出眾又極為自負的李賀來說，無疑是個致命打擊。李賀的一生有太多不幸與磨難，內外種種壓力，使他的人格變得病態、扭曲。有人認為病態的人格導致他詩歌的感傷，而詩歌中表現出來的感傷正是他病態人格的反映。

李賀，字長吉，河南福昌(今河南宜陽)人，是唐宗室鄭王李亮的后裔。這位鄭王李亮，是唐高祖李淵的叔父。李賀父名晉肅，官至陜縣令，很早就死了。李賀的出生地在福昌的昌谷，所以也有人叫他李昌谷。元和二年(807年)，李家搬遷至洛陽。元和十一年，卒于故家。

李賀才名早著，貞元末年已蜚聲詩壇，有“鬼才”、“詩鬼”的稱號。他的詩歌或表現對藩鎮割據的痛恨，或對朝廷頻繁的贊頌，或反映社會黑暗的現實以及對勞苦大眾的同情。但李賀一生仕途偃蹇，多變早衰，這主要是他敏感世事，在生死問題上常常糾結于心。他馨盡了所有心力，為世間奉獻了數百首絢麗多姿的作品，自己吞咽的卻是一枚慘淡人生的苦果。

李賀一生短促，只活了27年，卻經歷著中唐德、順、憲三朝。這一時期，上承安史之亂的浩劫，唐代社會的各種矛盾繼續深化，河北、山東等地強藩交亂不止，朝中宦官驕橫跋扈，使得中唐的政治氣氛變得越來越沉悶，越來越令人窒息。巨大輝煌的大唐帝國，正在逐漸走向衰弱，昔日的勝景已是過眼云煙。生活在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由于不安定情緒的增長，普遍感到精神空虛，開元天寶年間的那種熱情浪漫已普遍轉為冷淡和不安，內傾的怪譎代替了外露的坦蕩，傳統見解開始受到很多人的懷疑，嚴肅的理性思考也被很多人所拋棄。李賀的心態是中唐文人心情的最好表白，由于人們對客觀現實的沮喪和失望，終于導致了他們盲目地去追求主觀的心靈。無數事實證明，中唐社會所呈現的那種頹喪，乃是醞釀與萌生眾多病態人格的溫床。

李賀家鄉昌谷縣，是個自然風景極美的地方，李賀在《南園》、《昌谷》、《蘭香神女廟》等詩篇中均有描述。這里是洛水流經之地，曠野郁郁蔥蔥，山巒起伏跌宕、泉水湍瀉，色彩各異的山果懸掛枝頭，蝶飛蜂舞，在這樣的環境生活，李賀的童年應該是無憂無慮、幸福美好的。但當時的昌谷縣并不是世外桃源。在李賀出生十余年里，昌谷相鄰的州郡都遭受危機和動亂。貞元六年(790年)，江淮一帶發生大旱，河北鎮州和山東淄青的藩鎮互相殘殺，西陲吐蕃入寇截斷河西走廊。這一連串事件，對昌谷都有沖擊，在李賀的心靈上烙下了永久的痕跡。這種時代大背景對李賀人格的形成起了決定作用，使他快樂的童年涂上了感傷憂患的色彩。

在昌谷大自然中，李賀觀察昌谷景物的各種變化，在他眼里自然事物都帶有很強的主觀色彩。對于主觀情感如此強烈的李賀來講，不可能拋開現實而獨享自然之美。李賀一生情感活動中表現出來的煩惱、失望，內心的軟弱、憂慮的性格特點，是同日益衰敗的唐王朝有密切聯系的。有學者指出，腥、瀉、慘、死、老、冷、狐、仙、龍、蛇、鬼等，這分明是在極度的感傷中需要一些刺激來麻醉一時，也是他對于時代失望疲倦之余的一種不正常的病象。看來，唐王朝由盛轉衰的時代變化是造成李賀精神扭曲人格的溫床，是他情感襯托和反映的主體因素。

有人認為，沒落的貴族血脈是李賀病態人格形成的前提。

李賀人格社會化中接受的行為規范是貴族式的，他時刻用此來控制自己的行為，這也是他病態人格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李賀是鄭王李亮之后，雖然從李亮到李賀，歷時約兩百年，這一極為疏淡的血脈并不能給李賀的家族帶來什么榮光。但流淌在血液中的那種王公貴族的傲氣，卻始終在李賀的思想意識中存在，李賀唯恐別人忘記他高貴的身份。在《金銅仙人辭漢歌》中他提醒人們：“唐諸王孫李長吉遂作《金銅仙人辭漢歌》。”《仁和里雜敘皇浦提》再次說：“宗孫不調為誰憐？”一再以所謂“唐諸王孫”、“宗孫”自稱。唐王室以隴西成紀為郡望，李賀就將自己的籍貫也定到隴西成紀。在《酒罷，張大徹索贈詩時、酒闌效潞幕》詩中說：“隴西長吉摧頹客，酒闌感覺中區窄。”一副自恃高傲的模樣。著名詩人元稹明經擢第后去拜訪他，他卻攬刺不答，表現出自己王公貴族的傲慢之態。李賀靠這種虛無的“唐諸王孫”來確認自己的自身價值。實際上，他與“唐諸王孫”的生活地位有著遙遠的距離。作為一個沒落貴族，他的家境相當窘困。他的父親李晉肅曾到四川做過小官吏，很早死去。他和弟弟依母而居，為生計，其弟去廬山謀生。理想與現實形成強烈反差。貴族血脈形成了他的孤傲個性，而現實又使他處處碰壁，李賀的思想始終徘徊在幻想與現實的矛盾中。他幻想貴族生活的奢侈豪華，用詩來體驗理想中的貴族生活。在《難忘曲》、《貴公子夜闌曲》、《梁臺古意》等詩中，李賀夸張地摹描貴族五光十色的生活，借以安慰自己，欲填心中奢望。在現實與幻想的夾縫里，李賀忍受著痛苦的煎熬。

李賀自命不凡，自命清高，心里所思與現實格格不入。生活越不如意，而想像越超越現實，反襯現實越凄苦，這樣連鎖式的反應，使李賀陷入苦痛之中而無法掙脫。他只有把自己全部心血傾注于詩歌創作中。他母親說：“這孩子要把心嘔出來。”李賀用心血構筑自己理想的殿堂，但光芒四射的殿堂外表掩蓋不住凄苦無奈的情感世界。這凄苦感傷的情感源于他自恃孤傲的貴族性格。

也有人認為體弱多病、相貌怪異是形成李賀病態人格的基本因素。

素以風流飄逸自命的李賀，卻有一張兩條濃黑粗大的眉毛連接在一起、鼻子過于肥大、五官比例失衡的臉。這樣一副瘦弱而五官近乎怪丑的臉，足以成為李賀的心病。加之因年歲增長而時常伴隨的疾病的催逼，他的心情也是相當黯淡。正如他所寫的“巨鼻宜山褐，寵眉人苦吟”，“壯年抱羈恨，夢泣生白頭”，“瀉酒木蘭椒葉蓋，病容扶起種菱絲”等句子，不難看出，早衰的征兆對年輕卻多病的李賀來說，所引起的反應是驚心動魄的，更何況病魔還在肆虐！李賀在《傷心行》中說;“咽咽學楚吟，病骨傷幽素。秋姿白發生，木葉啼風雨。燈青蘭膏歇，落照飛蛾舞。古壁生凝塵，羈魂夢中語。”這正是一個長期被病痛困擾的傷感者在他心力交瘁中所發出的微弱吟唱。

人們比較認同的一點是，李賀求仕受阻、官職卑微是病態人格形成的催化劑。

李賀是貴族子弟，在他穩定的態度和習慣化的行為方式中，一直以求仕、光宗耀祖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來束縛自己。18歲那年，他離家去洛陽求仕。對于有貴族血脈的李賀來講，仕宦是最終理想，而李賀在家的地位也使他求仕的意識更強烈。一個家庭中，母親的言行直接并常常無意識地塑造孩子的人格與認知力。李賀從小受母親的特殊關愛，他習慣于凌駕姐弟之上，而且母親也常用貴族子弟的功名來教育他，這種心理積淀似一種無形的力量，左右著他對功名仕途的看法。他需要獲得高官，需要體驗豪華。他在《走馬引》一詩中寫道：“我有辭鄉劍，玉鋒堪截云。”表現自己超塵出世的遠大抱負。到洛陽，遇大文學家韓愈，受其提攜、鼓勵，使李賀充滿著膨脹的欲念揚起了風帆。

元和五年(810年)，李賀賦成《十二月樂辭并閏月》共13首，應河南府試成功，并被選拔去長安應進士考試。但因當時有一些偏見，認為李賀其父李晉肅之“晉”與進士的“進”同音，根據禮法要避諱。雖然當時名噪朝野的韓愈寫了《諱辯》為其辯解，但終無濟于事。這件事使李賀不僅僅是失去了一次進士的考試，更重要的是對他的人格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李賀并不具備適應社會的能力，離開母親之后，他茫然不知所措，孤僻、自尊，使他對周圍人缺少親和性。雖有韓愈提攜，他也把韓愈作為靠山和保護人，但當韓愈進諫也不能幫他時，他徹底絕望了，且這種絕望影響著他一生。他開始了厭倦和頹廢。《出城》一詩中道：“雪下桂花稀，啼鳥被彈擊。”李賀像一只受傷的小鳥何等凄涼，不得不返回昌谷老家。

元和六年，他仕途有了轉機，離家去長安擔任奉禮郎一職，但此官職位低下，只是負責宗廟祭掃時的贊禮。這個官職對傲岸而自尊的李賀來說，前途根本沒有什么改變，卻反而加重了性格中凄苦無奈的成分。在職三年，他幾乎中斷同所有人的來往，他過著“掃斷馬蹄痕，衙回自閉門”的閉塞憂愁的生活。

在李賀人格發展過程中，自卑與自大同時左右著他，他力圖求得平衡，但始終沒能達到。他病態的心理特征導致他這段時期的作品充滿失望、悲愴、憤怒、傷感、凄涼的意味。他一生仕途境遇蹭蹬，孤傲風流而外表奇丑孱弱多病，這些都是導致他精神人格趨往消極方向的因素。他的詩中感傷透視著他對人生消極的思考，但對社會卻采取逃避的方式，騎驢索詩材，晚上回來秉燭夜作，過著與世隔絕的消極生活。他用詩歌表現自己的苦澀，在詩中自為地投入一種煎熬，用詩來彌補生活中的缺陷和不足。

病態的人格使李賀成了一個苦悶的詩人，他的詩歌主題，就是抒發內心的苦悶，他的詩具有凄苦的感情色彩和磊落不平的抑郁憤懣之氣。病態的李賀，寫出的詩歌有人歡喜有人罵。有人將其比美于杜甫詩，贊譽為“唐《春秋》”;有人認為李賀詩的核心是功名利祿;有人認為李賀的詩中全是鬼魅世界;評價最低的認為李賀詩描寫的是肉欲與色情，“內容是什么也沒有的”。仁者智者，所見各不相同。有位專家說，后人學李賀詩，“學其神者活，師其形者死”。也許這是對李賀最恰當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