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都知道有個典故叫做《徐溥儲豆》，今天咱就來說一說這位固執(zhí)的清官徐溥。

弘治元年（1488年），清洗了前朝舊臣的明孝宗朱佑樘，組建了自己的第一套內閣班子：劉吉，徐溥，劉健。

三個人都是朱佑樘做太子時的老師，其中兩個在前面已經露過面了，劉吉是根標準的老油條，劉健是門性格暴烈的炮筒子，露面不多的，卻是徐溥。而在弘治朝初年的內閣班子中，他才是最受朱佑樘信任的人。

徐溥，字時用，江西宜興人，景泰五年進士，歷任禮部侍郎，吏部侍郎等工作，入閣的時候已經五十九歲，可謂是飽經風霜了。

所謂人在江湖飄，怎能不挨刀。宦海沉浮幾十年，不得罪人是不可能的，不被人罵也是不可能的。在明朝做到中央級的高官，如果背后沒人吐口水，那是相當的不正常。

可徐溥卻偏偏不正常，從基層到中央一路爬上來。人人一看到他，準想到今天政府機關門口看傳達的慈祥老大爺，不管奸臣還是忠臣，都會情不自禁的贊嘆一句：好人哪。

徐溥是好人，在那年頭好到地球人都知道。內閣里的搭檔劉健，是個標準的急脾氣，從來都是三句話不合就翻桌子，唯獨和徐溥討論工作的時候客客氣氣，凡事禮讓三分。內閣首輔劉吉，是壞到腳底長瘡的小人，素來善搞蠅營狗茍打擊報復，卻對徐溥尊重有加，出了矛盾也退避三舍。至于拿得罪人當家常便飯的王恕，竟然也和徐溥保持長期良好的工作關系，退休回家了也不忘寫回憶錄稱贊徐溥，表揚他“一心為公，國之干器”。做人做到這一步，可謂是相當的成功。

但這成功絕不是偶然的，還是因為他為人太正派。正派到幾十年如一日堅持做自我批評。

他做“自我批評”的方法很有趣：在書桌上擺兩個瓶子，一個瓶子裝黃豆，另一個瓶子裝黑豆，如果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就往瓶子里裝一顆黃豆，如果自己做了一件錯事，就往瓶子里裝一顆黑豆。每天都要檢查一下兩個瓶子到底是黃豆多還是黑豆多，如果發(fā)現黑豆多了，就做深刻的自我反省。大半生的宦海沉浮，他就是從不斷的自我反省里走過來的。

嚴于律己的徐溥是個絕對的好干部，生活艱苦樸素，不背后亂說閑話，不耍陰謀詭計，不搞貪污腐敗，只是一門心思干工作，光明磊落對待同事，勤勤懇懇上下班。他的為人處事，忠臣服，奸臣也服，一句話，這是個品德高尚的厚道人。

但選閣老不是選標兵，人品好也不一定意味著工作能力強。事實上，朱佑樘之所以重用徐溥，除了品德原因外，更因為《明史》中評價他的一個詞：凝重有度。

解釋一下：凝，是指含蓄，重，是指穩(wěn)重，有度，是指有氣度，胸懷寬廣。這個詞連起來的意思就是：徐溥是一個含蓄老練，做事穩(wěn)重，胸懷寬廣的人。

這樣的人，不進內閣簡直是屈才了。

這正是朱佑樘重用徐溥的原因：弘治朝初年的國家政局，其實還處在過渡階段，前朝的弊政要革除，積累的問題要解決，未來的發(fā)展方向要找好，但這一切都要有個前提－國家穩(wěn)定。

治國就像開車，不開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開快了卻有可能翻車，翻車就要沒命。只有開得又快又穩(wěn)，才是高水平的司機。

而內閣就是國家的發(fā)動機，在彼時的大明內閣里，油滑的劉吉屬于潤滑裝置，急脾氣的劉健屬于加速裝置，而沉穩(wěn)老練的徐溥，則是減速操控裝置。弘治朝初年的工作不少，人事任免，清丈土地，抗災救災，都是牽一發(fā)動全身的大事，沒有謹慎持重的精神是不行的，而徐溥，就是最合適的人選。

而入閣的徐溥很快就表現出了他的工作能力。大小政務事無巨細，都能安排得妥當：國家要施行大政方針，他反復斟酌，盡量做到不騷擾百姓。同僚之間有矛盾，他耐心做調解工作。中央下派干部到山西，陜西兩省清查土地，他事先給人家制定出完善細致的清查步驟與斗爭方略，盡可能的在不出亂子的情況下把事情辦了。

中央要任免地方干部，他嚴格把關，舉薦的都是老成持重的好模范，黃河鬧災要賑濟災民，他擔心原先核算的賑濟款解決不了問題，又建議增加了三成。國家要修水利工程，他認真反復核算，最后的預算比預期減免了四成，中央要整頓腐敗問題，他擔心株連過多會出亂子，幾次上奏章要求糾偏。總之，既要爭取進步，又要謹慎小心，就是他的工作方針。

而他的人緣也一如既往的好的很，同僚犯了小錯誤，他既進行批評教育，又千方百計的幫忙遮掩，真正做到治病救人。劉吉整言官整的厲害，他想方設法幫忙營救，“兩京之獄”事件里的許多言官都得到過他的庇護。劉吉明明知道，卻也不敢拿他怎么樣。總之，上下關系都處的好。

如果僅僅如此，徐溥也不過是個謹小慎微的官僚，而隨著弘治朝日漸走向正軌，朱佑樘終于發(fā)現，厚道的徐溥還有另一項可怕的品質：固執(zhí)！

身為一個老知識分子，徐溥也是有堅定的信仰的。他的信仰就是兩個字：祖制。

所謂祖制，就是明朝開國時期，朱元璋制訂的一整套政治經濟制度，可隨著時間的流逝，到了一百多年后的弘治朝，這些制度有的名存實亡，有的也敗壞的差不多了。

這些現象早就讓徐溥痛心疾首，他堅定的相信：朱元璋留下的制度是好的，國家之所以出問題，是因為沒有遵守這些制度，要想國泰民安，就要遵守祖制，凡事朱元璋說過的話，都是對的，凡事朱元璋提倡的事，都是正確的，誰要是敢破壞祖制，我就和他玩命。

比如葉淇要變更鹽法，他認為這是純粹扯淡，在朝堂上拼命反對。但是當有人污蔑葉淇貪污受賄，他卻旗幟鮮明的替葉淇證明清白。后來葉淇辭官回鄉(xiāng)，窮得連路費都湊不出來，經濟同樣不寬裕的徐溥慷慨解囊，送別的時候目送人家走出二里地，卻急匆匆的追上來，氣喘吁吁的拉著葉淇的手認真的說：雖然你人要走了，話我還是要說，你改革鹽政的做法是非常錯誤的。

修黃河也不例外，明孝宗登基早期，發(fā)生的一件大事，就是黃河決口，整個河南都演成一片汪洋。明王朝選派兵部尚書白昂受命治水，歷經一年多苦干，總算圓滿完成。

但剛忙活完河南水災的白昂，卻提出一個雷人要求：在山東加挖分流運河。

提這個要求的原因也很簡單，作為十五世紀中國最杰出水利科學家，白昂看到了一個科學大難題：一旦黃河入海的流量激增，即使河南可以頂住洪峰，淮河也必然決口，如果那樣，整個大運河也會被阻斷。所以最保險的辦法，就是在山東加挖十二條運河，分解其流量。如果此舉實行，黃河的水患，才能徹底斷掉。

但朝中的干部們，科學懂個皮毛，政治問題卻看得重：黃河會不會再發(fā)水，那只有老天知道。為這么個可能的事，就要放血砸國家一大筆錢，這簡直就是敗家子。于是報告打上去，白昂就差點被罵死。

作為朝中公認的好人，徐溥勇敢的站出來，逐條駁斥了言官們對白昂的各種污蔑。然后以首輔的身份，對白昂的奏折拿出意見：不能修！

當然這不是對白昂有啥看法，而是在徐溥的觀念里，凡是朱元璋說的都是對的，他老人家既然當年沒這么修過，現在肯定也就沒必要。這次明孝宗朱佑樘尊重了他的意見，你說不修那就不修吧。

結果兩年后黃河大決口，整個蘇北大地全泡到黃湯里。

這下徐大人卻又來精神了，六十五歲的老頭主動要求去災區(qū)工作，以欽差大臣的身份雄赳赳氣昂昂奔赴一線，為治河總指揮劉大夏排憂解難，還走家串戶訪貧問苦，積極幫助災民解決生產生活問題，把當地老少爺們感動得熱淚盈眶：徐大人，再生父母啊。

可是，要是當初支持白昂的計劃，現在還至于費這勁？

和同僚玩命，和改革玩命，甚至和黃河玩命，一切都源自徐溥固執(zhí)的信仰。按照中國官場的慣例，一個擁有堅貞信仰的政治家，不和皇帝玩命是相當說不過去的，在這點上，徐溥果然“不負眾望”。

所謂“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應該說弘治朝的忠臣們已經很知足了：有朱見深這樣的反面教材在前面擺著，早把勵精圖治的朱佑樘襯托的光芒萬丈。但徐溥卻明顯不這么想：英明神武？你才剛上路呢。

因為徐老爺子素來以“向模范看齊”的標準要求別人，皇帝也不能搞特殊。朱見深算啥，你要以先進典型為榜樣。誰是先進典型？當然是明太祖朱元璋他老人家了。

朱佑樘很快就感受到徐溥的“嚴格要求”了……

比如天文臺（欽天監(jiān)）有個叫李華的技術員，因為犯了錯誤被革職，后來又因為替皇后看風水得到賞識。朱佑樘想：老婆的面子是要給的嘛，要不讓他官復原職？徐溥不干了：國家選拔干部是要有組織程序的，不正之風的口子開不得。皇上您下命令可以，不過我是堅決不會聽的，如果您一定要下命令，那就先把我撤職得了。朱佑樘當然不會為了一個技術員罷免副總理，算了，那就聽你的吧。

比如朱佑樘有幾天起的晚，上朝時間遲了一會，按說領導日理萬機，上班遲到也可以理解。但徐溥又不干了，不但嚴肅批評了朱佑樘的行為，還借題發(fā)揮，把朱佑樘回復奏章回復的晚和最近業(yè)余生活過多的錯誤都批評了一遍，最后歸結一句話：皇上您比太祖差遠了。這簡直不像大臣提意見，倒像是學校里的班主任教育差生了。

嚴格要求領導也就算了，徐溥連領導的奶奶也干脆一起嚴格要求。周太皇太后（朱見深的母親）想念小孫子了，想召崇王（朱佑樘的弟弟）進京敘敘舊。徐溥又發(fā)話了：太祖朱元璋早教導我們說，藩王不能隨便進京。所以太皇太后的想法是錯誤的，是應該改正的。徐溥又非常體貼的對朱佑樘說：皇上您應該做通您奶奶的思想工作，督促他改正錯誤，要是您不方便去的話，我去？

朱佑樘是個孝順人，當然不想讓這家伙給奶奶添堵，算了，還是我自己去吧。

每到這個時候，朱佑樘都相當的無可奈何。他漸漸的明白，這個看似很好說話，辦事厚道的老大爺，其實是個外柔內剛，毫不退縮的倔老頭。

但朱佑樘總算是好脾氣，基本都是很給徐溥面子，他更明白：這個倔老頭是個對國家有益的人，特別是弘治五年劉吉滾蛋后，他接任內閣首輔，與幾位同事通力合作，事事以與民休息為先，提拔推薦人才，保證了弘治朝政局的穩(wěn)定和生產的發(fā)展，雖然也有黃河決口之類的傻事，但總起來說，還是功大于過的。

對這樣的人，朱佑樘當然關懷備至。合理化的建議說得再難聽也聽。不合理的建議也好言撫慰。還經常把他召入內宮單獨討論工作。加官進爵當然更少不了，到了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徐溥已經是太子太師，加華蓋殿大學士。該有的榮耀他已經全有了，當官當到這步，已經夠本了。

徐溥當官夠本了，可身體的本錢已經耗光了，他已經七十歲，渾身上下全是病，寫字手發(fā)抖，走路打哆嗦，看文件眼發(fā)花，工作效率是大不如前了。他正式向朱佑樘請求退休，朱佑樘非常舍不得，接連挽留了幾次，并特準徐溥刮風下雨天可以在家休息。但徐溥一臉苦相：臣實在干不動了，您就讓臣享兩天清福吧。

弘治十一年，帶著朱佑樘豐厚的賞賜，七十歲的徐溥正式退休了。但厚道人徐溥的好人好事，并沒隨著他的退休而做完。

歸鄉(xiāng)的徐溥用全部的積蓄在宜興溪河畔建了一個小宅子，當地地方官為巴結他，下令將宅子門口的一條大路封鎖了，為的是怕車水馬龍打擾閣老休息。消息傳到徐溥耳朵里，徐溥怒了：誰讓你騷擾群眾的，怎么改的你給我怎么再改回來。

宅門口的溪河波濤洶涌，商旅往來非常不便，徐溥散步的時候瞧見了：這不是個事呀。立刻自己出錢造了一條大船，義務接送兩岸來往行人，這就是今天當地依然津津樂道的“徐氏義渡。”

連他的家產也都捐出來了，名下的八百畝水田全都捐給了族人耕種。至于朱佑樘的賞賜？拿出來當“愛心基金”，周圍鄉(xiāng)親的婚喪嫁娶，只要有經濟困難的，都可以用這些錢來救急。

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七十一歲的徐溥與世長辭，追贈太師，謚號文靖，為緬懷他的恩德，他建在溪河邊的老宅子，被命名為“世德堂”。

說起這個人，我總想起小時候雷鋒叔叔的一句話：“一個人做一件好事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

但是徐溥，這個高尚而固執(zhí)的倔老頭，卻完成了這個高難度動作。關于這個人，毛主席語錄里的一句話或許可以作為評價：他是一個純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