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接著寧漢合流，全國出現一片白色恐怖。但是，中國共產黨人沒有被嚇倒，革命的武裝斗爭如星火燎原，尤其是紅軍在湘、贛和鄂、豫、皖邊區的發展，更使國民黨反動派日夜不得安寧。1930年12月，蔣介石糾集10萬兵力對我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一次“圍剿”，不僅被紅軍迅速粉碎，而且連前敵總指揮張輝瓚也被活捉。鐵的事實使蔣介石認識到，光靠軍事實力是不能消滅共產黨的，于是提出了所謂“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指導原則，企圖在抓緊軍事進攻的同時，用“加強軍民政治訓練”的辦法，維系其內部統治，破壞紅色根據地內魚水一般的軍民關系。由于賀衷寒早年參加過共產黨的一些活動，又曾兩次去過蘇聯，蔣介石便認為他的這位高徒對共產黨的政治工作最熟悉，于是急召他回國。

1931年2月，賀衷寒回國后，先后擔任了國民黨陸海空軍總司令部政治宣傳處處長、訓練總監部軍事教育處處長、鄂豫皖邊區“剿匪”總司令部政治訓練處處長等職。國民黨部隊分為嫡系與雜牌兩大類，嫡系部隊因經過“清黨”運動，一大批做政治工作的共產黨員和所謂“嫌疑分子”被“清”出軍隊，雜牌部隊原來就無政工人員。針對這種情況，賀衷寒在征得蔣介石同意后，在原有高級政工干部中挑選130人，辦起了“星子訓練所”(即軍校特訓班前身)，對這些人進行為期兩周的短期特別訓練，講習“對共產黨政治斗爭技術”及所謂“對全國軍民宣傳和平統一的國策”。蔣介石對這個訓練班也特別感興趣，先后5次親自到該所訓話。這些學員，后來大多成為國民黨軍隊中從事反共政治訓練的骨干。

當時，國民黨部隊不僅政工干部缺乏，政工體制也極為混亂，南京的中央委員會政治訓練處，不能對全軍各級政治機關實施有效控制，處于各自為政的狀況。1933年2月，賀衷寒接替劉健群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處處長后，采用辦“政訓研究班”和“軍校特訓班”的辦法，抽調一批又一批軍隊中的原有政工干部和大專畢業生進行短期集訓，然后分派到全國各地的軍隊中去，并規定各軍、師都設政訓處，團、營、連派指導員，所有中上級政工人員都由軍事委員會直接委派，而這些人大多是軍校出身的復興社成員。這樣，賀衷寒就直接掌握了一支龐大的軍隊政治訓練隊伍，最多時達3400余人。賀衷寒還與劉健群、袁守謙等人策劃，采取派遣“宣傳隊”的形式，把政工人員安插到西北、東北和西康等地國民黨雜牌軍中去做反動宣傳工作，以防止這些軍隊“異動”。

賀衷寒先后主持召開過3次國民黨部隊的政治工作會議，提出了一整套反動政治理論，制訂了一系列反動政工文件。如：1933年5月在南昌召開的全軍第一次政工會上，擬訂了《政訓令》，明確了所謂政治工作在軍隊的17條任務和職權;1934年3月在南昌召開的第二次全軍政工會上，針對“剿匪”(圍剿紅軍)與“整軍”之雙重任務，又制訂了“新的工作方針”;1935年4月在漢口召開的第三次全軍政工會議，專門研究了軍隊各級政工機構如何配合抓好“整軍”的問題。7月，由賀衷寒主持制訂的《整軍宣傳方案》和《整理部隊政訓工作綱要》等文件正式出籠。

賀衷寒在貫徹實施蔣介石提出的用“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辦法“圍剿”紅軍方面，可謂嘔心瀝血，絞盡了腦汁，提出了許多反共、反人民的壞點子。如在他主持軍隊政訓工作以前，各種書刊和公私文件上對于圍攻紅軍一事用詞各不相同，有的用“剿赤”，有的用“剿共”，賀衷寒上任后即提出要統一用“剿匪”二字。他還著重從政治方面提出了許多“圍剿”紅軍的辦法，更是受蔣介石賞識。

從1932年至1936年，賀衷寒還兼任過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軍隊黨務處處長、南昌行營政訓處處長、武漢行營政訓處處長、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常委委員、軍委會政訓處秘書長、新聞檢查局局長等職。這樣，賀衷寒就將國民黨軍隊、乃至全黨、全國的政訓大權掌握到了自己的手中，成了名符其實的國民黨法西斯政訓系統的總頭子。賀衷寒在致力反共政治訓練的同時，還積極參加直接為蔣介石所掌握和為其服務的法西斯特務組織――“中華復興社”的籌組工作，成為該組織“十三太保”中的核心人物，他與鄧文儀、康澤、戴笠等人被稱為“復興社”的4大臺柱，而賀衷寒名列第一。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面對國內抗日救亡運動浪潮的沖擊和國民黨內部派系斗爭的傾軋，坐在“國民政府主席”寶座上的蔣介石，深感自己的統治岌岌可危。但他處心積慮、苦心焦思的，并不是怎樣去抗日，而是想搞出、一個什么新的東西出來，加強他的國家機器，進一步鞏固其獨裁統治。

蔣介石有一個特點，就是在重大問題上不直接說出自己的想法，而是慣于用罵人的方式，迫使部屬去揣度他的心思，再想出辦法來迎合他的意圖。這次也是這樣。這年的11月間，他接連幾次在南京召集賀衷寒、康澤、桂永清、肖贊育、周復、膝杰、鄭介民、戴笠、曾擴情等黃埔愛生開會，只是一個腔調，嘆中雜罵、罵中雜嘆地說：“我的好學生都死了！你們這些又不中用。現在時局艱難，我們的革命就要失敗了……”蔣介石的獨角戲唱完，會也就沒頭沒腦地散了。賀衷寒腦瓜最“靈”，每次蔣介石“訓”完之后，就把“這些不中用的學生”約到他家里去商量，揣摸“老頭子”的真正意圖。第一次沒有結果，第二次大家議出了一點頭緒，認為“要組織起來”。當蔣介石第三次召集這些人去開會時，蔣介石一罵完，賀衷寒就立即站起來，淚流滿面地說：“時局雖然很困難，只要我們能團結(即“要組織起來”的意識)，還是有辦法的。”這時，蔣介石感到這些“不中用”的學生還是有點用，有點門道，就一面罵，一面順水推舟地往下逼，并露出了自己一點點真實意圖。他說：“我們要有像蘇聯那種‘克格勃’的組織就好了。”最后，蔣介石叮囑這些“不中用”的學生“慢慢地去研究”，就結束了這次會。于是，賀衷寒又第三次把這些人邀集到自己家里，研究怎樣組織起來，對組織名稱、政治綱領、組織原則等問題廣泛交換了意見，但沒有產生具體的東西。以后，又連續開了幾次會，還是沒有結果。這時，蔣介石迫于形勢宣布下野，離開了“主席”寶座。但是，秘密組織的籌建工作仍在進行。在曾擴情舉行的南京浣花菜館晚餐上，根據胡宗南的提議，這些被蔣介石再三罵過的學生，推舉賀衷寒、鄧悌、膝杰、周復、康澤等5人負責籌備。第二天又召開籌備會，決定由賀衷寒起草章程，由康澤起草紀律條例。1932年2月蔣介石復職后，認為最重要的事就是趕快搞成那個組織。賀衷寒向他匯報了籌備經過、并呈上由他起草的組織章程和康澤起草的紀律條例，得到了蔣介石的批準，并決定這個秘密法西斯組織的名稱為“中華復興社”。

1932年3月初，由賀衷寒主持在南京勵志社開復興社成立大會。按該社章程，蔣介石是“真命”社長，自然毋庸選舉。此外，選出賀衷寒、鄧悌、騰杰、周復、康澤、桂永清、潘佑強、鄭介民、邱開基等9人為中央干事。會后，蔣介石又指定賀衷寒、鄧悌、膝杰3人為常務干事。

復興社的第一任書記是膝杰，他是黃埔四期生，資歷較淺，能力也比較弱，并且與賀衷寒的私交甚好，所以有事必先與賀衷寒商量。1933年1月，賀衷寒接替膝杰擔任書記，由于賀衷寒狂妄自大，常以黃埔領袖自居，遂引起蔣介石的討嫌。1934年8月，由鄧悌擔任第三任書記。鄧梯是留歐派首領，在黃埔學生中被認為是較有才能的一個，但此人過于自負，與所有黃埔學生中的其他上層人物都不親近，因而實際上被孤立起來了。1935年10月，賀衷寒聯合留日派將他趕下臺，由劉健群擔任復興社的書記長(以前三任都為“書記”)。劉健群不是黃埔出身，原只是何應欽的秘書，因曾上書蔣介石，建議仿照墨索里尼的黑衫黨和希特勒的褐衫黨組織“藍衣社”，而受到蔣介石的賞識，被人稱為蔣介石的“螟嶺子”，但賀衷寒并不把他放在眼里。1936年8月，劉健群調北平工作，由鄭介民代理書記長。這樣，至1936年“西安事變”之前，賀衷寒在復興社中便始終以常務干事的身份負實際領導責任。

賀衷寒一貫以黃埔系和復興社唯一的理論家和指導者自居。他不僅到處發表演講、撰寫文章，利用他主辦的《前途》月刊和《掃蕩報》大肆進行法西斯反共宣傳，而且還參與了組建中國文學會、成立中國電影制片廠和主持南昌的“新生活運動”等活動。他的著作雖不多，可長篇大論的講演卻很不少。他對“蔣介石教義”的闡發和注疏，也自命為第一人。如他所寫的《新生活運動的意義》一文，就為蔣介石所提倡的所謂“禮義廉恥”，作了當時頗受某些人稱道的注解。賀衷寒寫文章或演講，不像鄧文儀那樣總是一大串語無倫次、亂七八槽的口號堆積，而總要咬文嚼字，力求說出個自以為深奧的道理來。從1933年到1937年間，賀衷寒每年出版一冊《一得集》，打著“救國”、“統一”`“復興民族”的招牌，宣揚“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獨裁理論和“攘外必先安內，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動政策。

由于賀衷寒極力擁蔣反共，因此越來越受到蔣介石的器重。1935年11月，賀衷寒當選為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次年1月被授予陸軍少將軍銜，10月又晉升為陸軍中將，并獲四等云麾勛章。賀衷寒憑著他的資歷、能力、勢力和蔣介石的器重，在復興社中自居于第一把交椅，發言表態都始終處于權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