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時間控制軍權(quán)和地方大權(quán)的湘淮大將，詭秘地謀取皇帝之位，既鮮為人知又頗令人費解。而湘淮大將左宗棠雖然未有謀位的大舉，卻實有“問鼎”的隱情。

清廷上層為互謀皇位而生死拼殺，可以說是常有之事。而長期控制軍權(quán)和地方大權(quán)的湘淮大將，也在緊張而詭秘地謀取皇帝之位，這既鮮為人知又頗令人費解。其中，湘軍的另一個頭面人物左宗棠，亦有謀位之想、之行，則更令人難以置信，其謀位的事情也更加詭秘，其過程可謂曲折而漫長。

研究者稱，左宗棠先有謀同洪秀全造反的行動。太平天國農(nóng)民大起義爆發(fā)于廣西，太平軍揮師北進，勢如破竹。當其兵鋒抵達湖南時，平民出身的知識分子左宗棠有過一番深思，認為天下大亂，首先倒霉的是平民百姓。他“但愿長為太平有道之民”的愿望破滅，其原因自然不在起義的民眾，而是“官逼民反”，“當今國事敗壞已極，朝廷上下相蒙，賢奸不分，對外屈膝投降，內(nèi)部貪污腐化，外敵侵略無已。各地盜賊紛起”。另外，左氏作為環(huán)境封閉的湖南傳統(tǒng)知識分子，對清廷的統(tǒng)治政策一直不滿，曾經(jīng)存有“扶明滅清”的思想。左宗棠同情農(nóng)民起義，另一個原因是其科舉道路與洪秀全相似，極不順利。這段歷史因太過隱秘，故而也是一樁秘聞，但無論正史、野史、筆記、演義傳聞等等。所言皆大致相仿，絕非空穴來風。

太平軍攻抵長沙期間，左宗棠曾去拜見洪秀全，共謀大計。左氏曾勸其“勿倡上帝教，勿毀儒釋，以收人心”。正史方面如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中說：“左宗棠嘗投奔太平軍，勸勿倡上帝教，勿毀儒釋，以收人心……不聽，左乃離去，卒為清廷效力。”范文斕《中國近代史》稱：“當太平軍圍長沙時，左宗棠曾去見洪秀全，論攻略建國策略”，洪秀全不聽，左宗棠夜間逃走。此外，肖一山《清代通史》、張家晌《左宗棠：近代陸防海防戰(zhàn)略的實行家》、稻葉君山源《清朝全史》皆有類似記述。至于野史中的描述，則更為繪聲繪色，但中心內(nèi)容不外乎上述正史所記。

這件事對左宗棠來說是很嚴重的：若為清廷知道，這可是滅族大罪;從太平軍中逃走，洪秀全對他也不會善罷。所以，他只好舉家隱入深山梓木洞。清方和洪秀全對他的行蹤果然都有反應(yīng)，最終經(jīng)駱秉章等極力勸說，左宗棠才勉為其難，在駱幕供事六年。

咸豐九年(1859)，“樊燮事件”發(fā)生，咸豐下詔“就地正法”左氏，引起左氏及胡林翼、曾國藩等多人的警覺和不滿。湘軍在長江流域獨撐局面，而朝廷對漢官漢將放心不下，“狡兔死，走狗烹”的結(jié)局在等著他們。左宗棠在湖南六年的努力，用潘祖蔭的話說“此天下所共見”，而朝廷見到官文的一紙奏疏，便下詔“就地正法”，實令漢員寒心。左氏在未接上諭前乃負氣而走，后詔書下達，曾國藩邀他去安徽宿松大營，胡林翼也趕往此地。他們在宿松住了二十余日，日夜商討，其中有多日是曾、左、胡三人摒除他人密談。據(jù)左宗棠的后人左景伊分析，他們當時就是商議謀取國家政權(quán)，由湘軍領(lǐng)袖取而代之，左景伊的《左宗棠傳》中記載，其動議者是胡林翼。胡氏認為，當今之勢，滿人皇族腐敗，已不堪統(tǒng)治全國，而太平天國自天京內(nèi)訌之后，敗勢已定。湘軍勢力舉足之重，待擊敗太平軍后，一定是清政府的心腹大患。不久前，湘軍攻下武昌，咸豐本來很高興，打算提拔曾氏，而滿員則言：“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間巷一呼，撅起從之者萬余人，恐非國家之福也。”咸豐聽后臉色大變，收回了提拔的成命。所以，與其坐而待斃，莫如先發(fā)而制。胡氏說：“天下糜爛，豈能安坐而事禮讓？當以吾一身任天下之謗！”很可能他們在宿松所議的正是謀位之事。當時的意見分歧一定很大，其中心人物自然是曾國藩。曾氏以忠君衛(wèi)道立命，自然堅決反對自立，使宿松的密謀沒有結(jié)果。至于左宗棠的態(tài)度，他當時名聲雖高，但尚未形成氣候，胡林翼雖有謀位之想，但他自認為才氣遠不如左宗棠，勢力更不如曾國藩，身體又十分虛弱，經(jīng)常咳血，實難當長久之大業(yè)。他深知曾國藩“讓道”、“克己”，不會冒篡位之險;而他對左宗棠的看法，以為“品學為湘中士類第一”，“橫覽七十二州更無才出其右者”所以，左宗棠才是最好的人選。無奈，當時左宗棠實力還太差，又是“待罪之身”，讓他出來當國家之政，自然不是時候。當時讓曾國藩去輔佐左宗棠，那是絕不可能的。人常言“事者，勢爾”，當時的形勢，胡林翼如何能扭轉(zhuǎn)！

當時的議論，是咸豐十年(1860)的事。當時英法聯(lián)軍兵進京師，咸豐逃往熱河，清廷政權(quán)岌岌可危。在這樣的形勢下，才有曾、胡、左等的議論。他們的議論，也是迫于集團和個人的未來命運的考慮。

第二年秋，咸豐死于熱河，湘淮大將再次密謀。此時，左宗棠的楚軍已成銳師，開赴江西戰(zhàn)場與太平軍作戰(zhàn)，捷訊不斷。接連攻取了太平軍守城景德鎮(zhèn)、德興、婺源。又連敗太平軍名將、號稱“黃老虎”的黃文金部，收復(fù)建德，解曾國藩的祁門之圍。還在樂平與太平軍進攻江西的主力李世賢大戰(zhàn)。以少勝多，一戰(zhàn)而敗李世賢。左氏建軍不到一年，便取得重大勝利，由曾國藩保舉，詔授浙江巡撫，成為一方大員。左宗棠在江西大戰(zhàn)之時，咸豐病死熱河，出現(xiàn)前文提到的政局大變。曾國藩在安慶設(shè)帳，接到咸豐病死、載淳繼位、八大臣顧命的緊急公文。這一信息激起湘楚地方督撫將帥的議論，湖北巡撫胡林翼從武昌趕去安慶，與曾國藩加緊密謀。此時左宗棠正與太平軍激戰(zhàn)，無暇赴皖，但他對謀位之想，卻在諸人之先。胡林翼去安慶，捎去了左宗棠的一個事關(guān)重大的聯(lián)語：“神所依憑，將在德矣;鼎之輕重，似可問焉”。

信上說，這一聯(lián)語是其登浮梁之神鼎山偶得。曾國藩一看便知其中暗機，“問鼎輕重”，趁其亂而謀其位。這是曾、左、胡去年多番密議過的事情。一年后值咸豐駕崩，載淳年幼，宮廷混亂，這時確是一個“問鼎”的絕好機會。但是，讓誰去“問鼎”？曾國藩當時就想到左宗棠，但他又認為，左氏手中只有萬把人，清廷的軍隊雖然腐敗，但多年布置在江北的多隆阿、都興阿、馮子材和黃淮流域的僧格林沁，都早有對付湘軍的布置，左宗棠那點軍隊再能打，也難能勝之。所以，左氏勢單力薄，此時想要起事，也絕無把握，更何況直隸、京津畿輔的清軍力量更不可小看。他同樣認為，即使湘軍全師響應(yīng)，也沒有勝券可握。左軍單方面行動，更是不自量力。

想到這里，曾國藩不寒而栗。口中只是稱贊聯(lián)語對仗工整，假裝未看出門道。胡林翼自然也明晰左氏尚未成熟，于是深望曾國藩能當此重任。他向曾國藩分析形勢，以為宮廷政變不可避，而湘軍在此時應(yīng)“用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即讓曾氏當機而斷，拯救亂局。隨之，曾國藩的愛將彭玉麟也勸曾在東南稱帝，他愿拼力為輔。但是，曾國藩已經(jīng)立定決心，將眾人的勸說一一設(shè)法拒絕，且不留痕跡。

安慶這番“問鼎”議論又無結(jié)果。胡林翼回至武昌便病死了，左宗棠自知無力“問鼎”，清政府又高遷他為封疆大員，去了浙江，不久又升遷他為閩浙總督，還把西北塞防大計托付于他。他在西北為國家建下殊功，也得到殊榮，“問鼎”之想遂終。正如有關(guān)記載所稱：他雖有“度夕陀想”，但由于清廷重用于他，又升遷如此之快，“朝廷待我固不可謂不厚”，才使他未行“問鼎”之舉。可他仍抱有遺憾，所謂“誤乃公事”，即由于清廷付以重任，為完成重任之“公事”，卻“誤”了“問鼎”的大計。

總之，左宗棠雖然未有謀位的大舉，卻實有“問鼎”的隱情。后來正史、野史的記述，并不是妄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