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者，曹操、曹丕、曹植；三鐘者，鐘繇、鐘毓、鐘會；三蘇者，蘇洵、蘇軾、蘇轍。操繇洵為父，丕植毓會軾轍為兄弟，父子之間皆以文名傳世，皆為詩文大家。

曹氏父子既為建安時期的政治中樞，又是文壇領袖。“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初期會孟津，乃心在咸陽”，與氣勢磅礴、悲壯慷慨的曹操之作不同，曹丕之作委婉細膩，文辭清綺，且舒緩纏綿，語淺情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曹植之作骨氣奇高，詞采華茂，謝靈運嘗評價曹植：“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其文且洋溢自負，意氣奮發，“名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驅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兄弟之間本應形同手足，惺惺相惜，卻因世子位爭而同室操戈，煮豆燃萁，以致后來曹植貶爵徙封，動輒獲咎，名為王侯，實則囚徒。

與爭位之時的矯情虛飾、世故老練不同，與對兄弟如此冷酷忌刻、不由分說有異，曹丕在與文友們相處時，全然一個性情中人。在王粲的葬禮上，曹丕對眾人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于是眾友皆一一學了驢叫。阮瑀死后，他又作《寡婦賦》哀憫阮的遺孀，“人皆處兮歡樂，我獨怨兮無依，撫遺孤兮太息，俯哀傷兮告誰？”感傷懷人，軫念殊深，真情真摯，其忱由衷。

與上述不同，張氏三兄弟倒是相互提攜，情同手足，且各有成就。太康初，張載至蜀省父，道經劍閣，因著《劍閣銘》。銘文先寫劍閣形勢之險要，次引古史指出國之存亡，在德不在險的道理，被后人譽為“文章典則”。《詩品》將張協之詩定為上品：“晉黃門郎張協，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凈，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雄于潘岳，靡于太沖。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采蔥菁，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亹亹不倦。”《晉書》載張亢：“依蔡邕注《明堂月令》、《中臺要綴》諸說歷數，而為歷贊，秘書監荀菘見贊異之，亦信該羅歷義。”

蘇氏昆仲亦親亦友，一生牽掛。據《東坡詩話》云：“兄弟二人，才學高華，文章富麗，不亞于父。老泉官為大理評事之時，兄弟二人隨父入京。一個十八，一個十六，俱入監讀書。歐陽修先生掌國子監，深愛其才。常言：此二人得志，老夫當讓一籌。在監三年，才名動于天下。嘉佑丙申年，時當大比。八月初旬，頭場已近，兄弟二人一齊染病。歐陽先生時以大學士為主考，韓魏公為宰相。奏曰：有眉山蘇軾、蘇轍，才高博學，與父蘇洵齊名，天下號為三蘇。今當大比，兄弟二人以病不得入場，恐失真才，望陛下展期數日，以待二人痊可，應得英才入彀，有光大典。仁宗天子準奏，特賜展期十日，以八月十九為頭場，以待二蘇病好入場。此千古以來圣君賢相愛才好士未有之洪恩也。不上五日，兩蘇病體全安，將養幾日，雙雙入場。三場已畢，兄弟二人，名登上第。主試官呈上卷子，仁宗天子看了又看，親用御筆題于卷尾：兩蘇兄弟奇才，可謂一門雙璧。暫為詞苑之臣，終作兒孫輔弼。”民謠有“眉山生三蘇，草木盡皆枯”之謂，可見其在當是的影響。

少年時，兄弟二人同榜進士，大被同眠；中年時，同朝為官，政見相類；暮年時，同病相憐，雙雙遭貶。病逝后，即遵照遺囑，蘇轍葬兄于嵩山。而在此之前，兄弟二人一個貶儋州，一個貶雷州，海畔登舟，含淚揮別。遇赦北歸時，對宦途心如死灰的蘇軾，最念想的便是與賢弟老境聚首，安度晚年。先期已于穎昌定居的蘇轍約請兄長前來安家，但至真州時，軾不幸染疾，至常州時，病情加劇，彌留之際，悔憾兄弟不得再見一面，世事萬端無奈也。熙寧年間，蘇軾曾卸下京中差遣，攜妻小與蘇轍一家陳州團聚，且一住七十余日。其間，詩酒唱和，砥礪共勉，并相伴拜訪已致仕的歐陽修。蘇軾杭州伍滿時，曾上奏朝廷，懇請調任濟南附近的州縣，因蘇轍正在濟南任上。后如愿改知密州，雖說此地荒僻蕭條，民不聊生。蘇軾因烏臺詩案獲罪下獄時，蘇轍上書請以己之官爵為兄贖罪，被貶筠州。

對兄弟如此，對文友亦然。當聞知秦觀病逝的噩耗后，蘇軾悲傷不已，兩日為之食不下，并嘆曰：“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

有趣的是，與蘇軾蘇轍兄弟同時代的朝鮮也有一對文學兄弟：金富軾、金富轍。其名即因仰慕蘇氏兄弟而取。金氏昆仲，出身高麗名門望族，富軾官至門下侍中，總攬朝政，又是著名史學家、文學家，著有《三國史記》，為朝鮮國文壇巨擘。富轍官尚書、禮部侍郎，宣和時曾出使大宋，能寫一手漂亮的四六文。

權勢榮位、欲望誘惑之于父子，可以反目為仇，親倫泯滅，于兄弟，可以相互殘害，不共戴天，其中的嫌惡怨表、嫉妒狐疑，異化出多少悲哀凄苦、不堪回首，病灶出多少乖謬畸變、語無倫次，走調出多少斷腸之音、長歌當哭，失態出多少怪誕不經、顛三倒四。劉徹劉盈、李淵李世民、李隆基李亨父子不能免，扶蘇胡亥、陸機陸云、朱祁鎮朱祁鈺兄弟不能免，但作為文人的曹丕曹植兄弟也不能免。“時徂鷹化鳩，地遷橘為枳”，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時空易也，“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也。曹氏兄弟若紆尊降貴，生于平民之家，是否還會有相煎太急的悲情，蘇氏兄弟若登堂入室，生于帝王之宮，是否還會有相依為命的故事。

命運是天造的陰差陽錯，假設是永遠的無稽之言。但無論生于后宮還是民間，人們總是在竭力抑制著他人的欲望，而肆力放縱著自己的貪婪，理智與野蠻，就在這一抑一放間。文人若無放浪形骸、輕脫不羈之飄逸，必有豐取刻與、饞涎無厭之猥瑣，所謂“過默者必懷詐，過謙者必藏奸”是也。曹丕爭世子位時，在其父處，畢恭畢敬，謙遜過人，而任性的曹植恰與之相反，曹植乃真文人。

《世說新語·言語》記述有這么一則頗具魏晉風致的故事：鐘毓、鐘會少有令譽。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與其父鐘繇曰：“可令二子來！”于是敕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有汗？”毓對曰：“汗出如漿。”復問會曰：“卿何以不汗？”對曰：“汗不敢出。”《世說新語·簡傲》則記述了一則有關嵇康之兄嵇喜的故事：“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后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人，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為欣故作‘鳳’，凡鳥也。”《晉書》稱“喜有當世才，然不為清流所重。阮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在竹林名士看來，“當世才”即庸才。所謂“當世才”即指嵇喜的司馬任職，雖如此，嵇喜尚有《嵇康別傳》《答嵇康詩四首》等文作傳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