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的農民工也有兩大特色：第一，大多數人完全丟棄了土地，一旦進城就不再回鄉，不但他們自己進城，連老婆孩子也要接到城里去;第二，雖然老婆孩子都跟著進了城，這些農民工卻并不在城里買房。

1935年，一個在上海打拼的青年回到江蘇宜興的農村老家，他“看到生長于斯的故鄉和童年回憶中的景象大有不同”。

不久，這位署名“企之”的青年在上海《申報》上發表了一篇散文，描述故鄉所發生的變化。年輕人都出去做工了，村莊變得像墳墓一樣死寂。留守在故鄉的村民比以前更窮了，以前只是窮得花不起錢，現在窮得連飯都吃不上了。以前鄉里有開明紳士修橋鋪路，現在沒有人再做這些善事，橋沒人修了，路沒人鋪了，鄉間的公共設施更加破敗了。

很明顯，民國的鄉村跟今天的鄉村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進城務工人員越來越多，關心鄉村事務的人越來越少，鄉村生活越來越缺乏生機;不同的地方是，現在的留守農民并不挨餓，而民國的留守農民首先要考慮吃飯問題。

民國時期的農民工跟今天也不一樣。

今天的農民工有兩大特色：首先，大多數人并沒有拋棄土地，農閑時進城務工，農忙時仍然要回去搶種搶收;其次，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選擇在城里買房，好讓孩子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

民國的農民工也有兩大特色：第一，大多數人完全丟棄了土地，一旦進城就不再回鄉，不但他們自己進城，連老婆孩子也要接到城里去;第二，雖然老婆孩子都跟著進了城，這些農民工卻并不在城里買房。

不買房，他們住哪里呢？住廠里的宿舍，住寺廟的閑房，等條件好一些后，他們會租房，或者自己搭建簡易的窩棚，為一家老小打造一個最基本的遮風擋雨的小窩。

日本鬼子侵華之前，曾經派出大量特務在東北與華北的各大城市做秘密調查。調查華北城市人口的特務發現了一個規律：清朝末年時農民只在冬閑和春天青黃不接時進城找活兒干，農活兒一忙還會回去，所以城里的人口一年中會突增突減(春冬暴增，夏秋銳減);到了民國，像天津、北京這些城市的人口就只見增多而不見減少了，為什么呢？因為廣大農民工義無反顧地離開家鄉，一去就不回頭，拼了老命也要在城里落腳，絕不留戀老家那幾畝薄地。

民國的農民工之所以如此義無反顧，主要是因為農村已經沒有了活路，兵匪土匪太多，苛捐雜稅太多，再加上洋米洋面傾銷中國，中國的傳統農業已經破產，與其在農村老家慢慢餓死，不如帶著妻小在城里混口飯吃。用駱駝祥子的話說：“只要賣力氣，這里還有數不清的錢，吃不盡穿不完的萬樣好東西。在這里，要飯也能要到葷湯臘水的，鄉下只有棒子面。”

可是這些在城里找飯吃的農民，無論如何都不敢奢望在城里買房，因為他們務工的收入勉強只夠糊口，絕不可能攢下買房的錢。有沒有在城里買房的農村人？當然有，可那都是鄉下的土財主，而不是身無分文的普通農民工。

說農民工“身無分文”有些夸張，準確的說法是他們當中的大多數“身無余財”。他們跟城里的貧窮市民一樣收入低下，辛辛苦苦掙下的工錢勉強只夠讓家人填飽肚皮，絕不可能攢錢置業。

上世紀30年代，全面抗戰打響以前，蔣介石主持的中央政校派出幾百名青年學員去各大城市調查基層生活，最后形成了一系列關于住宅問題的調查報告集，容我抄錄幾段，與讀者諸君共享：

如《南京市之住宅問題》中記載：“南京市勞工階級大部分居住于草棚之內，即俗稱為棚戶。”

《漢口市之住宅問題》中有云：“本市棚戶建筑12756所，居住17865戶，共78150人。這些棚戶建筑多用茅草、黃泥、竹子、洋鐵皮建造，系各地鄉民聚居之所。”

《上海市棚戶區之現狀》里則說：“上海勞工約百萬之眾，泰半棲息于棚戶，分處中山路、其美路、大木橋、普善路、浦東一帶，風雨不蔽，祝融為災，局促骯臟，瘟疫時發。”

從1912年到1949年，從北京(北平)、上海、天津，到南京、廣州、漢口，幾乎每一座大城市都有十幾萬乃至上百萬的農民工常年定居，但這些農民工統統不是購房者，他們在垃圾堆旁邊搭建窩棚，在火車站前面搭建窩棚，在臭水溝旁邊搭建窩棚，結果是每一座大城市里都能看到觸目驚心的、一眼望不到邊的貧民窟。

所以，民國時期，無論多挑剔的城里人，都不會埋怨“農民進城抬高了房價”，至多只是埋怨“農民的棚屋有礙市容和衛生”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