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二年，山海關，一隊由京城而來的官駕魚貫而入，其中兼掌兵部的內閣大學士孫承宗赫然在列。王經略欲盡撤關外諸軍入關，于關外修八里鋪新城，蟲患同學等執意反對，于是引來了他的師父孫閣老來主持公道、判定是非。朝廷派內閣大學士孫承宗來巡閱山海關(其實是來掐架的)，剛一落腳他便徑直去找了遼東經略王在晉，還上來就是一通組合拳，王經略顯然沒有準備，幾個照面下來都只有招架之功而沒有還手之力，后來孫、王這段掐架的對白被載入了明史，此后孫老師經此一戰而成名(不難肯定若無此次掐架，孫閣老并還是京師的一個文官而沒有后來那么響亮的名聲)，而王在晉則聲名狼藉。

這是一段很精彩的對白，明史上描寫得繪聲繪色：

孫閣老問，等八里鋪重城修好了是否就調現在的四萬人都填進去守？

王經略答，要另外派四萬。

孫閣老一聽馬上就發招了，反問王經略，新舊兩城，四萬加四萬，就是八萬人，你有這么多兵嗎？其他地方還守不守？再說，新舊兩城相距八里，八里之內有舊城前的地雷和陷阱，倘若新城的守軍敗退下來，撤向舊城，那這些布置豈非成了給自家人準備下的？而若新城的潰軍身后有追兵，那你是開門放他們進來，還是不開門把潰兵報銷給敵軍？。(明史孫承宗傳：且筑關在八里內，新城背即舊城趾，舊城之品坑地雷為敵人設，抑為新兵設乎？……如不可守，則四萬新兵倒戈舊城下，將開關延入乎，抑閉關以委敵乎？)

王經略好像是有點兒懵了，半晌才憋出一句話來，說他在山上留了三座山寨給潰軍(明史孫承宗傳：將建三寨于山，以待潰卒)。

孫閣老聽了是又好氣又好笑，氣是因為王經略太笨，笑是因為沒想到王經略笨成這樣，兵法講求的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可你王經略卻先就把逃跑路線預備下了，那不是成心讓新城守軍貪生怕死嗎？你王經略放棄了外圍陣地(明史：盡撤藩籬)不說，還退到關前八里來搞重復建設，并且搞成這樣，怎么能保證京畿地區的安全？

于是，王經略被孫閣老一通連珠炮打得徹底無語了。

談話就此結束。(明史：在晉無以難)

孫老師此后備受推崇，被譽為“賢臣、廉臣、名臣、能臣、功臣”(閻會長語：見《明亡蜻興六十年》上)，并被認為是“有才識、有擔當、有氣魄”的“積極進取型人物”(金大俠語：見袁蟲患評傳)，最終升華至無以復加的地步——“明末最偉大的戰略家，奴而哈吃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衛者，皇帝的老師，忠貞的艾蟈者。舉世無雙，獨一無二。”(明月語：見《明朝那些事》六)依照《明史》的記載，估計王經略當時恨不得有個地縫可以鉆。不過，假如那天地上真的有縫的話，恐怕里面鉆的不是王經略，而是孫大學士……

原因很簡單，因為孫、王二位這段載入明史的掐架，其實是孫承宗完敗，只不過史書明史把王在晉的反擊掐掉了，這才顯得孫承宗威風八面。實際上就在孫承宗質疑那三座山寨之際，王在晉說了一番話，孫承宗當即就想到了鉆地縫。

在比《明史》更早、更可靠的《三朝遼事錄》里，記載這一段孫承宗和王在晉關于戰略問題的辯論，在這本書里，“無言以對”的不是王在晉，而是孫承宗。具體內容如下：

大學士孫承宗奏：“臣時執偏見謂經臣議誠然，獨是八里為兩城，而舊城之坑壕空營當在三里之外，而新城之守卒法當四萬。則四萬之退步跟將及之，而一不戒，將城下之備盡為我設，北山南水既無旁出，而賊方擁此四萬于舊城之下，開關延之不可，閉關謝之不可。將城上之備，又為我設，而城中驚潰無問也。經臣曰：于山建山寨三，以為退守計，而三道關俱可入。蓋法云，置之死地而生。經臣言邊兵善走也，即殺不能止，況大勢散，誰復為殺者。故為兩城以固其心，而實置之死以勵其必死之氣，臣遂無以應。” 在這篇奏疏中，王在晉在孫承宗的不停追問下，不得不透露出一個秘密：這幾萬邊兵都是老運動員了，特別擅長開溜(邊兵善走)，那些品坑地雷和壕溝既是為敵而設，又是為逃散士卒而備的，它們能代替截殺逃兵的督戰隊進行彈壓，實際上就是要將士兵們“置之死地而后生”。

王在晉知道“邊兵善走”，而且實戰中，兵敗如山倒，殺之也不能止，而且截殺逃兵的督戰隊也會一同崩潰(即殺不能止，況大勢散，誰復為殺者)。如果真碰上強敵，那排在最后的督戰隊可能直接就改了前隊，而且充當領跑。介于這種情況，所以我用兩城的設置來穩固軍心，打消他們逃跑的念頭。怎么打消呢？很簡單，這新城其實就是死地，一旦進去了就只有死戰到底。

在實戰中，只要不開“三道關門”，重城的士兵退守山寨也難以保命，實際上陷于死戰的境地。筑山海重關，一方面能夠“以兩城以固其心”關鍵時刻又可輕易將士卒“置之死地”，激發他們的斗志。但是這個事情又不能讓士兵們知道，否則沒人愿意去守重城了。

孫老師這才恍然大悟，他發現自己上當了，徹底的上當了，王經略根本就是在設陷阱準備一舉殲滅來犯之后金軍，怎么能讓新城成為死地的注解(直白一點的說，這舊城以及前面的地雷、壕溝、陷阱其實代替了督戰隊)。至于那三座山寨根本就是忽悠人的，不過是王經略讓那四萬邊兵能安心進入新城的說辭，有了這個說辭，讓那四萬人進城比趕四萬只鴨子還容易。而他孫閣老身為帝師，卻竟然也和那幫頭腦簡單四肢并不太發達的邊兵一樣看不出當中玄機。聽了王在晉的解釋，孫承宗“遂無以應”。

另外，為了表示態度誠懇，在奏章里他還向天啟帝報告，說自己開始一通亂打確實是因為誤會了王經略，不過王在晉人很大度，始終一如既往的坦誠相待，自己很受教育：“臣(孫承宗)時執偏見謂經臣(王在晉)議誠然”。至此，孫閣老全然認栽，王經略點道為止，事情算是告一段落，孫、王二人這段掐架算是有了個了斷，不過中了埋伏的孫閣老并未就此善罷甘休，但那是后話，這里我們先和《明史》作個了算。

《明史》關于孫、王二人掐架的對白依據是《三朝遼事實錄》中孫承宗的一篇奏章，這篇奏章就是孫閣老巡閱山海關以后給天啟帝打的調查報告。收錄這份奏章的文獻除《三》以外，還有《明熹宗實錄》和孫老師的《高陽集》，當然也可以說有《明史》，不過，只有《三》是詳錄，其他的都是摘錄，《明》則是亂錄、自撰。以下看看《明》《三》兩書關鍵地方的不同之處：

三：而新城之守卒法當四萬。

明：新城成，即移舊城四萬人以守乎？

三：獨是八里為兩城，而舊城之坑壕空營當在三里之外……而一不戒，將城下之備盡為我設。

明：且筑關在八里內，新城背即舊城趾，舊城之品坑地雷為敵人設，抑為新兵設乎？

三：而賊方擁此四萬于舊城之下，開關延之不可，閉關謝之不可。

明：如不可守，則四萬新兵倒戈舊城下，將開關延入乎，抑閉關以委敵乎？

三：于山建山寨三，以為退守計。

明：將建三寨于山，以待潰卒。

三：臣遂無以應。

明：在晉無以難。

《三朝遼事實錄》和《明史》所記載的內容基本相同，關鍵在最后部分，王在晉回答了孫承宗的問題，《明史》中沒有記載。兩者哪個比較可靠呢？《三朝遼事實錄》記錄的是奏章，《明史》則是根據前人所言編寫的。王在晉“無以難”是別人說的，孫承宗“無以應”是自己說的。

《明史》在最后轉述過程中有明顯的改動，其中掐頭去尾、添油加醋、偷梁換柱應有盡有，直接把王經略把孫閣老說服了、對方已啞口無言了(三朝療勢實錄書中收錄此次掐架后孫閣老給天啟的奏疏中的話：臣遂無以應)這樣一種情勢完全反過來說，把王經略說得跟個白癡一樣被孫閣老問得沒屁放了(明使書中把當時掐架的結局改成：在晉無以難)。

首先，御用文人們杜撰出王在晉要用八萬人守山海關，而且還有新兵，這一手估計是為孫閣老考慮，因為稍微再深一些的破綻，孫大人可能就瞧不出來了。其次，他們省略去王經略坦然相告的內容，這是必須的，試想你王某人要這么精明強干，那孫老師又該怎么辦？最后，孫大人是肯定不能被問得啞口無言的，要啞口無言的也必須是王同學，所以把孫的“臣遂無以應”直接篡改成了王的“在晉無以難”。經過御用文人這么一番“編修”，全文意思和當時的本來面貌便有了天壤之別。

其實，書生就書生吧，不會打仗，不懂軍事，只能在紙上作作門面功夫，有些書卷氣倒也正常。不過孫、袁二位在《明史》中可是充的“光輝形象”，俗稱大才，所以這文、武兩樣，是必須雙全。但較之王，總也不能全廢了吧？若真的全廢了，那王客串的那片綠葉也真的太難混了，但可惜的是就有那么不幸，他們二位跟王一比，攢的墨水也都不夠多，尤其是蟲患同學，差得還太遠。

《三朝遼事實錄》編寫在前，《明史》編寫在后，前者不可能有先見之明去回答后者的問題，后者倒是有可能略去前者的內容。哪個可靠，一眼就可以看出。

“遼民問題”是遼事里的關鍵，遼東、遼西地區的漢民是大明王朝的子民，是已經沿襲傳承了幾千年農耕文明的后代，是具備濃重中華傳統文化衣缽的百姓，和當時后金那種奉行奴隸制的落后社會格格不入，而在后金搶掠糧食、襲擊邊城之時還經常擄掠人口，之后把俘虜的把漢民當作奴隸。后金作為一個奴隸制的社會，其生產力發展的根本來自于奴隸人口的多少，所以后金對糧食、人口的渴求不亞于對土地和城池的占領。當時遼東地區地處北方，在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里遭受大旱和嚴寒，再有多遼闊的土地也不過是赤地千里，人口減少非常厲害，后金在天災和自身社會發展必須的因素促動下，必然要實施對人口的擄掠，這也是其屢犯邊關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擄掠人口比土地占領還對后金有吸引力。

遼地是明朝最靠北的領土，在小冰河期里是首當其沖的遭受旱災和嚴寒雙重災害，在赤地千里的情況下土地是毫無意義的，而遼地沒有了遼民，即便后金占領了也會因為沒有足夠的人口而無法提高生產力，所以后金對明朝放棄的遼西和錦州都沒有興趣，以至于1624年袁崇煥可以“東巡廣寧”，而1628年皇太極占領了他付出沉重代價都沒能攻克的錦州卻也只是毀城了事都是這個道理。從軍事角度來考慮，在財政危機導致明軍戰力廢弛肅清后金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在遼地多民族雜居民情復雜固守城池屢次失敗的情況下，要保護遼民的唯一辦法就是“堅壁清野”移送遼民入關。從民生角度來考慮，在當時要拯救遼民也必須移送遼民入關，因為遼東、遼西遭受大災赤地千里，朝廷通過漕運海運將大批糧食運送到北方，途中運送耗資龐大，糧食在陸運轉漕運再轉海運再轉陸運的過程中漂沒、損耗巨大，軍隊糧餉開銷也大，修繕城池加強防衛開銷更大，而且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證能城池的安全，況且朝廷還處于嚴重的財政危機之中，朝廷養九個邊鎮都快支撐不住了，哪里還能養得起整個遼東、遼西全境的百姓，所以必須將遼民悉數移送關內，一來可以妥善保護，二來可以節省大筆的費用，更重要的是遼民在關外遭受天災，根本活不下去，遼民留在關外不餓死也會被后金擄掠去當奴隸，飽受奴役之苦，那還不如讓他們在關內自耕自種、自給自足。

通過以上分析自然會得到一個解決遼東問題的辦法，那就是以堅壁清野的方式將遼民移送至關內以后，遼東、遼西在大旱和嚴寒的天災之下勢必赤地千里，明朝只要斷絕關外馬市，不讓一粒糧食從關內落入后金的手里，那后金除了“人相食”以外，不就只有挨餓受凍了嗎？這豈不是造孽的遭了天殺……這時明朝有沒有必要，在自己遭遇財政問題以致于軍力尚不能恢復的情況下，和已經因為遭了天災而變得窮兇極惡的后金，去爭奪赤地千里的遼東？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嗎？應該說作為遼東經略的熊廷弼在王化貞丟失廣寧以后，果斷的將數以十萬計的軍民全部撤往關內，不僅放棄遼西，甚至連錦州、寧遠不要了，是非常正確的選擇。在熊廷弼戰略撤退以后，后金若要再攻擊明朝，那得從沈陽一直前行到山海關關城，一路荒蕪人煙、赤地千里，這樣后金的補給線會拉到幾百上千里，其中還要經過遼河、大凌河、小凌河，何等之困難？若后金真的來攻打，那也是勞師襲遠，把后金從遼東、遼西拉到山海關關門來決戰，就好比曹操選在官渡跟袁紹決戰一樣，若明朝有意要和后金決戰，就應當選在山海關，而非選在錦州，遠去錦州是拉長了明朝的補給線，選在山海關關城則是拉長了后金的補給線，這是個非常簡單的戰略問題。

此時，明朝正確的選擇應該是加強山海關的防御;全力支持東江鎮逐步壯大;保證朝鮮不離開對后金的軍事和經濟封鎖;聯絡蒙古的林丹汗，一來可共同牽制后金，二來可以讓其他幾個與林丹汗相臨的邊鎮獲得穩定，不讓邊防再出現其他問題;決不對后金開馬市，決不讓一粒糧食流入后金的地盤;同時堅壁清野不讓后金有劫掠糧食和擄掠人口的機會，讓后金充分的享受天災;明朝則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策略，將有限的財稅收入用來解決更為棘手的國內問題，一旦國內問題緩解了，財政危機挺過去了或者連年災荒結束了，那時后金還沒有餓死再一舉蕩平。

其實當時有很多人都看出來了， 但文官誤國也沒辦法。

“漂沒” -- 在關外不論是修城， 筑城，練兵等等事務都需要用錢， 朝中文官在其中可收大量手續費(“漂沒”)， 一旦棄寧錦， “漂沒”沒了， 文官利益受損，朝中文官必不支持棄寧錦。

“名聲” -- 棄土之惡名誰愿意擔當？ 朝中文官無人會愿意擔當！

“虛名” -- 就算棄寧錦， 后金也不會占寧錦， 不久之后， 朝中必有不少文官會為“虛名”要求收回寧錦，之后就可不費吹灰之力的片面宣布”復土四百里”，又可留名青史，又可得朝庭賞賜。文官誤國！清流誤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