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的甲午中日戰(zhàn)爭，清朝軍隊在海陸兩個戰(zhàn)場都遭遇慘重的軍事失敗。在海上，重金打造的北洋水師最終以全軍覆沒而結束。在陸上，起家于鎮(zhèn)壓太平天國、捻軍等的湘軍、淮軍等也不堪一擊。

戰(zhàn)爭的失敗有多重原因，但是無疑軍事制度、軍隊素質等方面的差距亦不容忽視。陸軍方面的湘軍、淮軍都明顯落后于時代。

失敗以后是軍事重建。在陸軍方面，按西方強國的模式編練新式軍隊。這一輪的現代化過程往往因為在軍事上并沒有大的戰(zhàn)爭襯托而不被人所關注，但事實上，相比于洋務運動時期的軍事改革，后甲午時代的清朝軍事陸軍和改革，對整個社會有更深遠的影響，甚至決定了后來中國歷史的走向。

陸軍重建地分南北

以小站練兵而聞名的袁世凱和其新軍，這是這股軍事重建的產物。除了袁世凱的新式陸軍之外，還有張之洞的自強軍，聶士成的武毅軍也按照西法訓練和裝備，改建為新式軍隊。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數的將領，如袁世凱、宋慶、聶士成等都是甲午戰(zhàn)爭時的關鍵人物。

早在1894年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后，原廣西按察使胡燏棻奉清政府之命，在天津用西法編練十營定武軍，分別為步兵3000人、炮兵1000人、騎兵250人和工兵500人，一共4700人。但還沒有等這支部隊操練完畢上戰(zhàn)場，清朝就已經在甲午戰(zhàn)敗。

定武軍和自強軍一南一北，各有特色。定武軍相對依然保守，雖說“一切操練章程，均按照西法辦理”，但其營伍編制仍未脫勇營舊制痕跡，步、炮均為500人一營，馬250騎一營，營下分哨，這些都和湘淮舊制差別不大，但工程營的設置是一個創(chuàng)制，從而打破了勇營制度中單用長夫的格局。

南方的自強軍更接近西制，因其各級主官全數聘用德員，洋人不僅負責訓練，還有管理權，這在晚清軍隊里也屬鳳毛麟角的。自強軍和定武軍一樣，也分步、馬、炮、工程四兵種，它的營制和西制很接近，如步隊一個營和當時德軍一個連的人數大致相當，組織也相似，這和軍中德員的聘用有很大關系。

南北殊途同歸的是，定武軍和自強軍最后都歸于袁世凱麾下。1895年胡燏棻調職，袁世凱接手了定武軍，改稱“新建陸軍”，開始了有名的“小站練兵”，把規(guī)模擴大到7000人，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曹錕、張勛、何宗蓮等在民國時代名噪一時的大人物都曾在此新軍中任職，或由此發(fā)跡。

新建陸軍一切依照德國與日本的制度，由德國軍官構成核心教官體系，參照德國陸軍制度進行編制，并分立警、步、馬、炮、工、輜等兵科。總部還設立了督練處、教習處、糧餉局、軍械局、軍醫(yī)局、轉運局和偵探局，督練處內又設參謀營務、執(zhí)法營務和督操營務，形成了類似現代意義上司令部的體系。從此到練新軍時的練兵處、督練公所，直至民初軍內八大處的形成，都系一脈相承。

新建陸軍的步、馬、炮、工各營隊與舊制勇營差別很大，它的各“營”編制人數不僅高于練防軍的營人數，也多于西制的營人數。如步隊每營四隊，每隊三哨，每哨六棚，大致相當于西制的兩個營；炮隊營的人數炮位，大致相當西制一個炮兵團；馬隊一營也相當于西制一個騎兵團；工程營按專業(yè)分隊，比較特殊，大致相當西制一工兵營；行軍時還有輜重隊的設置。有趣的一點是新建陸軍中步、炮各營的主官稱為“統(tǒng)帶”，而不是習慣上營的“管帶”，也說明兩者的差別所在。當然，新建陸軍也保留了一些舊軍做法和名稱，如“翼”的設置等等，反映了其變革的舊有痕跡遺留。

其后，自強軍也被調到直隸劃歸袁世凱，最后構成了北洋六鎮(zhèn)中第四鎮(zhèn)的基礎。這樣，南北兩支新軍最終均歸于袁世凱麾下。不過自強軍雖然最后歸于北洋袁世凱，但其構成了南方清朝地方實力派軍事改革的一個基礎，于是才有了后來張之洞繼續(xù)在湖北編練新軍，最終撬動了中國歷史的大變革。

武衛(wèi)軍—被中斷的“國防軍”

1898年10月，“新建陸軍”被編為武衛(wèi)軍“前后左右中”五路中的武衛(wèi)右軍，直接受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榮祿節(jié)制。隨機跟隨袁世凱到山東去鎮(zhèn)壓義和團運動。在那里，袁世凱將三十四營舊軍改編，命名為“武衛(wèi)右軍先鋒隊”，令武衛(wèi)右軍擴大至兩萬余人。

袁世凱的新建陸軍被并入武衛(wèi)軍實際上是清末軍事大改編的一部分。榮祿改編的這支軍隊，除了袁世凱部(武衛(wèi)右軍)外，還兼有了聶士成的武毅軍(武衛(wèi)前軍)，宋慶的毅軍(武衛(wèi)左軍)和董福祥的甘軍(武衛(wèi)后軍)，又自己建立了武衛(wèi)中軍。這支武衛(wèi)軍囊括了當時中國幾乎全部陸軍精華。

這些部隊不同程度上均采取了各種西式裝備和體制，曾在甲午陸戰(zhàn)成為不多亮點的聶士成，麾下的武衛(wèi)前軍主要還是采用淮軍營制，但西化程度較高，步馬炮工一應俱全，且也采用德、俄教習，在很多方面不輸于右軍，袁世凱本人對其也贊嘆不已。

董福祥的后軍則是完全依照左宗棠的楚軍營制，系湘軍中的老湘營一支營制的變種，后軍有一定戰(zhàn)斗力，裝備略同左軍。本身就來自淮軍系統(tǒng)的宋慶的毅軍營制與淮軍相仿，缺少工程兵，在裝備等方面比前、右兩軍稍遜色，但訓練不差。榮祿自兼的武衛(wèi)中軍和后軍關系較近，營制全仿后軍，只有步、馬兩兵種，無炮兵，榮祿也是個使用國貨的模范。

從今天來看，武衛(wèi)軍的成立，具有從舊式軍隊向近代國防軍前進的趨向。但是其在庚子之亂中基本被打散，只有袁世凱部即武衛(wèi)右軍較好地保留下來，也就有了后來的北洋軍。反過來說，如果沒有庚子之亂，武衛(wèi)軍整合操練完成，就構成一支清政府中央直轄，能夠被中央控制的強大武裝(中央軍、國防軍等)，袁世凱也只會是諸多將領的一員，不可能后來一人獨大，清王朝也許能得以暫時續(xù)命。

新軍反噬推翻清朝

后甲午時代的清朝陸軍重建在庚子之亂中進入了一個轉折點，在《辛丑條約》后，隨著武衛(wèi)軍體系的崩潰，全國開始進行全面徹底的淘汰舊軍(防軍、練軍、綠營)，訓練新軍的工作。

宏觀方略是以北洋新軍為中央軍、各省的新軍為地方軍，模仿日本的師團體制，全國共編練三十六個鎮(zhèn)(師)，聘用德國教官，編練全新的現代軍隊，從編制、兵種、訓練、武器裝備、士兵的年齡和文化程度、軍官的配備等，一律仿照德國軍隊模式編練。

到清朝覆亡的時候，全國已練成新軍十六鎮(zhèn)和十六個混成協(旅)，其中裝備與訓練為袁世凱的北洋六鎮(zhèn)為最佳，遍布直隸、山東與東北。但這支軍隊的性質，也悄然發(fā)生了變化。其中北洋系新軍約占全國新軍總兵力的三分之二弱。北洋軍各鎮(zhèn)軍官都是袁提拔起來的舊部， 他們“只知袁宮保， 不知大清朝”，變成了將領個人的私兵，也成為后來軍閥的起源。

其余的南方新軍，因為一些開明地方大員如張之洞、端方等注重招收有文化的青年入伍，和招收留學生任軍官如蔡鍔、閻錫山、許崇智等，這些知識青年讀過書見識廣，敢于持有不同政見。同時革命黨人如黃興、宋教仁等注重開展兵運，秘密向新軍中輸送革命分子，如吳祿貞、趙聲、孫武等。這些軍內革命黨人待命伺機發(fā)動起義。

武昌起義前全國新軍約有24.1 萬人， 其中北洋系14.5 萬人，南方新軍9.6 萬余人。自武昌新軍起義后，在全國新軍14 鎮(zhèn)、18 混成協、4 標中， 先后反正、解散、潰敗的新軍約有7 鎮(zhèn)、10 協、3 標。南方各省的新軍， 基本上都加入到反清的革命隊伍之中。除上海、廣東、廣西辛亥革命起義是以民軍商團為主之外，其他各地起義均為新軍起義為主。所以某種程度上，清政府也是被自己的新陸軍所推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