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網上一些人說的不一樣，清太祖努爾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極并不是文盲。

明末大儒黃道周在《博物典匯》卷20《四夷》一文中寫道：

“(努爾哈赤)讀書識字，好看三國、水滸二傳，自謂有謀略。”

按照薩爾滸之戰中被俘的朝鮮人李民寏的記述：

“聞胡將中惟‘紅歹’僅識字云。”(李民寏《建州聞見錄》)

李民寏的說法來自道聽途說，不那么準確，起碼創制滿文的額爾德尼和噶蓋，都是熟悉蒙古文和漢文的大臣，這一點，明人談遷在《北游錄》里就有佐證。

當然，由于“紅歹”，也就是皇太極的漢文學自漢人龔正陸，朝鮮人的記載是：

(萬歷二十年)“俺差人楊大朝入虜中，見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龔正六(吳音同陸)，年少客于遼東，被搶在其處，有子姓群妾，家產萬金，老乙可赤(努爾哈赤的朝鮮稱呼)號為師傅，方教老乙可赤兒子書，而老乙可赤極其厚待。虜中識字者，只有此人，而文理未盡通矣。”(吳晗：《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

邊疆小部落的小人物，大明朝廷是不關注的，但是這個龔正陸卻是皇太極的啟蒙老師，雖然說“文理未盡通”，教學生考不了狀元，識文斷字卻應該錯不了，而他平時還為努爾哈赤的弟弟、諸子講《三國》、《水滸》，乃至歷代故事，卻實實在在為文化程度不高的建州核心層開了眼界。

所以，努爾哈赤開啟的統一東北諸部的戰爭，并不像他的先輩蒙哥帖木兒、王杲，只是部落對部落的征服，而是一場有規劃、有組織的“革命”，也正因為如此，建州乃至后來的后金、清朝才能越打越強。

蒙古國現存的女性薩滿，不過屬于草原薩滿文化圈，和清朝所屬的森林薩滿文化圈又有眾多不同。

正如“創造”了蒙古民族的成吉思汗一樣，努爾哈赤對諸部征服之后，進行了打破舊部落界限的重新編組，成吉思汗是編為“千戶”，用舊將為“那顏”，再將千戶封給諸子，而努爾哈赤是編為“牛錄”，提拔“牛錄額真”，再將牛錄劃入八旗，封給兄弟、諸子統帶。

那么，打破部落界限的最重要一步是什么？

信仰。

努爾哈赤破哈達、輝發、葉赫、董鄂、烏拉等部時，兵馬先破“堂色”(即堂子)，“掠祖像神器于貝勒馬前。”(富育光、孟慧英《滿族的薩滿教變遷》，《黑龍江民族叢刊》1988年第4期)

這個堂子里往往供奉著各個部落的祖先神，以及山川、名木、動物的神靈，毀棄其中一部分，吸納其中一部分，類似于古羅馬共和國征服強大民族之后將其供奉的神祗帶回羅馬供奉，是早期國家進行征服的重要手段。

這個集中供奉地，就是他自家的“堂子”，佛阿拉、赫圖阿拉這兩個舊都都有，一直保留到清朝滅亡后的實物則是沈陽的“堂子”，從努爾哈赤遷都沈陽就開始營建，天命十一年(1626年)五月落成，不過，努爾哈赤八月就病死在叆雞堡，基本沒用上。

到皇太極時代就比他父親更進一步，在確認族名更改為“滿洲”的第二年(崇德元年)，他下令：

“凡官員庶民等，設立堂子致祭者，永行停止。”(《大清會典》)

也就是說，從今往后，整個“滿洲”族群的祖宗和神仙，只許拜我家的，由我們一家子皇帝、親王、貝勒，帶著你拜。

不但如此，當年，他還規定：

“凡人祭神、還愿……宰殺牛馬騾驢，永革不許……今后許綿羊、山羊、豬、鵝、雞、鴨還愿祭神……母豬不許殺，若殺，賣者問應得之罪，仍賠豬入官。”(《清太宗實錄稿本》)

崇德三年，寧塔海牛錄下蘇拜因三次拜神家財蕩盡，經查問，蘇拜夫婦判死罪，連累之人受貫穿耳鼻之刑，以及鞭笞。

可見，后金國家對于祭祀權力的干預之強。

待到清代定鼎中原，遷都北京之后，祭祀仍循昔日之制，也在北京建了堂子。

“順治元年，建堂子于長安左門外，玉河橋東。元旦必先致祭于此，其祭為國朝循用舊制，歷代祀典所無。又康熙年間，定祭堂子，漢官不隨往，故漢官無知者。詢之滿洲官，亦不能言其詳，惟會典諸書所載。”(吳振棫《養吉齋從錄》)

“進堂子”即使在“滿洲”內部，也有明確的身份區分，大內及王貝勒貝子公等，于堂子內向南祭祀，其余只能于各家院內，向南以祭。

網友繪制的明清男子發式的變遷，如圖所見，清代近300年間，剃發的傳統本身就經歷著不斷的變化。

之所以如此，在于當時的東北少數民族大多數還停留在部落聯盟的時代，血緣部落，即一家一姓的聚居，已經在金代“猛安謀克”制度和元代“萬戶”制度之下被破壞，如“胡里改”、“斡朵里”等概念已經由血親部落過渡到地緣部落，比如“斡朵里”就同為地名，在李朝史料中記錄的朝鮮北部女真的生存狀態，也已經混族而居，一個耕種村落中甚至會有三、四個族群居住。

因此，聚集這些地域部落認同感的，也不再是共同祖先的血緣關系，而是共同的神靈信仰，這些神靈本身就帶有區域性，祭神的祝詞，往往也帶有追述本族、本部落歷史的責任。

努爾哈赤的新政權在武力征服的同時，摧毀這些小范圍的認同，而代之以大群體的認同，是非常高明的政治手段，同樣也標志著建州、后金政權雖仍嫌簡陋，卻已具備國家的雛形，如果拿來和中原王朝來比較，起碼已經達到了西周滅亡商朝之后所建立的制度水準。

到了皇太極時代，則仿照漢制，逐步從諸貝勒手中收權，再經過多爾袞、順治、康熙前期對各旗旗主的權力進行了全面壓縮，清朝殘存的草原帝國政治形態基本消弭殆盡，在明朝的制度軀體上，快速進化為一個更有效率，也更具侵略性的中原王朝。

康雍乾時代，保留下來的不過是“堂子”、“坤寧宮祭祀”等等已經轉化為禮儀、風俗的傳統，其實際意義早已不復存在，而這種“傳統流失”甚至還是在三代皇帝三令五申要保留、傳承的情況下實現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到乾隆時代，無論是國家級的“堂子”還是皇家內院的“坤寧宮祭祀”，竟然連用滿語吟唱“神辭”的語音都出現了種種錯誤，其中涉及的不少神明更是只留下名字，連干什么的，做過什么都不知道了。

待到道光、咸豐之后，那些固守的“國族舊俗”，乃至于“國語”滿語，都已經被淹沒在漢化的洶涌大潮之中了，再去強調此疆彼界，其實早已經失去了意義。(原文來自一點資訊劉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