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六歲退位以后，還在紫禁城里當他的關門皇帝，穩穩當當地又當了13年。1924年11月，北京政變一下就把他拋出了紫禁城，逃進了日本駐中國的公使館。

關于北京政變，日本今井清一著的《大正德謨克拉西》中有這樣的敘述：

在馮(玉祥)的北京政變背后，是有日本軍人在暗躍。第二次直奉戰爭一開始，作為住友的囑托寺西秀武預備大佐，就策劃了馮的倒戈而成為奉派的天下，為了收買馮的一派，便由張(作霖)出一百萬日元，通過三井銀行奉天分行行長轉吉岡顯作中國駐屯軍司令官，再轉段祺瑞，由段交給馮玉祥，成功地發動了北京政變。這也是北京的芳澤謙吉公使和林彌三吉武官，支援了宇垣陸軍大臣和上原元帥的工作。宇垣在日記中寫道：“新局面的開展(馮的政變)，真像是一種天佑，如同社會上存在著許多幸運兒一樣，這真是棒極了呀！”

井上清在他寫的《宇垣一成》一書中指出，馮玉祥的倒戈，實際上是日本陸軍特務將校做的工作，北京的日本公使館附武官林彌三吉少將就是特務之一。

溥儀被逐出紫禁城是在1924年11月5日，臨時住在他生父的醇親王邸，當時稱北府。溥儀在北府的樹滋堂里呆了三天，內外不通，與世隔絕。到8號的下午3點多鐘，鹿鐘麟和張璧(警察總監)來會見溥儀。

首先是鹿鐘麟征求溥儀對于政府修改的對清室的優待條件的意見，溥儀表示感謝，沒有意見;又問對于取消皇帝尊號有何感想，溥儀感到能做一個中華民國自由公民，還是很高興的，并希望將來能到國外留學深造。

接著，張璧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所謂的“傳國玉璽”，說皇帝有一塊歷代相傳的金鑲玉璽，這不過是民間的傳說，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張璧還不大相信，大家給他解釋，說是清朝歷代皇帝都有自己的玉璽，都存在交泰殿，他便不再追問了。再一項是有關皇帝的私產。說實話，溥儀他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私產，他說這事情得問內務府大臣紹英。正是紹英陪著鹿鐘麟和張璧來北府的，他一聽溥儀說，叫他交代一下有關皇帝的私產，他就犯了難了。他說：“皇室的私產在鹽業銀行的存款，馬上就可以交出來，至于有多少房、地產，多少年來也沒清查過，按時交租金的，只是極少數，還能查得出來。”

“那房、地產就沒有什么契約或者是合同了嗎？”張璧追問道。

“有、有……”紹英說了兩聲有，下面就囁嚅起來了。

“有，有那么兩庫房，自打我當內務府總管的時候就有，就沒動過，現在沒有一兩個月的時間，是清理不出來的。”

這個內務府的腐化無能，正是這個小朝廷的縮影。張璧也感到這真是個無從下手的問題，只能留待以后研究。

第二天，紹英來到北府還帶來了好消息，就是昨天向鹿鐘麟提出來的要求，大部分都同意了，北府的門禁也開了。王公宗室等人，經溥儀同意的就可以前來，但是年輕人不行，外國人更是不行。溥儀也可以派人到宮里去取東西，取一些零用的錢，這些當然是在張璧的監視之下進行的。溥儀還特別囑咐為他取東西的人，要把他的愛犬“佛格”帶來。

門禁開了以后，一些宗室、師傅還有遺老們，就紛至沓來北府的大書房，大家各自想辦法來營救，首先是溥儀的人身安全問題，再有個人自由的問題等等。自從溥儀出了紫禁城那天起，最沒有辦法一籌莫展的就是他的父親——王爺。

5日那天晚上，鄭孝胥偷偷地帶著日本人來，打算讓溥儀以看病為名混出北府，雖然遭到了多數人的反對，但是他還不死心。這一次他的計劃是公開地請求日本公使館派軍隊來，直接保護溥儀出北府，仍然是遭到了反對，理由是日本軍隊到北府來，萬一和國民軍沖突起來怎么辦，溥儀的人身安全，以及王爺的全家和整個北府誰能保護得了。

鄭孝胥在清朝光緒年間，就在中國駐日本東京大使館里擔任書記官，后來又在大阪、神戶當領事多年，回國以后又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當章京，在外任上當過廣東按察使，湖南布政使，都是正三品的官。辛亥革命以后以遺老自居，不做民國的官，連民國的年號也不用。他認識溥儀只有一年多，是1923年的夏天從上海來到北京。溥儀說：他從盤古開天辟地一直談到未來的大清中興……聲淚俱下，讓我大為傾倒。

羅振玉是在光緒末年，曾去日本考察教育。他在日本住了九年，羅回到天津之后，和日本駐屯軍司令部、日本駐津領事館都有來往。

當馮玉祥的國民軍接管了北京城內守衛的時候，羅振玉就預感到紫禁城是朝不保夕了，就去了天津，要求日本駐屯軍司令部出面“保護”。日本司令部告訴他，北京的竹本大佐會有辦法。

羅回到北京，首先向溥儀報告了他去天津求援的經過，使溥儀和王公們覺得他那種不顧年邁、不辭辛勞的精神，贊許不已。

羅振玉還告訴溥儀：“我在日軍司令部還看到了段祺瑞指責馮玉祥‘逼宮’的通電，……”

這個密電是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部的金子參謀打給北京的日本公使館武官竹本多吉的。這封電報的原件現在還完好地保存在日本。因為是電報，電文全是日本的假名，譯為中文如下：

段祺瑞致鄭孝胥。電已閱。皇室事余全力維持，并保全財產。但宣統帝進入東交民巷之事可中止之。已命馮之代表進京適當辦理。

原來在馮玉祥“逼宮”之前，國民軍就把京師衛戍總部所屬駐故宮和景山的部隊1200多人全部繳了械，使溥儀的小朝廷產生了不祥的預感。鄭孝胥就求竹本轉發了一封向段祺瑞求援的電報，竹本就打給了金子參謀，這就是金子轉發的上述回電。

馮玉祥回師到了北京北苑，就發出了主和的通電，反對內戰，同時，公布了孫中山的“建國大綱”，稍后便邀請孫中山北上，主持國事。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后，曹錕下臺了，中國不能沒有政府，馮玉祥也不能自己去當大總統，就成立了以黃郛為首的內閣。黃郛是老同盟會會員，曾參與過北京政變的策劃。

黃郛的內閣是殘缺不全的。他本人代總統兼總理，還兼交通、教育兩部的總長，一人兼四個職位，王正廷兼外交、財政兩個部長，王永江為內務部長，李書城為陸軍總長，杜錫圭為海軍總長，王乃斌為農商部長，張耀曾為司法總長。溥儀被驅逐出紫禁城時，修改清室優待條件就是黃郛以大總統的身分發出的指令。

段祺瑞于11月21日入京，就任中華民國執政，北府大門國民軍的警衛撤走了，換上的是北京的警察來擔任警衛。

溥儀到北府的當天晚上，鄭孝胥就帶著日本人來了，打算以看病為名，把溥儀弄到日本使館去，溥儀未敢輕舉妄動。11月26日傍晚，鄭孝胥又偷帶著日本人，冒充大夫進了北府，和溥儀密談了一次。過了兩天，鄭孝胥就憑著《順天時報》上的一篇什么《赤化運動之平民自治歌》，嚇唬溥儀，說馬上要天下大亂，赤化主義首先要對皇帝下毒手，是毫無疑問的。如果說這不過是報紙上的宣傳材料，而羅振玉從日本人那里得來的消息，就不能使他不相信了。他說馮玉祥將對溥儀有不利的行動，馮軍已經占領了頤和園，一兩天內就可能出事，他勸溥儀要早作準備才好。

11月29日下午三時，溥儀進入了日本兵營，當了兩個小時竹本的座上客，午后五點進入日本館后，就成為了日本公使的“客人”了。此時的溥儀，對武官竹本多吉感激不盡，用八開紅色信箋題詞：

義勇可欽，書贈送竹本統領宣統御題

還用上了“宣統御筆”的璽。

又一幅比較大一些，寫的是：說禮敦詩

這一幅沒有上下款，只用上了“宣統御筆”的璽。溥儀帶頭贈字，宗室王公們也都紛紛給竹本贈字，遺老們中鄭孝胥和羅振玉也給竹本贈字。

轉過年來，當溥儀要去天津之前，特意又贈送給竹本一個銀瓶。

竹本在溥儀去了天津之后，也經常到張園(溥儀初到天津在日本租界地的住所)訪問。1926年冬天，竹本被調回日本國內，1927年日本的大正天皇崩逝，竹本臨時被委任為大葬的禁衛將校，然后就職于京都連隊司令部。這個連隊是陸軍編制，相當于團級，竹本是個團副。

第二年，1928年竹本陪同京都的西陣織的一個成員，到天津張園訪問溥儀，獻上了一匹西陣織的錦緞。1929年8月1日竹本帶領全家到八百政飯店聚餐，第二天，48歲的竹本自殺在淀川橋下。他家中馬上來了憲兵，把公文包和文件全都拿走了。

竹本在“北京政變”里干的是什么事情呢？大概只有他和鄭孝胥自認為是“茫茫青史無此奇”。中國人看鄭的行動是“手持帝子”贈狼狐。日本人看竹本的行動，大概和收容收留王毓芝差不多。王是曹錕的心腹謀士，被國民軍軟禁起來了，王腿快跑進了日本使館。日本“租界”是個“好客”的地方，竹本正是個“好客”的人罷了。

“九一八”是中國人民的國恥日，作為“九一八”事變的序幕，應該說是1928年日本人在沈陽皇姑屯炸死張作霖事件，搞這次恐怖活動的是日本關東軍的特務河本大作，河本正是當年竹本在士官學校學習的第十五期同期生。

竹本自殺后兩年，偽滿洲國成立，溥儀當上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傀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