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五四運動的思想和革命領袖、“總司令”是北京大學教授、文科學長陳獨秀；那么，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究竟是哪一位呢？

1919年，時年22歲的北大外文系三年級學生羅家倫，是“五四運動”的3位著名學生領導者之一，而且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位。他只用了15分鐘就寫就了“五四宣言”，文中嚴正指出：“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當時匯集于東交民巷的學生大約3000余人，來自北京十幾所高校。代表他們與外國使館交涉的主要學生領袖，也是羅家倫。

進北大主修外國文學

民國六年（1917）夏，羅家倫21歲，北京大學在上海招生，羅家倫應試被錄取，進北大文科主修外國文學。自1917年到1920年，羅家倫在北大講究學術自由的風氣當中，接受良師益友的啟發、熏陶，不斷地切磋、琢磨學問；不停地搞活動、求發展；與同學辦《新潮》，提倡文學革命；參加愛國游行，起草五四宣言。其兒時所埋伏的革命種子，經中學時期的孕育，在此時已彰顯為高昂的民族意識與革命的行動。

1917年就職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他也是羅家倫的浙江紹興同鄉），他那富有革命性的特立言行，在當時羅家倫的心目中，很自然地發出了共鳴。他曾以《偉大與崇高》、《文化的導師》、《人格的典型》等篇章，來表達自己對蔡元培的推崇；而蔡校長也相當欣賞他，并極力提拔。

羅家倫雖是鼓吹革命的新潮派人物，但只要是有見解的教師傳授課程，無論是那個科別，即使是守舊派大師，他也會去聽課。當時，老復辟派的辜鴻銘在北大講授英國詩，他把詩分為“外國大雅”、“外國小雅”、“外國國風”、“洋離騷”，羅家倫屢屢“在教室里想笑而不敢笑”。但是，他對于辜鴻銘仍是非常地欣賞，并未以片面之言而廢人。胡適更是羅家倫經常討教甚而爭辯的對象，所談大半是文學革命之事。李大釗是新潮社的熱心贊助者，羅家倫和他談話的范圍很廣。此外，寫《西潮》的蔣夢麟也是他尊敬的人物。

羅家倫

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

蔡元培到北大的一年，適巧也是羅家倫進北大的那一年——1917年。羅家倫回憶說：

當時的情形，可以說是暮氣沉沉，真是腐敗極了。教員之中，沒有一點學術興趣的表現。學生在各部掛名兼差的很多，而且逛窯子個個都是健將。所以，當時北京窯子里有“兩院一堂”之稱(“兩院”者參議院、眾議院，“一堂”者京師大學堂也)。

蔡元培初來北大時，本科分為4科，有4個學長。蔡到任后，重聘4科的學長——文科學長陳獨秀、理科學長夏元瑮、法科學長王建祖、工科學長溫宗宇。并決定工科按期結束以后，并入北洋大學；而將北洋大學法科并入北大。這件事自然引起工科中很多的反對。

文科方面，則生氣較多。胡適之是新從美國回來，章行嚴也到學堂來教幾點鐘邏輯。國文方面，則由蔡挑了一批章太炎的學生如黃侃(季剛)、錢玄同、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等；更有一位經學大師劉師培，和一位“兩足書柜”陳漢章。還有一位劉半農，本來是在上海做無聊小說的，后來陳獨秀請他到預科教國文。當時大家很看他不上，不過慢慢地他也走上正路了。

英文方面，則有辜鴻銘，擔教外國詩。從前有幾個英國人——英國下等流氓——在里面教英文，蔡到以后，一氣把他們辭退了。這件事鬧到英國公使館出來干涉，而蔡不為之動，所以把無聊的外國教員肅清一下。但是以后所添的外國教員，也并不高明。除了一位地質系的葛利普是一位特出的學者，替中國在地質學上打下一個很堅固的基礎。

理科方面，則有秦汾、何育杰、王烈、王星拱等一類人。法科則以官僚任教為多，如余榮昌、張孝簃等，都是大理院廳長一流的官。法科一直等到民國9年（1920）下半年，王世杰、周鯁生等加入北京大學以后，才日見起色。最初實在沒有什么大的整頓。

所謂文化運動的出發點，還是文科。因為蔡元培對于聘請教授是主張兼容并包的。凡是一種學說茍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只要在學術上是說得過去的，他總讓他在大學中有機會去發展。所以，拖辮子復辟的辜鴻銘，籌安六君子的劉師培，以至于主張急進的陳獨秀，都能熔化在一爐；而北京大學遂有“百派爭鳴”之勢。(蔡之取兼容并包主義，有時候也有太過度的地方。從前有一位劉少少，做了一部《新改老》，挺可笑，蔡先生居然也讓他在北大開一門功課。)

各派之中，勢力最大、而且最易號召者，便是所謂新、舊文學兩派。當陳獨秀沒有進北大以前，他就在上海亞東書局辦了一個雜志叫做《青年》。胡適之不過是一個投稿的人；而易白沙這些人，都是這個雜志的主干。胡適之發表《改良中國文學芻議》一文，以八事相號召。此文發表以后，陳獨秀就做了一篇《文學革命論》，其主張較胡適之更為激烈。故“文學革命”4字，乃是陳獨秀提出來的。胡適之又接上了，做了一篇《建設新文學革命》。因為胡適之本來于“革命”二字有點害怕，所以于文學革命之前面，戴了一個“建設”的帽子。

胡適之初到北京大學，羅家倫曾去看他，覺得胡適之對一般舊教員的態度還是十分謙恭的。后來因為他主張改良文學，而陳獨秀、錢玄同等更變本加厲、大吹大擂，于是胡適之的氣焰因而大盛，這里仿佛有點群眾心理的作用在內。

當時陳獨秀提出文學革命的時候，大家已經嚇得目瞪口呆了；而錢玄同更加提出廢除漢字的主張，所以許多人更目之為怪誕。他們因為要找一個反對的人做罵的對象，所以錢玄同便寫一封假名的信，用“王敬軒”的假名字。這封信是特地用舊派口吻，反對文學革命的。當時劉半農就做了一篇什么連刁劉氏鮮靈芝都包括進去的復信，狗血噴頭地把這位錢玄同先生的化身“王敬軒”罵了一頓。這封信措辭輕薄，惹引了不少的反感。后來新青年社中人，亦甚感懊喪。劉半農還有一篇《作揖主義》，也是同樣的輕薄口吻的文字，所以大家都看不大起。

《新青年》的編輯與作者

當時的新青年社，是由6個人輪流編輯的。

陳獨秀筆鋒很厲，主張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驚人之語。他的毛病是聰明遠過于學問，所以只宜于做批評社會的文字，而不宜于做學術研究的文字。

胡適之在當時還是小心翼翼的，他回國第一年的功夫，拼命地在寫著他的《中國哲學史》上卷，他自己親手抄了2遍，的確下過一番苦功。但是，這是依他在美國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作骨干而以中文寫成的，所以寫起來比較快，1年就完事了。當時他所做的《建設(新)文學革命論》，很引起大家的同情。他還做了一些似詞非詞、似詩非詩的所謂“白話詩”，雖然失之于淺薄，但是在過渡的時代里，是很適合于一般人口味的。

錢玄同本來是一個研究音韻學的人，是章太炎的學生，是自己主張白話、卻滿口說文言的人，是于新知識所得很少、卻滿口說新東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說他有神經病，因為他也是一個精神恍惚、好說大話的人。他的哥哥錢詢，做過意大利公使。錢玄同很怕他的哥哥。這個在外面一向主張很激的人，然而見到了哥哥，卻一點也不激烈了。他當時主張廢姓、主張廢漢字，因此大家更覺得這種主張可怕，而更覺得錢玄同是同瘋子一樣。

沈尹默也是一個編輯，但是他是很深沉而喜治紅、老之學(《紅樓夢》與《道德經》)的人；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謀士的態度。北京大學許多縱橫捭闔的事體，都是他經手的。他不做文章，也不會做。但是因為他常做的白話詩，而胡適之贊賞他的詩做得好，所以也就成為新青年6大編輯之一。

更有一位莫名其妙的，便是陶孟和。陶是英國的留學生，他外國書看得很多，是一位很好的讀書顧問。但是，羅家倫覺得他的中國文字太壞了；而且他讀書不若胡適之的能得簡，且沒有綜括的能力，做出來的文章非常笨。以后他還出了一部《孟和文存》。只是因為他能夠談什么社會問題、家庭制度等，所以也成為一位編輯了。

第六位編輯是劉半農，當時大家對于他不很重視，乃是一種實在情形。以后北京大學派他到法國研究音韻，學對于他乃是一種很大的幫助。

《新青年》除了6位編輯以外，更有許多投稿的人：

李大釗是當時北京大學圖書館的主任，他的文章寫得很好，人也很樸素。

周作人是極注意于寫小品文字的，他《自己的園地》等一類稿件，都是那個時候寫成的。

魯迅即周樹人，乃是周作人的哥哥，當時在教育部做一個科長，還是蔡孑民（即蔡元培）做教育總長時代找他進部的。以后他宦隱于教育部多年，這時候也出來打邊鼓，做《狂人日記》、《藥》等很傳誦一時的小說。

至于舊派方面，劉師培（申叔）在學問方面是公認為泰斗的，他賦性柔弱，對于此類問題不去計較。

黃季剛（侃）則天天詩酒謾罵，在課堂里面不教書，只是罵人；尤其是對于錢玄同，開口便說錢是什么東西，他哪種講義不是抄著我的呢？他對于胡適之文學革命的主張，見人便提出來罵。他有時在課堂中大聲地說：“胡適之說做白話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嘆說過世界上最痛的事，莫過于砍頭；世界上最快的事，莫過于飲酒。胡適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頸子來給人砍掉。”這種村夫罵座的話，其中尖酸刻薄的地方很多；而一部分學生從而和之，以后遂成為國故派。

還有一個人，讀書很多，自命不凡并太息痛恨于新文學運動的，便是陳漢章。陳漢章乃是前清一位舉人，京師大學堂時代，本要請他來做教習，他因為自己沒有得到翰林，聽說京師大學堂畢業以后可得翰林，故不愿為教師而自愿為學生。他有一個兄弟，乃是一個進士。當年他兄弟中進士的時候，要在他家祠堂的中央掛一個表，他堅決地反對。他說：你的表不能掛在祠堂中央，中央地方要留給我中了翰林時候才可以掛的。哪知道他在當年12月是可以得翰林的，可8月間便是辛亥革命了。所以到了現在，他到祠堂里面尚不敢抬頭仰視。他所讀的書確是很多，《十三經注疏》中三禮的白文和注疏，他都能個個字背出。他一上講堂，便寫黑板，寫完以后，一大蓬黑胡子變成了白胡子。他博聞強記而不能消化。有一次，羅家倫問他中國的彈詞起于何時？他說：我等一會再告訴你。羅家倫問他是上午9時；到11時接到他的一封信，上面寫了27條，都是關于彈詞起源的東西；但是沒有一個結論，只是一篇材料的登記而已。他自負不凡，以為自己了不得，只有黃季剛、劉申叔還可以和他談談。這位先生也是當時北大一個特色。

還有朱希祖、馬敘倫等人，則游移于新、舊之間，講不到什么立場的。

“群言堂”與“飽無堂”

《新青年》誕生以后，學生方面，也有不少受到影響的，像傅斯年、顧頡剛等一流人，本來中國詩做得很好的，黃季剛等當年也很器重他們，但是后來都變了。所以，黃季剛等人因為他們倒舊派的戈，恨之刺骨(后來朱家驊要請傅斯年做中央大學文學院長，黃季剛馬上要辭職)。

當時，北大的學生們除了讀書以外，實在有一種自由討論的空氣。在那時，他們幾個人讀外國書的風氣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羅家倫3個人，尤其喜歡買外國書。大學的圖書館，對于新書的設備比以前也好些。大家見面的時候，便討論著自己所讀的書籍。而回去的時候，便去看書或寫信給日本丸善書社(代收西書的書店)去定買外國書。

除了早晚在宿舍里面常常爭一個不平以外，還有兩個地方是他們聚合的場所，一個是漢花園北大一院二層樓上的國文教員休息室，如錢玄同等人，是時常在這個地方的；另外一個地方是一層樓的圖書館主任室(即李大釗的辦公室)。在這兩個地方，無師生之別，也沒有客氣及禮節等一套，大家到來大家就辯，大家提出問題來大家互相問難。

大約每天到了下午3點以后，這兩個房間人是滿的。大家稱二層樓這個房子為“群言堂”(取“群居終日言不及”之義)，而在房子中的多半是南方人；一層樓那座房子，則稱之為“飽無堂”(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義)，而在這個房子中則以北方人為主體。李大釗本人是北方人；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顧亭林批評北方人的；群居終日言不及義，是他批評南方人的話。

這兩個房子里面，當時確是充滿學術自由的空氣。大家都是持一種處士橫議的態度。談天的時候，也沒有時間的觀念。有時候從飽無堂出來走到群言堂，或者從群言堂出來走到飽無堂，總以討論盡興為止。

飽無堂還有一種好處，因為李大釗是圖書館主任，所以每逢圖書館的新書到來時，他們可以首先看到，而這些新書遂成為討論的資料。

當時的文學革命，可以說就是從這兩個地方討論出來的。對于舊社會制度和舊思想的抨擊，也產生于這兩個地方。這兩個地方的人物，雖然以教授為主體，但是也有許多學生時常光臨。至于天天在那里的，恐怕只有羅家倫和傅孟真(斯年)兩個人，因為新潮社和飽無堂只隔著兩個房間。

學生界的思想，在那時也有一個劇烈的變動。最初的北大學生們，看外國書的便比較多起來了。傅孟真和羅家倫兩個人，是每月都要去向日本丸善書社報效一點款子的。傅孟真是拋棄了黃季剛要傳章太炎的道統給他的資格，叛了他的老師來談文學革命。他的中國文學，很有根底，尤其是于六朝時代的文學。而他從前最喜歡讀李義山的時候呢？他回答說：那個時候我自己也是妖。

傅孟真同房子的有顧頡剛。而俞平伯、汪敬熙和羅家倫，都是他倆房間里的不速之客。他們天天要去，去了就爭辯。由此可見，北大當時各種人物雜居一處的情形以及學術自由的空氣。

創辦《新潮》雜志并產生巨大影響

羅家倫進入北京大學以后，很快就與高年級的學生領袖傅斯年成了莫逆之交，一起創辦了當年北大最著名的社團之一“新潮社”和與《新青年》齊名的雜志《新潮》。羅家倫回憶說：

因為大家談天的結果，并且因為不甚滿意于新青年一部分的文章，當時大家便說：若是我們也來辦一個雜志，一定可以和《新青年》抗衡，于是《新潮》雜志便應運而產生了。《新潮》的英文名字為TheRenaissance，也可以看見當時大家自命不凡的態度。

這個雜志第一期出來以后，忽然大大的風行，初版只印1000份，不到10天要再版了；再版印了3000份，不到一個月又是3000份。以幾個學生所做的雜志，陡然有這樣大的銷數，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最初大家辦這個雜志的時候，還抱著好玩的心理；等到社會看重了，銷數一多了，大家一方面有一種高興的心理，一方面又有一種害怕的心理——因為害怕，所以研究的空氣愈加緊張，而《新潮》第二、三、四、五各期從客觀方面看來，卻比第一期要進步一些。

最初負責編輯的是羅家倫和傅斯年兩個，經理人是徐彥之和康白情兩個，社員不過20多來人，其中有顧頡剛、汪敬熙、俞平伯、江紹原、王星拱、周作人、孫伏園、葉紹鈞等幾位。

羅家倫說：“孟真當時喜歡談哲學談人生觀，他還做了幾個古書新評，是很有趣味的；我著重于談文學和思想問題，對于當時的出版界常常加以暴烈的批評。有些文字，現在看過去是太幼稚了，但是在當時于破壞方面的效力，確是有一點的。比較起來，我那篇《什么是文學》在當時很有相當的影響，《駁胡先骕文學改良論》也很受當時的注意。”

顧頡剛的文字，多半是關于抨擊舊家庭制度和舊社會制度的，關于婦女問題，也有許多篇文章加以討論，在當時大家以為是駭人聽聞的話，有婦女人格問題一篇，主張女子應當有獨立的人格。這篇東西，被江瀚看見了，拿去給徐世昌看，說是近代的青年思想至此，那還得了。于是徐世昌拿著這本《新潮》交給傅增湘，傅示意于蔡孑民，要他辭退兩個教員，開除兩個學生，就是當時的所謂“四兇”，這兩個是《新青年》的編輯，兩個是《新潮》的編輯。

蔡孑民先生當時堅持不肯，他復林琴南的那一封信，不只是對林琴南說話，并且是對徐世昌而發的。林琴南的背后是徐樹錚，也就是段祺瑞，是代表當時軍人派的意見；而徐世昌也是所謂北洋“文治派”的領袖，當時北大同時受北洋文武兩派的反對，其情形之危險也可想而知了。但是蔡孑民這一封信，得到了絕大輿論上的勝利，反而學術界因此對他非常敬仰，這真是蔡先生有“道德勇氣”的地方。于是，所謂“新文化運動”，到了這個時候，其勢遂不可遏抑。

他們主張，要以近代人的言語（白話文），來表達近代人的思想、情感；打開傳統束縛，解放學術思想，反對違反人性的文學；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重新評估傳統的家族制度和社會習慣；反侵略、反封建，主張民主、民族的獨立和自決。這種以民族為本位的思想，更進一步的表現，就是后來參加“五四運動”了。

在時人看來，《新潮》比《新青年》更加離經叛道，“《新潮》的來勢更猛一點，引起青年們的同情更多一點”。青年羅家倫發出豪言：“我們何妨……做一個世界的‘弄潮兒’呢！”當俄國革命的消息傳來之后，他更是大膽宣稱：“以前的革命是法國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國式的革命！……1917年俄國革命就是20世紀的世界新潮了！”

就這樣，這個在同學眼中有著“粗魯的外表”、“熊爪”，以及“愛炫耀”的年輕人，很快便躋身學生領袖之列。

而在國難當頭、群情激憤之時，這個激情、叛逆、煽動力十足的年輕人——羅家倫，終于站在了歷史的風口浪尖，成為了時代的“弄潮兒”。

五四運動的鼓動者與領導者

1919年4月底，巴黎和會上不利中國的消息傳來，北京的學生組織“新潮社”、《國民》雜志社、工學會、同言會、共學會等召開會議，決定在5月7日舉行“國恥紀念日”示威大游行；同時向全國各報館、團體發出電報，以求聲援。這項決議，得到了北京所有大專院校學生團體的響應。

就在各項準備工作緊張進行的時候，5月2日，北洋政府國務院總理錢能訓，密電命令巴黎的中國代表團簽約。北大校長蔡元培第一時間將此事告知了北大學生。5月3日晚7時，各校學生代表1000余人在北大法科大禮堂召開緊急臨時會議，決定游行提前到次日舉行。

作為五四運動的北京大學學生總代表，羅家倫一夜未眠。次日早10點，就在他準備和大家一起去游行的時候，被同學狄福鼎一把抓住：“今天的運動不能沒有宣言，北京8所學校的同學推我們北大起稿，你來執筆罷！”

于是，在短短的15分鐘之內，羅家倫一氣呵成了那篇著名的180字《北京學界全體宣言》：“……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們起來呀！”這篇慷慨激昂的宣言，被迅速印刷了2萬份拿到街頭去散發，也是當天唯一的印刷品。

5月4日下午一點半，在天安門廣場上，各校學生陸續到達，“凡先到者輒歡迎后來者以掌聲，而后來者則應和之以搖旗，步伐整齊，儀容嚴肅，西人見者，莫不嘖嘖稱贊”。

北京《晨報》的記者，目睹了當時廣場上人群如潮、旗幟如海的盛況：學生們“個個手持白旗，頒布傳單，群眾環集如堵，天安門至中華門沿路，幾為學生團體占滿……”。大會主席段錫朋宣布開會以后，游行總指揮傅斯年慷慨陳詞：“……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隸牛馬之痛苦，極欲奔救之者乎？……危機已發，幸共圖之！”臺下掌聲雷動，“廢除不平等條約！”“懲治賣國賊！”的口號此起彼伏。

1個小時后，3000名學生晃動著小旗、吶喊著口號，向東交民巷使館區進發了。

【名家小傳】

羅家倫(1897－1969)，字志希，筆名毅，浙江紹興柯橋鎮江頭人。著名教育家、思想家。

羅家倫之父羅傳珍，曾任江西進賢等縣知縣，思想比較進步。羅幼年就受其父影響。1914年考入上海復旦公學。1917年肄業后進入北京大學文科，成為蔡元培的學生。1919年，在陳獨秀、胡適支持下，與傅斯年、徐彥之等人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當選為北京學生界代表，到上海參加全國學聯成立大會，支持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中，親筆起草印刷傳單中的白話宣言（而文言篇由許德珩起草）——《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提出“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五四運動后接任《新潮》主編。

1920年秋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后又去英國倫敦大學、德國柏林大學、法國巴黎大學學習。1926年歸國后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議、編輯委員會委員長等職。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在很多文章中支持蔣介石的政策。1928年就任以蔣為首的總司令部政務委員會教育處處長。

1928年8月任清華大學校長，使清華由教會學校轉為國立大學。1930年后任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南京中央政治學院教育長、中央大學校長等職。在執掌中大期間，提出建立“誠樸雄偉”的學風，改革教學方法，培養了一大批人才。1941年9月起任滇黔考察團團長、新疆監察使兼西北考察團團長。抗戰勝利后任國民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副主任。1947年5月出任駐印度大使。

1949年去了臺灣，任國民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1952年任“考試院”副院長。1957年任“國史館”館長、“中國筆會”會長等職。1969年病勢漸重，12月25日因肺炎、血管硬化等癥狀并發，病逝于臺北榮民總醫院，享年72歲。

主要著作有《新民族觀》、《新人生觀》、《文化教育與青年》、《科學與玄學》、《逝者如斯集》、《中山先生倫敦蒙難史料考訂》、《蔡元培先生與北京大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