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史稱“成都會議”。

毛澤東在會上講話，談及個人崇拜問題，提出了“兩種崇拜”的觀點。他說：

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

其實，馬克思主義是反對一切個人崇拜的，根本不存在所謂“正確”的“個人崇拜”。 “兩種崇拜”觀本身就違背了馬克思主義。

然而，就在這次會議上，“凡事‘左’三分”的柯慶施“緊跟”毛澤東，說出了這么一段“名言”：“我們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們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

正可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柯慶施如此獻媚取寵的話，居然博得了毛的歡心。曾任毛澤東通訊秘書的李銳告訴筆者，當時他聽了柯慶施的話，感到非常震驚。(2010年5月13日筆者在北京采訪毛澤東秘書、94歲的李銳老。)

就吹捧毛而言，柯慶施其實比林彪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時，正處于“大躍進”歲月，柯慶施還有一句“名言”：“共產黨員不說三分大話不算數，有三分大話，七分可靠就行了。”正是這一類“大話”，刮起了1958年的浮夸風。

就在成都會議之后兩個月── 195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舉行八屆五中全會，經毛澤東提議，增選林彪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選柯慶施為政治局委員。

也就在這一年，張春橋經柯慶施提議，晉升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據陳丕顯之子陳小津告訴筆者，柯慶施那句“名言”，其實是當年陳公博對汪精衛說的，周佛海在抗戰前曾吹捧汪精衛說：“相信主義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從領袖要做到盲從的程度。”柯慶施只是把“汪主席”換成了“毛主席”而已。陳小津以為，這樣的話只有張春橋才可能知道，提供給柯慶施。

柯慶施千方百計取悅于毛，陳云敏銳地覺察到這一點。1980年11月，陳云兩次對《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小組的胡喬木等人談起毛澤東，提到了柯慶施：

毛主席的錯誤，地方有些人，有相當大的責任。毛主席老講北京空氣不好，不愿呆在北京，這些話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談話、見面。他愿意見的首先是華東的柯慶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那“來勢非常厲害”的病，是什么病？在當時，不僅柯慶施患肺癌屬于“絕密”，就連死于什么病，也是“絕密”的。隨著時間的流逝，柯慶施之死漸漸被人們淡忘。但是，當報刊上提及他的時候，他的形象是十分高大的，總是稱他為“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毛主席的好學生柯慶施同志”。

為“女客人”提供基地

柯慶施不僅盡力取悅毛澤東，而且還盡力為“女客人”提供基地。

就在柯慶施提出“大寫十三年”之后，引起了“女客人”的注意。1963年2月下旬，“女客人”又一次南下，來到上海。所謂“女客人”，是上海市政府交際處給第一夫人江青的代號。江青在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演藝界活躍過一陣子，對上海非常熟悉。她喜歡住進上海市中心的錦江飯店。她把柯慶施請到了錦江飯店。

“我支持‘大寫十三年’！”江青當面恭維柯慶施，“柯老，我們對文藝界的看法，可以說完全一致！”

“我們的見解一致，是因為我們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為準則。”柯慶施說了一句非常得體的話。

江青說：“我來到上海，覺得非常親切。上海的‘氣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當作‘基地’！”

在柯慶施的支持下，江青在上海建立了“基地”——“大批判”基地和“樣板戲”基地。

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首都文藝界大會上講話時，說及自己的“認識過程”，強調了“柯慶施同志的支持”：

我的認識過程是這樣的：幾年前，由于生病，醫生建議要我過文化生活，恢復聽覺、視覺的功能，這樣，我比較系統地接觸了一部分文學藝術。首先我感到，為什么在社會主義中國的舞臺上，又有鬼戲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劇反映現實從來是不敏感的，但是，卻出現了《海瑞罷官》、《李慧娘》等這樣嚴重的反動政治傾向的戲，還有美其名曰“挖掘傳統”，搞了很多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東西。在整個文藝界，大談大演“名”、“洋”、“古”，充滿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惡濁的空氣。

我開始感覺到，我們的文學藝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那它就必然要破壞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這個階段，我只想爭取到批評的權利，但是很難。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評“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是在上海柯慶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組織人寫的。

江青所說的“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評‘有鬼無害’論的文章”，發表于1963年5月6日、7日上海《文匯報》，題為《“有鬼無害”論》。作者的名字是完全陌生的“梁壁輝”。顯然，這是一個筆名，據柯慶施秘書吳云溥及《“有鬼無害”論》責任編輯唐振常向筆者透露，筆名源于“大筆一揮”，寫此文時頗費思索，“揮了兩筆”，“梁壁輝”亦即“兩筆揮”的諧音。

“梁壁輝”是誰的筆名？華東局宣傳部部長俞銘璜也！俞銘璜在發表了《“有鬼無害”論》之后半年，便病逝了，年僅47歲。吳云溥告訴筆者：“俞銘璜瘦而干癟，但極有文才。”

又據柯慶施另一位秘書蔣文杰回憶：“(1958年5月)在去北京開會之前，柯慶施的發言稿已寫好。這一稿是張春橋的手筆。(主題是批判經濟建設領域里的‘少慢差費’—— 作者注)到北京后，柯慶施改變主意，放棄張春橋起草的發言稿。從江蘇代表團找來俞銘璜，另起爐灶，重寫一稿。題目是《勞動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俞銘璜確是快手、高手，僅用三四天時間，就趕出來了。”從蔣文杰的回憶中可以看出，當時俞銘璜與張春橋同為柯慶施手下的“兩支筆”。

在俞銘璜病重、去世期間，柯慶施讓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張春橋接替俞銘璜。從此江青倚重張春橋，幫助她抓“樣板戲”。就連西皮、二黃也分不清楚的張春橋，只好“臨時抱佛腳”，成天守在電唱機、錄音機旁，閉著雙眼，歪著腦袋，用手在膝蓋上打著拍子，聽京劇錄音，人稱“京劇書記”。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舉行期間，江青大出風頭，在大會上發表了主旨演講《談京劇革命》，一句也不提北京市委，卻三次表揚了上海市委，亦即表揚柯慶施：“上海市委抓創作，柯慶施同志親自抓。各地都要派強的干部抓創作。”“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來劇中的反面人物很囂張，正面人物則干癟癟。領導上親自抓，這個戲肯定是改好了。”“有的同志對于搞出來的成品不愿意再改，這就很難取得較大的成就。在這方面，上海是好的典型，他們愿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這個樣子。”

后來在“文革”中，張春橋當著紅衛兵的面，也曾這樣談及：“1963年在上海舉行的華東地區話劇觀摩演出，是與京劇革命相呼應的。那次匯演，是在柯慶施同志的領導下、江青同志的關懷下舉行的。”

在上海“基地”抓“樣板戲”的同時，江青抓“大批判”——批判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早在1962年7月6日，她在北京看了京劇《海瑞罷官》，就認為問題嚴重。不久，在跟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長談話時，她提到了要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部長們竟充耳不聞，仿佛沒有聽見似的。她向來是個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看準了《海瑞罷官》，那就絕不會輕易放過。遺憾的是，她只能靠嘴巴進行“批判”。她必須物色“筆桿子”作為她的刀筆吏，替她捉刀。

江青繼續求助上海。柯慶施依然推薦張春橋。張春橋對京劇是外行，對“大批判”卻是行家里手。照理，這位宣傳部長完全可以獨力承擔江青交給的重任。不過，張春橋心眼頗多，不像俞銘璜那般直來直去。張春橋知道這次交辦的任務來頭不小，牽涉頗廣頗深，他寧可退居幕后指揮，向江青另薦上海一位“青年文藝評論家”姚文元。江、張、姚就這樣開始秘密“合作”，炮制那篇揭開“文革”大幕的“宏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那“來勢非常厲害”的病，是什么病？在當時，不僅柯慶施患肺癌屬于“絕密”，就連死于什么病，也是“絕密”的。隨著時間的流逝，柯慶施之死漸漸被人們淡忘。但是，當報刊上提及他的時候，他的形象是十分高大的，總是稱他為“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毛主席的好學生柯慶施同志”。

突然病故于成都

就在江、張、姚秘密“合作”《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時候，柯慶施已經病重。1964年4月20日柯在上海華東醫院做了手術，切除了有癌灶的那一葉肺。當時周恩來專程來上海，柯慶施做手術時在醫院守候了3個小時。9月，柯慶施由衛生部副部長傅連暲陪同去北戴河養病。天氣漸冷，10月23日起去廣州養病，逐漸復原。1965年3月，柯慶施在廣州經過仔細的體檢，確認手術治療是成功的，準備回上海主持工作。

然而，1965年4月10日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報“柯慶施同志患重病治療無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在成都逝世，享年六十三歲”。

當天，《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登了柯慶施遺照和中共中央訃告。

柯慶施死在成都，是因為他在廣州療養時，應西南局書記李井泉的邀請，于1965年3月23日與賀龍元帥、聶榮臻元帥同機飛往成都，視察三線工作，住在金牛壩招待所。不料半個月后在成都病逝。

柯慶施畢竟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給予很高的禮遇。柯慶施秘書吳云溥回憶，柯慶施在成都病逝之后，國務院當即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前往成都。守靈3天之后，柯慶施遺體在成都火化。火化時吳云溥守候在側，在骨灰中發現金屬碎片，可能是假牙。骨灰盒由陳丕顯捧著，前往成都軍區靈堂。吳云溥和另一位柯慶施秘書先期飛往北京，在南苑機場降落。

新華社連日報道為柯慶施舉行的隆重的追悼儀式：

11日中午，一架專機載著柯慶施的骨灰盒，由成都飛抵北京。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親自前往機場迎靈。靈堂設在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

13日上午，首都各界13000多人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公祭柯慶施大會。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主祭。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宣讀悼詞。公祭之后，柯慶施骨灰盒被運往八寶山第一室。

同日下午，上海萬人追悼柯慶施大會在文化廣場舉行。大會照片上，最醒目的位置站著當時正在上海的林彪。在林彪右邊，隔著好幾個人，站著滿臉哀容的張春橋。華東六省也各自在省會為柯慶施舉行追悼會。可以說，柯慶施的追悼儀式夠隆重的了。

對于柯慶施突然離世，江青非常悲痛。江青說：“我們應該永遠紀念柯慶施同志。他始終是站在第一線上的。上海，多虧有了他，才抓起了話劇匯演和京劇革命……”

1965年5月8日，柯慶施之女柯六六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憶爸爸，學爸爸，做堅強的革命接班人》一文，是當時報刊上唯一透露了柯慶施之死點滴情況的文章：“您這次得病，來勢非常厲害。當您處在昏迷狀態時，說話已很不清楚了，但您還是關心著國家大事，還在斷斷續續地詢問工作情況……”

那“來勢非常厲害”的病，是什么病？在當時，不僅柯慶施患肺癌屬于“絕密”，就連死于什么病，也是“絕密”的。隨著時間的流逝，柯慶施之死漸漸被人們淡忘。但是，當報刊上提及他的時候，他的形象是十分高大的，總是稱他為“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毛主席的好學生柯慶施同志”。

柯慶施之死的真相

1967年酷暑，“如火如荼”的“文革”使人喘不過氣兒來。就在這時，一條爆炸性的“新聞”通過傳單、大字報、紅衛兵小報、造反派“戰報”，傳遍了全國。如同火上澆油，使“文革”頓時升溫。驚心動魄的標題：《誰是謀害柯慶施的兇手？》、《揭開柯老被害的內幕》、《柯老被害之謎》……略摘幾段原文，便可以聞見濃烈的火藥味兒：“柯老是被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害死的。文化大革命開展以來，成都、華東等地的革命造反派根據揭發出來的大量事實證明，柯老的死是嚴重的政治陷害。”“初步調查材料完全證明，柯老之死是劉少奇、賀龍、李井泉、彭真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陰謀……在我國進入偉大的文化大革命前夕，劉少奇之流就對柯老下毒手，他們突然‘邀請’柯老，進行暗害，這完全是預謀的反革命事件……”

這一連串“完全證明”、“完全是預謀”，斬釘截鐵一般，毫不含糊。

我兩度采訪了當時參加搶救柯慶施的上海高干保健醫生方兆麟，終于厘清柯慶施之死的真相。(1986年6月1日、1992年1月4日，筆者兩度采訪方兆麟于上海。)我曾經寫了報告文學《柯慶施之死》，請當時在柯慶施身邊的秘書吳云溥審閱全文。1994年10月14日吳云溥再度接受我的采訪，認為我寫的《柯慶施之死》符合史實，而且補充談了他所了解的柯慶施以及柯慶施之死。吳云溥說，當時他曾奉命寫過柯慶施病逝的大事記，交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檔案室保存……

柯慶施并非死于肺癌。

1965年4月5日，正值清明節。四川省委的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人晚上設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董必武、賀龍、聶榮臻、柯慶施。席間，有人提議男賓、女賓分桌，夫人們另開一桌。于是，柯慶施夫人于文蘭坐到女賓桌那邊去了。柯慶施大笑：“今天解放了！”本來，柯慶施有病，只能吃清淡飲食，忌油膩，夫人遵醫囑，很注意“管制”他的飲食。那天，柯慶施一“解放”，盡興而食，從晚六時入宴，至晚九時才回招待所臥室。

柯慶施回屋后，看了些文件。臨睡前又吃了一把炒花生米。夜十二點多，柯慶施腹痛，保健醫生胡允平馬上前來診治。

凌晨二時多，胡允平報告柯慶施的兩位秘書，即吳云溥和陳文。據吳云溥告訴筆者，他當時掛長途電話給上海市委辦公廳，電話是辦公廳副主任舒超接的，報告了市委書記處書記王一平;陳文給北京中央辦公廳掛電話，報告了彭真;胡允平打電話給上海高干醫院——華東醫院院長薛邦祺。他們都在電話中通報了柯慶施的病情。據吳云溥回憶，當時“女客人”正在上海，王一平通報了“女客人”，“女客人”馬上報告毛澤東，毛澤東很關心柯慶施的病況。

清晨六時，因柯慶施病情加重，柯慶施秘書打長途電話給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陳丕顯，要求火速派上海醫護小組前來診治——雖然四川醫生已守候在柯慶施床前，但柯慶施寧肯相信上海醫生。當天中午，一架專機載著第一流的上海醫療小組，由書記王一平、華東醫院院長薛邦祺率隊，飛往成都。作為上海高干保健醫生，方兆麟也隨機前往。鑒于保密，上飛機時方兆麟還不知道飛往哪里，給誰治病。方兆麟是麻醉師。此外還有崔之義、林兆耆、榮獨山、董方中等來自上海各醫院的著名醫師。

到達成都之后，醫生們發現治療對象是“老病號”。四川醫生的診斷結果為“膽囊炎并發胰腺炎”。上海醫生經過仔細診查，認為：“第一為膽囊炎，第二為胰腺炎。”因為柯慶施在1964年曾患膽囊炎，是由他們診治的，當時的癥狀跟這一次相似。于是，這一次主要按照膽囊炎來醫治，也慮及胰腺炎。

4月7日下午，于文蘭向上海醫生反映，柯慶施由于連日無法入眠，情緒煩躁不安。上海醫生經過討論，決定注射鎮靜劑。下午3點，方兆麟給柯慶施注射鎮靜劑“硫苯妥鈉”之后，薛邦祺守候在柯慶施床前。柯安然入眠，發出輕微鼾聲。一直守候在外間的上海醫生們，輕輕地舒了一口氣。

入夜，柯慶施的病情陡然轉危：呼吸急促，呈喘息狀，立即輸氧，驀地，柯慶施心跳停止。醫生立即做胸外心臟按摩，漸漸地，柯恢復呼吸和心跳。醫生們通宵不眠，不斷為柯慶施做人工呼吸、胸外心臟按摩。

8日，在緊張的搶救中度過。9日上午，柯慶施病情又轉危。中午，柯慶施心跳停止——出現了最危險的訊號。醫生和護士們排成一隊，輪流為柯做胸外心臟按摩。每人做幾分鐘，就累得直喘氣，趕緊由另一人接替。柯慶施的心臟停止了跳動，而搶救仍在繼續中。連續不斷的胸外心臟按摩，使柯慶施的肋骨壓斷好幾根。直到下午6時30分，柯慶施已毫無起死回生的希望，搶救工作這才歇手。正在成都的朱德聞訊趕來，賀龍也趕來，表示深切悼念。朱德還寫了一首悼詩。

匆匆從上海趕來的陳丕顯，代表中共上海市委，感謝醫護人員盡了最大的努力……

根據彭真電話指示，對柯慶施遺體要進行解剖，以查明死因。當晚，柯慶施的遺體被運往成都醫學院病理解剖室，做了仔細的解剖。著名泌尿科專家、中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吳階平主持了討論。北京、上海、四川的醫生根據柯慶施病癥及尸體解剖結果，一致認定：柯慶施死于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沒有任何“政治陷害”、“謀殺”的跡象。沒有一個參加治療、搶救的醫護人員提出一絲疑問。“文革”中權重一時的張春橋曾派專人調查過柯慶施之死，也因查不到任何疑點而罷休。那一針鎮靜劑是方兆麟打的，注射之后柯慶施病情轉危，為此方兆麟受到嚴厲的審查，也未查出任何“謀害”的證據，倒是我從上海一大堆“文革”檔案中查到方兆麟當時寫的“交代”，成為記錄柯慶施之死最翔實的歷史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