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中國新農村建設的日益深化，中國百年來現代化進程中的另一條道路：以自治和鄉土重建為核心的中國鄉村建設史越來越為國人所重視。

事實上，鄉村建設問題是中國近一百年的歷史中，最為重要的議題之一。自晚清起，中國的精英就開始探索鄉村的改良。閻錫山號稱山西王，在他統治的那段時期，黨，政，軍，群各個方面的確頗有成效;被譽為當時的模范省。在和泰戈爾的會面中，閻錫山曾這樣闡述他在山西推行的治晉方略：“民國六年，錫山兼綰民政，討論施政之方，以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為政不達諸村，則政仍粉飾﹔自治不本于村，則治無根蒂。提倡水利、種樹、蠶桑、禁煙、天足、剪發等所謂‘六政’，其中將村政建設作為施政重點。”

閻錫山統治山西38年，主要是自身利益須要，著力關注鄉村建設，從大抓基層教育入手，促進鄉村的教育、科技、文化、工農業，尤其是兵工業的快速發展。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既使閻在軍閥混戰中，有了鞏固的后方，也為爾后的抗日斗爭，奠定了基礎。

閻錫山治山西時，在鄉村建設方面，從普及鄉村教育著手

閻錫山治山西有-點他看的很清楚了，就是時局再亂，他都不能離開自己的老巢山西。要想使自己在大混亂中，立于不敗之地或敗有所歸，他就必須把山西治理好，使老百姓安居樂業，生活水平教育水平都有提高，有看得見摸得著的實惠，山西人才會真心實意擁護他，聽從他的調譴，閻老西腰桿子才能硬，說話才有底氣。

這些才是閻老西治山西的根本，他也確實從在山西站穩腳跟起，即全力以赴殫精竭慮從事山西全境的鄉村建設工作。也是從普及鄉村教育著手的。前后經歷了數十年， 稱得上堅忍不拔。

1915年，山西《義務教育實行程序》頒布。

1918年，《山西省施行義務教育規程》出臺。閻錫山開始向全山西普及義務教育。閻錫山發行之《人民須知》，有言：“凡是山西百姓，不論貧富貴賤的小孩子，七歲到十三歲，這七年內須要有四年上學，這就名叫國民教育------為父母的無論如何貧窮，總要使子女上學，是父母對于子女的義務，又名叫義務教育;國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學，就要罰了還得上學，又名叫強迫教育。”

教育經費，從何而來呢？

閻錫山要求：上自省財政廳、民政廳、教育廳，下至縣知事或縣長、勸學所或教育局、縣視學、區長，乃至最基層的街長副、村長副和學董，均有籌集義務教育經費的責任和義務，形成一張上下互動的經費籌集網絡，并將其籌款的情況作為考查政績的主要依據之一。

事實也是，閻錫山治晉期間，教育投入極高，為了妥善使用教育經費，閻錫山在山西各縣成立專門的“義務教育基金保管委員會”，以及完善的預算審核機制。此外，還推行財務公開，收支狀況須按期在各校公示。據1933年《教育部督學視察山西省教育報告》，1932年的教育經費占當年各縣行政總開支的比例：忻縣122021元，占61%;定襄縣64543元，占50%;大同縣91789元， 占57%。1912年時，山西興建學校數為5566所，到1918年時，已猛增至14189所。

1928年，山西《小學暫行條例》頒布：“初級小學以不收學費為原則，但得視地方情形酌量征收，所收之數，每學期最多不得過1元。”

1929年，山西全省共有學校26489所。

民國教育家陶行知，前后三次前往山西深入考察其義務教育實施情況。他指出：“到現在為止，山西省資助小學經費的制度是最完善的。他們的辦法是：在城鎮按店鋪和房屋的所在地區的等級課稅，用于資助城鎮小學;在農村，則按照土地質量課稅，資助鄉村小學”，“現在該省己有72%以上的學齡兒童入校就讀。此外，還規定了25歲以下的成人文盲上成人業余補習學校，學習常用漢字、算術和公民常識。”

陶行知還說： 中國除山西省外，均無義務教育可言。

閻錫山的鄉村建設觀：村政自治

閻治山西，從抓基層教育入手，但決不只注重教育，而是把基層教育與實行優良政治，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在一次公開講話中，閻錫山如此闡釋義務教育和優良政治之間的關系：

“國民教育，系義務的、低淺的，故對于社會無報酬。受此教育者，亦無所發展，其不為社會所重視，蓋有故也。不過今日為列國并立之世界，此人群與彼人群遇，較量優劣，要在多數人民之智識，不在少數優秀之人才。今日中國四萬萬人，不及他國二千萬人者，因多數人無知識，一個人抵不住一個人之故。此尚就對外者言之也。說到對內，共和國家主體在人民，必人民之智識發達，然后能運用良政治，如其不然，則其政權，必將由多數人民移之少數人之手。既移之少數人，則此少數人所運用之政治，必以少數人之利益為利益。”

閻氏在山西，一直提倡“村政自治”。早在1921年，他在《十年春出巡對民吟》的一首詩里寫道“國民教育要普及，整理村范尤要急。告爾村眾自動辦，粗俗三年便可得。” 詩寫得粗俗，但非常務實，沒有空話，就是寫給老百姓看的，文盲也能懂。

他提出要落實孫中山提倡的“民有民治民享”，必須把政治放在民間：“什么叫民間呢？省不是民間，縣也不是民間，實在是村是民間。所以省縣無論什么機關，不是官治就是紳治，總不是民治。換句話說，就是欲民治主義，非實行村治不可。

在動亂的年代，山西暫時出現了社會比較安定、生產有所發展的局面，河南、山東、河北等鄰省的災民大量涌入山西，尋求安居樂業之所。山西曾獲得了“模范省”的稱號

閻錫山充分利用爭取到的和平環境，依靠自力更生，在數年之內創建了包括采礦、冶金、采煤、發電、機械、化工、兵器、水泥、皮革、毛紡、造紙、卷煙、火柴等輕重工業廠礦的西北實業公司，修筑了長達 860余公里的同蒲鐵路，成立了山西省營業公社，整頓了山西省銀行，新建了鐵路、鹽業、墾業等銀號，并為“四銀行號”成立了實物準備庫，到抗日戰爭前夕，在山西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官僚資本體系，資產達到2億銀元。

閻錫山對山西軍火業的發展尤為不遺余力。他所設立的太原兵工廠和山西火藥廠，曾與當時全國規模最大的漢陽兵工廠和沈陽兵工廠并列。生產的彈藥不僅能滿足自己軍隊的需求，也成為他拉攏和要挾其他軍閥勢力的重要工具。也是他在抗日危難關頭，組建“山西救國犧牲同盟會”(犧盟會)的物質基礎。

這些不能都說成是從普及鄉村教育開始的，但確實有著很多事實上的關聯。所謂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大到一個國家，小到一個鄉鎮，道理都是一樣的。閻錫山能統治山西38年，根本原因就在此。

近代鄉村建設的教訓

2005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作出了加快新農村建設的決定，顯示了對“三農問題”的重視。在溫鐵軍的影響下，中國不同地方都出現了知識分子自發的鄉村建設實踐，而各級政府亦開始執行中央政府推行的新農村建設政策，四川省和直轄市重慶更開始了城鄉統籌的試驗。從民間到官方，鄉村建設的思考和行動又重新回到了中國社會的視野。

但是，中國鄉村治理三十多年來，所帶來的研究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實際效果卻與現實想象有些差距。導致這樣的一種情況發生的根由主要有兩個：(1)研究脫離了“本土”，而沒有“接地氣”;(2)執行政策的權力者與權力機構未能很好的理解研究的結果，導致研究結果“居廟堂之高”。故此，這就導致了現實與研究之間的“層層脫節”，而未能很好的達到研究之目的：鄉村治理與農村現代化建設及農村社會的穩定。

對于近代的鄉村教育，當年的陶行知先生曾經批評過：“中國鄉村教育走錯了路！他教人離開鄉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羨慕奢華，看不起務農;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農夫子弟變成書呆子;他教富的變窮，窮的變得格外窮;他教強的變弱，弱的變得格外弱。前面是萬丈懸崖，同志們務須把馬勒住，另找生路！”。這對我們仍然有著十分現實的啟迪。而閻錫山治理山西的鄉村建設經驗，也是值得充分借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