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戰爭(護法戰爭)期間，因吳佩孚在衡陽擅自停兵主和，并以“學生”的名義與段祺瑞公開辯論，直皖兩派矛盾隨之公開化。再往后，因上海的南北和會吵吵嚷嚷，無果而終，為此，直皖矛盾也在逐步升級。

山東問題的發生，皖系遭到責任追究，這無疑為直系提供了一個亂中崛起的時機。這是一個群雄爭霸的年代，一個派系能否脫穎而出，占據政治與輿論的制高點，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領袖人物的目光與膽識。

馮國璋系統的直系，其實體主要由三者構成：江蘇督軍李純，江西督軍陳光遠，湖北督軍王占元。因三地均處長江沿線，故稱“長江三督”。

1918年10月，馮國璋卸下代總統之職，告老還鄉，李純成為長江三督之首。

白堅武時在李純帳下做門客，5月25日，白堅武在上海徐家匯順直同鄉會館發表演說，稱山東問題“非僅青島去留，實為國家存亡問題”。

呼吁抵制日貨，最后，豪氣十足地宣稱：“吾直軍人居全國軍人過半以上……中國若亡國，除非直隸人盡死之……”白氏此言，等于把直系擺到了救國圖存的核心地位。不久，上海的三罷發生之后，白堅武立即“電告李督，并修函勸其應時而起”。

白堅武作為李純的門客，其對直系所說的那些豪言壯語，很大程度上就是寄希望于李純，指望李純站出來，率領直系“應時而起”。不幸，白堅武投錯了門戶，選錯了主公，李純不過是一平庸之輩，并無應時而起的才識與膽略。6月8日，白堅武由上海趕回南京，與李純“晤談兩時，殊失望”。其后，李純府上又發生一件令白堅武更為失望的事，7月4日，“全國學生聯合會代表許德珩、左學舜來寧，擬進謁督軍”。但結果是，李純“告以有病，約不能見”。將全國學聯代表的主動聯絡拒之門外。

自此，長江三督在政治上趨于沒落。

就直系而論，馮國璋系統之外，便是曹錕系統。徐樹錚對曹錕頗為輕視，曾私下議論曹：“人尚憨厚，惟頭腦無識。”不過，那位見多識廣、與多國領袖人物打過交道的顧維鈞，則這樣評價曹錕：“恢弘大度，襟懷開朗”，“我對曹錕作為一個領袖給予很高的評價”。曹錕到底是頭腦無識，還是恢弘大度，這里不作深究，總之，曹氏帳下偏偏有這樣一位將領：資歷不深不淺，職位不高不低，但卻桀驁不馴，敢作敢為，且具有強烈的領袖欲，此人即陸軍第三師師長、前清秀才吳佩孚。6月9日，吳佩孚于同日發出兩份電報。

吳電之一，致電總統徐世昌。徐世昌曾于5月25日下達一道強硬命令，要求對不服勸阻、繼續游行演說的青年學生，“應即依法逮辦，以遏亂萌”。隨后，各地依據此項命令，對學生運動實施壓制。針對這道命令，吳佩孚致電徐世昌表示：“此次外交失敗，學生開會力爭，全國一致，不約而同。民心民氣，概同想見。我政府當軸諸公，對于我大總統五月二十五日命令，不注重剴切曉諭，而趨重逮捕，竊恐操之過急。”此言等于公開指名批評徐世昌的這道命令。一個師長批評總統，此種“犯上”之舉，在那個年代的現役軍人中并不多見。與康有為相同，吳佩孚也是把五四學運與古人聯系起來，表示：“夫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況學生乎。古之以學生言時事者，漢則有劉陶，宋則有陳東，載在史冊，后世傳為美談。”這里，漢之劉陶，宋之陳東，成為五四學運合法合理的歷史依據。言必稱典，是中國士大夫傳統的論政方式之一，也反映了吳佩孚在思想意識上的積習。

接下來，吳佩孚為五四學運大唱贊歌，電稱：“當此外交失敗之秋，顧忌者懾于威而不敢言，偏私者阿其好而不肯言，銅駝荊棘，坐視淪胥，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誰無義憤。彼莘莘學子，激于愛國熱忱而奔走呼號，前仆后繼，以草擊鐘，以卵投石……其心可憫，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吳氏本人也是秀才出身，早年曾遭豪強壓迫，因此對于弱勢群體的青年學生“以草擊鐘”之舉，多多少少懷有本能的同情。

最后，吳佩孚告誡：“如必以直言者為罪，講演者被逮捕，則是揚湯止沸，勢必全國騷然……大獄之興，定招大亂，其禍當不止于罷學、罷市已也。師長等素性憨直，罔知忌諱，憂之深有不覺言之切者。仰懇大總統以國本為念，以民心為懷，一面釋放學生，以培養士氣;一面促開國民大會，宣示外交得失緣由;共維時艱，俾全國一致力爭，收回青島”。

通觀吳電，的確體現了其人“罔知忌諱”的一面。

吳電之二，致電總理錢能訓。

吳佩孚認為，在當前情況下，日本可能對華施以威脅，“萬懇我總理堅決鎮定，勿受其欺。蓋以我國陸軍雖不盡精良，然分別簡選，對日尚能敷用。即以駐湘雙方軍隊論之，官兵屢經戰事，實驗頗深，以之敵日，縱不敢云券操必勝，亦絕不至如甲午、庚子之失敗，此差堪自信者”。此言等于倡議，停止南北內戰，將雙方軍隊一致用于對日衛國之戰。僅就輿論效果而言，此類倡議無疑是頗為迎合民心的。

關于對德和約，吳氏認為，日本也存在許多內外矛盾，因此政府應電令中國代表，“趁日本內外不能兼顧之時機，對于山東問題據理力爭，以達交還目的。倘中日交涉至萬不得已而訴諸武力，兩相比較，勝敗未知誰屬也。師長忝列戎行，對于國家有捍衛之責，屆時敢請聯合湘、桂、粵、滇、黔各軍，力加整頓，備效前驅。”

對德和約簽字與否，說到底，就是敢不敢與日本抗衡。對此，段祺端在 5 月 24 日的敬電中表示：“以英日現在之國力，我欲一筆抹煞得乎？”5月 25 日，倪嗣沖通電支持簽字，電稱：“自青島問題發生，嗣沖以邦交重要，嘗與僚屬切實研究。竊以國力誠強，則直接交還未始不可辦到，惟回顧我國，本以積弱相沿……對外之力既屬薄弱異常，而壇坫折沖，亦恐非空言所能挽救。”段、倪兩電，等于在日本面前自己認輸。此種言論究其根源，無不出自甲午、庚子之敗。《公言報》就在其社評中提出這個問題，認為：“甲午一役，李文忠初主和議……然而清議一流力持戰局，遂至賠款割地……然而主戰者仍享高名，而李文忠反被漢奸之目。”等等。

的確，甲午、庚子之敗，是每一個中國人揮之不去的心結，但是，其中的經驗教訓究應如何記取，認識并不統一。總之，與段、倪以及《公言報》相反，吳佩孚偏偏聲稱“絕不至如甲午、庚子之失敗”，“勝敗未知誰屬”，等等。吳氏之言是否“清議一流”，姑且不論，但肯定可以博取“高名”。

吳佩孚于6月9日發出的兩個電報，一份致總統，一份致總理，以一個師長的身份，與總統、總理討論時政，指點國策，僅此做派，至少是自視甚高的表現。

數日之后，徐世昌以總統一職作賭注，通過辭職換來各方挽留，同時換來各方對于簽署德約的支持。一時間，“兩害取輕”“全約簽字”的呼聲逆勢上揚，一些曾經反對簽字的，又轉而贊成簽約，例如陳光遠。還有如張作霖，事不關己，置之不理，既不贊成，也未反對。從整個軍政上層來看，基本狀況就是追隨、動搖、旁觀。也就在此時，吳佩孚發出數道措詞激烈的通電，從而在衡陽這樣一個偏遠之地，樹起反對簽約的大旗。

6月15日，吳佩孚草擬了一份通電稿，以公開發表的方式，征求西南各方意見，建議南北將領聯合署名，共同反對簽署德約，此即轟動一時的刪電。

首先，吳電聲明軍人的衛國之責，內稱：“頃接京電，驚悉青島問題有主持簽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難承認。蓋青島得失，為吾國存亡關頭，如果簽字，直不啻作繭自縛，飲酖自殺也。況天下興亡，匹夫俱與有責，而失地亡國，尤屬軍人之辜。吾國數百萬軍人，厚糜餉糈，竟坐視強迫執行(指山東條款，引者注)，不能作外交之后盾以喪失領土，是軍人無以對國家，而政府亦無以對人民也。”

然后，吳電以質問的方式，轉而向各國列強提出一個尖銳問題：“此次歐洲戰爭，聯合國家(協約國，引者注)以公理戰勝強權，興滅國，繼絕世，非為強陵弱，大兼小也。即如波蘭、捷克斯羅瓦克，為已滅之國，尚可恢復，而我國固有之青島，竟不可收回……已亡者可以復興，而固有者不可復得。他國加入協約，皆獲利益，我國加入協約，反受損失，揆諸公理，豈得為平！”

興滅國、繼絕世，是周武王時代采取的一項收復人心的安邦之策。波蘭、捷克早已滅亡，歐戰之后再度復國。那么，波蘭、捷克亡而復國，與中國的“興滅國、繼絕世”的安邦理念，兩者之間是否具有某種相通之處，這里不作深究。總之，吳佩孚引用此典，一方面反映了他對于國際關系的認識，另一方面，此類典故又是中國人易于理解、易于接受的。尤其是這一句：“已亡者可以復興，而固有者不可復得。”對比強烈，簡單易懂，就宣傳而論，極易引起民眾的共鳴。

徐世昌等等之所以主張簽字，其中的一項主要考慮是，拒約將影響與西方列強的關系，并損失一些有利條件，此即所謂兩害取輕。對此，吳佩孚均不認同，認為：“如謂不簽字則失英、法、美諸國之感情，亦未聞有犧牲本國絕大之權利，而博友邦一時之歡心者。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此六國之所以亡也(指秦滅六國，引者注)。”“如謂兩害相權取其輕，目前之害較輕，而后禍無窮。喪失要塞、軍港、鐵路、礦產之大權，與損失區區不可必得之關稅、賠款，兩害相權，孰輕孰重，當有能辨之者。”

所謂兩害取輕，關鍵是如何認識兩害。吳氏所言，就是從當前與長遠的視角，提出對問題的認識，如此相權之下，兩害的輕重就發生變化了，

徐世昌等人的取輕之論，也就成為短視的一方。

最后，吳佩孚以極其犀利的言詞表示：“某等眷懷祖國，義憤填胸，痛禹甸之沉淪，憫華胄之奴隸。圣賢桑梓，染成異族腥膻，齊魯封疆，遍來淫娃木屐。雖虺蛇已具吞象之野心，而南北尚知同讎以敵愾。與其一日縱敵，不若鋌而走險;與其強制簽字，貽羞萬國，毋寧悉索敝賦，背城借一。軍人衛國，責無旁貸，共作后盾，愿效前驅……惟懇我政府以民意為從違，以軍心為依據，堅持到底，萬勿簽字。”

因刪電還是征求各方意見的草電，尚未經各方署名，故稱“某等”。

刪電高亢而激烈的言詞，產生了強烈的震撼。自各方封疆大吏紛紛發表挽徐通電而支持簽約以來，拒約的呼聲在軍政高層一度被嚴重壓制，“顧忌者懾于威而不敢言，偏私者阿其好而不肯言”。刪電的發表，打破了軍政上層這一令人窒息的局面。

由于刪電言詞過于激烈，對日本的抨擊幾乎無以復加，引起北京的些許不安，代總理龔心湛立即致電吳佩孚，表示：“青島問題，中央毅力堅持，以期規復，已切電專使提出抗議，保留簽字，苦心維護，當為天下所共見……臺端所擬通電，曉諭全國作政府之后援，言出至誠，深堪贊美，但關邦交之際，似稍未合，務請暫留后發，一俟歐會交涉全文達到，再為損益得中，通示全國，較屬得體。”〔2〕因吳電尚在征求各方同意，并非正式發表，為此，龔心湛要求“務請暫留后發”，以免惹事生非。

可想而知，龔心湛的“暫留后發”的勸告，不可能被桀驁不馴的吳佩孚接受。刪電在征得各方同意之后，稍作文字修改，由南北61位將領共同簽署，于7月1日聯名發表。署名者包括譚浩明、譚延闿、趙恒惕、馮玉祥等等。

吳電經過草電與正式通電兩次發表，引起公眾輿論熱烈反響，全國和平聯合會致電吳佩孚：“報載我公刪電，義正詞嚴，舉國欽佩，吾民疾痛慘呼，誓死以從公后……夫軍人無分南北，對外本為一致，其甘心喪國者，不過狃于目前權勢，不肯輕于犧牲。得公振臂一呼，速發通電，則民族自決之心，由此堅定，亦何患功之不成，敵之不摧也。”顯然，吳佩孚的個人聲望在急速上升。

必須指出，吳佩孚畢竟不處在中央執政地位，其對外言論是可以不負責任的。如果從執政當局的地位來講，“異族腥膻”“淫娃木屐”等等侮辱性言詞，是不宜采用的。

還是在這段時間，吳佩孚在衡陽高調會見了湖南學聯代表。據載：“湖南學生聯合會會長彭璜君，同上海全國學生會派來代表周君，日前往衡陽謁見吳師長。當蒙極力優待，并盛稱此次全國學生之舉動，謂彼必為學生保障，凡力所能為者，必盡力為之。”

湖南學聯由彭璜與毛澤東等共同發起，當年5月下旬成立。

如前所述，全國學聯代表許德珩等，曾前往南京要求會見李純，但被李純稱病拒之。在現役北洋高級將領當中，敢于“極力優待”學生代表者，本已極少;敢于“盛稱”五四學運者，則少之又少;而高調表態“必為學生保障”者，恐怕僅吳氏一人。

自此，吳佩孚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其個人身份的重要轉型，由一個軍事明星，變為政治明星，由一個高級將領，變為直系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