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可能，我們請“千古一帝”秦始皇來填份履歷表。姓名不消說了―――嬴政，性別、年齡、民族也不必說了，政治面貌一欄他寫“皇帝”，雖然看上去有點怪，倒也符合事實。到了“籍貫”一欄，如果看到秦始皇用小篆工工整整地填上“山東”二字，你會感到驚奇嗎？事實上，這很有可能。

秦國的由來

眾所周知，嬴秦帝國崛起于我國西部的甘肅、陜西，經秦穆公稱霸西戎、秦孝公變法圖強，至公元前221年，千古一帝秦始皇縱橫捭闔，吞并四方，統一天下，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

在八百里秦川繁衍、經營數百年的秦國皇室跟遠在千里之外的山東究竟有著怎樣的關聯呢？

公元前約900年，秦非子受封開創秦國，為何要稱“秦嬴”？

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救周有功，得封諸侯，為何要迫不及待地宣布自己“主少昊之神”、“祠白帝”？要知道，白帝少昊，乃是遠古東夷部落(居于山東)的首領。

再后16年，秦文公又在陳倉縣立祠，祭雉鳥神，鳥圖騰的崇拜，也正源自遠古東夷部落。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后，在原齊國嬴邑首置嬴縣。他又為何用自己的皇姓作為東方一縣之名呢？這一切，都得從秦國的由來說開去。

說起秦國的由來，《史記秦本紀》記載得很清楚：“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羌渭之間，馬大蕃息。”周孝王大喜，封非子于秦邑(甘肅清水縣)為附庸，“使復嬴氏祀，號曰秦嬴”。太史公的這番記述，前半段很清楚，說的是有一位叫作非子的高人，住在犬丘(甘肅禮縣紅河、鹽官)一帶，喜歡養馬，對于馬匹的調養、繁殖和疾病防治等，都有一套高超的實用辦法。周孝王從當地人口中得知了他的特殊才能，下詔命其在羌渭(河、渭水)之間主管馬場。

非子受命之后，處處盡職盡責，不到幾年功夫，馬匹數目大大增加，而且養得雄峻無比，周孝王對此非常滿意。為了獎賞和表彰非子的功勞，孝王封賜他幾十里土地，地名為秦，并號曰“秦嬴”。非子由此成為秦國先祖中第一個被周王室分封的人，在秦的發展史上成了創立秦國當之無愧的奠基人。不過此時的秦非子，其實無非是個附庸于鄰近大諸侯的小國國君(相當于“大夫”、“卿”)而已。需要說明的是，西周王朝時，馬匹之于一個國家的經濟乃至軍事的重要性，絲毫不亞于今日之汽車工業。因此放置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下，周孝王賜封一個區區的“牧馬人”，是很正常而又合理的舉措。至于太史公后半段所說的“使復嬴氏祀，號曰秦嬴”，乍看讓人摸不著頭腦，其實其中就隱含了破譯秦人先祖來歷的歷史密碼。我們先從秦人的先祖―――伯益說起。

秦人先祖伯益

周孝王在賜封秦非子時，有過一番感慨：“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后世仍為朕息馬，朕封其土為附庸。”這段話對應了《秦本紀》的開篇：“秦之先，……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皂游。爾后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柏翳即伯翳，也作柏益，《尚書益稷》等則單稱一個益字，其原名叫大費，后世多稱伯益，是《史記》及多種典籍中記載的“秦之先”。此人是舜、禹時代一個著名的人物。從古籍記載可知，伯益善于畜牧和狩獵，并且發明了我國最早的屋舍建造和鑿挖水井的技術。而他最突出的貢獻就是佐禹平治水土，是大禹治水的兩大助手之一，后期幾乎當了大禹的接班人。伯益與大禹一起并肩奮斗了13年，終于取得治水的徹底勝利。舜獎勵給大禹一塊美玉(玄圭)，大禹向舜表奏伯益的功績：“只有我一人也不行，大費輔佐我才取得最終的成功”。舜于是賞賜伯益以皂游(一種黑色旗幟)，還將自己家族的女子許配給他。舜提拔伯益擔任虞官(《尚書堯典》)，掌管山澤，繁育鳥獸。伯益發揮特長，馴鳥獸有功，因此被舜始封于贏地，并賜姓嬴。(宋羅泌《路史國名紀后紀七》：“伯翳大費能馴鳥獸，知其語言，以服事虞、夏。始食于嬴，為嬴氏。”)舜為什么要封伯益于贏地，并賜他姓嬴呢？這，又涉及到秦人的姓氏―――“嬴”姓的由來。

“嬴”姓的由來

中國上古有八大姓―――姜、姬、姚、嬴、姒、、媯、妊(一說姞)，據說中國目前的大多數姓氏都由此八姓演化而來。河南新鄭黃帝故里的中華姓氏廣場上，有一棵銅鑄的“中華姓氏樹”，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看看，自己究竟屬于哪一枝。八大姓均傍“女”旁，表示同一個姓源自同一個母系的血緣關系，帶有鮮明的母系氏族社會的痕跡。嬴姓的始祖是少昊。東漢許慎《說文》：“嬴，少昊氏之姓。”蜀漢譙周《古史考》：“少昊氏，嬴姓。”山東人民廣播電臺高級記者柳明瑞著有《嬴姓溯源》(中國文史出版社)，詳細羅列了史籍中關于嬴姓起源的種種條文，他的結論是：“正如炎帝姓姜、黃帝姓姬一樣，少昊姓嬴早已是不刊之論。”

少昊(約前2598-約前2525年)，遠古時華夏部落聯盟的首領，同時也是東夷族的首領，貴為“三皇五帝”中“五帝”之首(白帝)。至于少昊為什么姓嬴，宋代史學大家鄭樵在《通志·氏族略·氏族序》中說：“居于姚墟者賜以姚，居于嬴濱者賜以嬴。姬之得賜，居于姬水故也;姜之得賜，居于姜水故也。”這句話是說，上古帝王虞舜之姚姓，少昊之嬴姓，黃帝之姬姓，炎帝之姜姓，都是以他們的出生地而得來的。以出生地而得姓是古代眾多得姓方式中最為常見的一種。少昊就是因為居于嬴水之濱而被上天賜予嬴姓的。柳明瑞考證，嬴水就是流經萊蕪的嬴汶河。少昊在嬴濱出生而得嬴姓，繼而“登帝位在魯北，后徙曲阜”(《帝王世紀·五帝》)，故歷史上曲阜被稱為“少昊之虛”(《史記·魯周公世家》)。宋代在曲阜所建的少昊陵，素有“中國金字塔”之稱，經歷代修葺，至今保存完好。少昊跟伯益是什么關系？舜封伯益于嬴地、賜嬴姓是否與此有關？《國語·鄭語》給出了答案———“少昊之后伯益也”。柳明瑞認為，伯益是少昊的裔孫，因此舜讓他姓嬴氏，是讓他認祖歸宗，從母系———帝顓頊之姓，轉入父系———少昊氏之姓，從而擔當起領導以嬴氏為首的東夷部落聯盟的重任，發揚光大白帝少昊的光輝業績。約1000年以后，周孝王面對為自己王國畜牧事業做出卓越貢獻的伯益后世秦非子，聯想起帝舜賜姓的傳說，懷古之情大發，不禁小小地仿效了一把，“使復嬴氏祀，號曰秦嬴”，這也是“嬴秦”的起源。至于秦襄公自謂“主少昊之神”、“祠白帝”，無疑帶有認祖歸宗的色彩。而秦文公立祠祭雉鳥神的舉動，則跟少昊氏族的鳳鳥崇拜傳統一脈相承。根據上古的傳說，在少昊誕生的時候，天空有五只鳳凰，顏色各異，是按五方的顏色紅、黃、青、白、玄而生成的，飛落在少昊氏的院里，因此他又被稱為鳳鳥氏。少昊開始以玄鳥，即燕子作為本部的圖騰，后在窮桑(當在今山東日照兩城鎮，有爭議)即大聯盟首領位時，有鳳鳥飛來，少昊大喜，于是改以鳳鳥為族神，崇拜鳳鳥圖騰。不久遷都曲阜，少昊讓所轄部族以鳥為名，有鴻鳥氏、風鳥氏、玄鳥氏、青鳥氏，共二十四個氏族，形成一個龐大的以鳳鳥為圖騰的完整的氏族部落社會，并且建立了一套奇異的制度：以各種各樣的鳥兒對應文武百官，分掌各司。(《左傳·昭公十七年》)總而言之，在華夏文化圖騰中占據重要地位的———鳳文化，即源自少昊時代，衍流至今。至此，我們可以說，天下嬴姓出少昊，少昊之氏出山東。秦人嬴姓，故出山東。但這樣的論證失之粗疏，大而無當。還應該看一看，秦人這一支東夷后裔，是在何時、又因何故而去到西方。

秦人西遷

曾經，學界長期以來的主流觀點是認為秦人本就出自西方，持此一說的代表人物有王國維、蒙文通等。司馬遷在《史記·秦本紀》及《趙世家》中，詳述過秦的先世，講到商朝晚期有戎胥軒，娶酈山之女，生中譎，“在西戎，保西垂”，說明秦人當時已在西方，并且與戎人有密切關系。蒙文通的《周秦少數民族研究》便據此認為“秦為戎族”。不過近世一些學者開始持不同意見，1933年，傅斯年最早提出“秦文化東來”說，他提到：“秦趙以西方立國，而用東方之姓者，蓋商代西向拓土，嬴姓東夷在商人旗幟下入于西戎。”(《夷夏東西說》)錢穆的《國史大綱》也主張“秦之先世本在東方，為殷諸侯，及中譎始西遷”，依據是《秦本紀》提到：“秦之先為嬴姓，其后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郯氏、黃氏、終黎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這些國族，凡可考定的都在東方。近年這種東方說的代表作，是林劍鳴的《秦史稿》一書。出版于1981年的這本書，以為中譎只是“曾率一部分秦人替殷商奴隸主保衛西方的邊垂”，不能說明秦人即是戎族。中譎一支為什么要替殷商奴隸主保衛西垂呢？

據說，由于伯益各方面工作都很出色，舜曾經想把大部落聯盟首領的職位先禪讓給他，伯益拒絕了，舜才把大禹選作自己的繼承人，并要求大禹之后必須把職位禪讓給伯益。禹繼舜擔任部落聯盟首領之后，舉薦伯益之父皋陶為自己的繼承人，然而皋陶未及受政而亡。《史記·夏本紀》載禹“舉益，任之政”，“十年，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說的是伯益接任大禹，主政華夏三年，此后主動退讓帝位于大禹之子啟，避居箕山。另一種說法是，等到禹歿后，啟便“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并將益殺死。無論如何，伯益從此消逝于歷史舞臺，而“公天下”的原始社會為“家天下”的奴隸社會所取代，中國歷史上父傳子繼的帝位繼承模式由此開啟。及至嬴政吞滅六國，一統江山，自號“始皇帝”、夢想皇位永遠由他一家繼承下去，“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算是冥冥中為先祖打了個“翻身仗”。據《后漢書·東夷列傳》及《后漢書·西羌傳》載，在夏一代，東夷部落始終與夏王朝不睦。夏代初年，當夏啟死后，東方九夷乘夏王朝內部混亂之際，襲取了夏都安邑，造成太康失國。后來經過帝相，特別是“少康中興”，又征服了東方九夷。夏代末年，由于夏桀暴虐，東方九夷歸附了商族，隨成湯參加了滅夏戰爭，“伐而定之”。盡管無法確定是否與傳說中的夏啟殺伯益有關，但商湯討伐夏桀時，東方夷人是積極參與了的。公元前14世紀，商王獻庚、陽甲都曾建都于奄(今山東曲阜一代)，然后盤庚才遷到今河南安陽的殷。商朝與東方夷人之關系，可見一斑。西北大學教授段連勤在《關于夷族的西遷和秦嬴的起源地、族屬問題》(《人文雜志———先秦史論文集》)中指出：“商族酋長湯率領商夷聯軍在鳴條與夏桀摔的夏軍展開決戰，夏軍敗潰，桀逃南巢(安徽巢縣)，并且死在那里。商夷聯軍乘勝西進，攻占了夏朝的心腹地區汾河下游的大夏，并西上掃蕩了涇渭流域的夏朝殘余勢力。”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王學理認為，中譎很可能就是跟隨這支商夷聯軍乘勝西進后，駐守到當地的東夷人。

而這，就是有籍可考的最早西遷的秦人。另一條重要的線索證實并清晰勾勒出了秦人西遷的路徑，那就是“清華簡”。2008年7月，清華大學入藏了一批戰國竹簡，這批在秦之前就被埋入地下、未經“焚書坑儒”影響的戰國中晚期文物，在展現先秦史實方面，恐怕比《史記》更有力。清華簡中有一種保存良好的史書，著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李學勤領導的“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將之整理成《系年》，作為《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整理報告的第二輯發表。《系年》一共有138支簡，分成23章，記述了從周武王伐紂一直到戰國前期的史事。清華簡《系年》第三章簡文敘述了周武王死后發生三監之亂，周成王伐商邑平叛：

飛(廉)東逃于商盍(葢)氏。成王伐盍(葢)商盍(葢)，殺飛(廉)，西遷商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

“飛歷”就是飛廉，“歷”字從“甘”聲，“廉”字從“兼”聲，古音相近通假。“商盍氏”即《墨子·耕柱篇》、《韓非子·說林上》的“商”，也便是稱作“商奄”的奄。飛廉參與三監之亂，失敗后東逃到奄。奄也即是《秦本紀》講的運奄氏，屬于嬴姓，飛廉向那里投靠，正是由于同一族姓。當時今山東到蘇北的嬴姓國族都是反周的，《逸周書·作雒篇》說：“周公立，相天子，三叔(管叔、蔡叔、霍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嬴)以畔(叛)。……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征)殷，殷大震潰。……凡所征熊盈(嬴)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這充分講明了嬴姓國族在這場戰亂中的地位。由《系年》簡文知道，商朝覆滅之后，飛廉由商都向東，逃奔商奄。奄國等嬴姓東方國族的反周，飛廉肯定起了促動的作用。亂事失敗以后，周朝將周公長子伯禽封到原來奄國的地方，建立魯國，統治“商奄之民”，同時據《尚書序》講，把奄君遷往蒲姑，估計是看管起來。但在《系年》發現以前，沒有人曉得，還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強迫西遷，而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李學勤：《清華簡關于秦人始源的重要發現》，光明日報，2011.9.8)李學勤認為，《系年》有許多可以補充或者修正傳世史籍的地方，“有時確應稱為填補歷史的空白”，“關于秦人始源的記載，就是其中之一”。在他看來，秦國先人“商奄之民”在周成王時西遷，性質用后世的話說便是謫戍。其所以把他們遣送到西方，無疑也和飛廉一家有關，因為飛廉的父親，正是中譎。中譎有為商朝“在西戎，保西垂”的經歷，并且與戎人有一定的姻親關系。周朝命令“商奄之民”遠赴西方御戎，“完全不是偶然的決定”。當然，在一些其他學者的研究中，秦人西遷還有別的路徑和支脈，但秦人出自東方———具體地說是出自山東萊蕪，在當今已是相當廣泛的共識。

地下考古的佐證

中國先秦史學會會長宋鎮豪認為，嬴秦的歷史淵源及早期秦文化研究，除了依據文獻與古文字資料外，主要還是要考地下考古發現。在這方面，目前也已有了一些發現。如1959年出土于陜西藍田縣的西周中期的詢簋、師酉簋都提到“秦夷”，還有“戍秦人”，來自東方的商奄之民后裔自可稱“夷”，其作為戍邊之人又可稱“戍秦人”。甘肅禮縣西山遺址之西周時期的秦人大墓、陜西雍城的秦公大墓，工程可觀，亞字型槨室，墓底設腰坑、殉狗、隨葬海貝與以磬為主的禮樂器等，與山東益都蘇埠屯商代大墓有很多鮮明的共性。秦朝存在的時間雖然短促，對后世的影響卻相當深遠。特別是秦人的文化，有其獨具的特點，伴隨著秦人的擴張發展，廣被于全國各地。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在很多方面不能不追溯到秦人。秦人的功業不僅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發展，其名聲也遠播世界其他地區。如今世界各國稱中國為China，是由古代印度梵文“china、chinas，阿拉伯文Cya、Sin，拉丁文Thin、Thinae“演變而來的，都是“秦”的譯音，這說明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早在公元前幾百年就知道秦這個國家了。有關嬴秦文化源頭的研究，重要性不言而喻。誠如著名歷史學家王學典應邀為中華讀書報撰寫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如果說秦始皇用槍桿子統一了中國的版圖，而孔夫子則用筆桿子統一了中國的思想;如果說在版圖上，秦始皇用槍桿子滅六國而一統中國，那么在思想文化上，則是孔夫子用筆桿子垂范百世，在另一層面上統一了中國。”則秦始皇始出山東，亦堪為山東人足以自傲者，當然，這是句玩笑話了。(本文參考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的宋鎮豪主編《嬴秦始源：首屆中國(萊蕪)嬴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