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中國封建社會被奉為圣人，孔子的弟子后學被稱為賢人，但從今天的觀點來看，孔門圣賢在人倫上并不完美。在閱讀先秦文獻時，我發現孔子、孔子的弟子曾參、孔子的孫子思都曾有休妻的經歷。孔子的原配夫人來自宋國，《孔子家語·本姓解》記載：“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一年之后亓官氏生子，魯昭公曾派人送鯉魚表示祝賀，孔子對此感到十分榮幸，故給兒子取名為鯉，孔鯉成人后取字伯魚。孔子與亓官氏的婚姻結局，在文獻中沒有正式記載，但我們可以在字里行間發現一些信息。

在《禮記·檀弓上》一文中，子思門人有“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之語，據孔穎達的解釋，“先君子”指的就是伯魚，而“出母”就是伯魚之母亓官氏。根據這一記載，這位亓官氏并未與孔子白頭偕老，她被孔子無情地休棄了。《論語·陽貨》中記載了孔子的一句名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遜)，遠之則怨。”不知是不是針對亓官氏而發。后來亓官氏病死，伯魚按照喪禮為生母服喪，孔子對此未加干涉。

《禮記·檀弓上》記載：“伯魚之母死，期(周年)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驚怪之聲)，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根據喪禮，如果孝子被休棄的生母死了，應為生母服喪一年。但是，如果父親已經去世，孝子已為人父，那么就不必為休棄的生母服喪。亓官氏死后，孔子允許伯魚為出母亓官氏服喪一年。伯魚在服喪期滿后仍然為生母哭泣。孔子對此感到不滿，覺得伯魚做得太過分了，伯魚不敢違抗父命，只得停止哭母。亓官氏在后世被人們尊為圣母，孔廟中的寢殿即為供奉亓官氏的專祠。如果孔子重生，得知被他趕走的原配夫人亓官氏不僅又“回到”他的身邊，而且還被一再加封為誥命夫人，不知會作何感想？

孔子高足曾參休妻的理由更為離譜。據宋人汪晫編輯的《曾子·外篇三省》記載：“曾子后母遇之無恩，而(曾參)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蒸梨不熟，因出(休棄)之。人曰：‘非七出也。’曾子曰：‘蒸梨小物(小事)爾，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再娶。”在這一段文字中，曾參對后母和妻子的態度截然不同。后母對他刻薄寡恩，但由于后母在倫理上也是母親，因此曾參將后母作為盡孝的對象，盡心盡意地供養。但是，曾參對妻子的態度就完全不同了。他命妻子蒸梨，妻子沒有將梨子蒸熟，曾參一氣之下便將妻子無情地休棄，可見曾參性格中有乖戾、刻薄、冷酷、怪異的一面。

古人休妻有所謂“七出”之條。沒有把梨子蒸熟，這只是日常生活中可以忽略不計的小事，并不在“七出”之列，曾參對妻子如果稍微寬容一點，是絕不會采取休妻這一絕情舉動的。他對妻子的嚴苛引起別人的批評，曾參的回答是：蒸梨不熟，確實是一件小事，我讓她蒸熟，而她不按照我的命令去做，小事尚且如此，何況是大事呢？其實，這是完全站不住腳的。人非圣賢，孰能無過？每一個人都是在不斷糾錯的過程中逐步成長起來的。在現實生活中，哪一個人不出差錯？如果出了一點小差錯，就預言此人必犯大錯，這豈不是太荒謬了？按照曾參犯小錯必犯大錯的邏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必然會犯大錯，都在可以斷交之列。曾參在中國文化史上是著名的大孝子，他對父母可以無微不至地盡孝，為何不能對妻子寬容一點呢？

子思是孔子的孫子，名伋，有些古籍寫作“急”。子思學于曾參，他對妻子的態度比孔子、曾參還要絕情。《禮記·檀弓上》記載：“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為被休棄的母親服喪)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急則安能？為急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急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子上是子思之子，孔子的曾孫，名叫孔白。子上的生母被父親子思休棄。其生母死后，子思卻不許子上為之服喪。子思此舉顯然不符合喪禮，因此弟子問子思：“從前您的祖父允許為休棄之后的生母服喪嗎？”子思回答說：“是的。”弟子又問道：“您不讓孔白為生母服喪，這又是為什么呢？”子思辯解說：“從前我的祖父沒有什么禮儀失誤，禮儀該隆重的就隆重，禮儀該從簡的就從簡，我怎么能做到這樣呢？我的妻子是孔白的母親，不做我妻子的人，就不是孔白的母親了。”子思按照自己的標準來認定兒子的母親，但他卻沒有想過，孔白與其生母的母子血緣關系，并不因為他的休妻行為而消失，孔白的生母可以不再是他的妻子，但她永遠是孔白的母親。

子思不準兒子孔白為生母服喪，他為自己找了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自己的道德境界比不上祖父孔子，因此，可以不像祖父那樣允許兒子為生母服喪。其實，子思不讓兒子為生母服喪的真正原因，是他對這位被自己休棄的前妻刻骨銘心的怨恨和厭惡。他出于厭惡而休妻，甚至在前妻死后仍不能化解心中的怨恨，以致他蔑視傳統喪禮的規定，斷然不準兒子孔白為生母服喪。可見，在對待妻子的態度上，子思的心胸是多么狹隘。子思此舉竟然為孔門立了一個規矩，此后，孔氏子孫就不再為被休棄的母親服喪了。

孔子、曾參、子思之所以對妻子薄情，是由于當時的社會賦予了男子太多的權利，而女子的社會地位特別低下。甲骨文中的“女”字，就是一個雙手交叉、兩腿彎曲、跪在地上的女子形象。女子向誰而跪呢？她跪的對象應該是決定自己命運的男性。當時社會對女子的要求是柔順、服從。《儀禮·喪服》說：“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既然丈夫是妻子的“天”，妻子對丈夫要絕對地服從，那么丈夫對妻子當然是無所不用其極了。所以，盡管孔子、曾參、子思對妻子異常刻薄，但這是當時社會的倫理道德賦予他們的權利。時至今日，社會倫理道德已發生巨變。從今天看來，孔子師徒對待妻子的態度顯然是缺少人情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