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中國，“城管”兩個字有著特別復雜的意義：他們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是一種尷尬的存在，他們被視為弱者的天敵。曾經有神人pS了一張“神圖”來嘲諷今天的城管——《清明上河圖之城管來了》：原本人流如織、商販云集的大宋首都汴梁街頭，突然間人跑光了，商鋪紛紛關門，只留下一地狼藉，以及涂在墻壁上刺眼的“拆”字。宋朝的城管真的也是這般兇悍嗎？其實，宋朝的城市管理者尋找到了一種微妙的平衡——既能保護市民社會的繁榮，又能維護城市的秩序。

街頭閑漢、惡少當上城管

延安城管雙腳跳踩商販腦袋一幕，把城管這個職業再度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尤其是披露這名城管是臨時工后。其實，“臨時工”并非當地政府推卸責任，在這些年政府“簡編定崗”的背景下，編制有限，政府部門大量工作往往依靠雇員來完成，臨時工問題不僅僅關乎官德，更多則是用人制度問題。古代公務員數量控制得更厲害，因此古代的“城管”，基本上都是臨時工，宋朝甚至還讓士兵客串城管工作。

當然，城管早在宋朝前就出現了。這個職業的出現，前提當然是先有城市。《莊子·知北游》中有記載：“正獲之問于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這里面說的“監市”，即市場的監管者，類似今天的城管。可見，在莊子那個時代，已有繁華的城市，自然也有了口碑不太好的城管。古代監市的成員都是臨時工，根據當地官員的意愿或根據政治形勢隨時從民間挑選人員組建和解散，組建期間監市的薪水由衙門發放。從理論上講，監市可以來自各行各業，但古代分工明確，農民被綁在土地上，商販忙于生計，官員高高在上，所以做監市的基本上都是街頭閑漢、惡少，因此從來源上講，古代城管隊伍一開始就面臨著人員素質的問題。

明清城管有欺上瞞下惡名

到了唐朝，城市化進程大大加速，擁有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國際大都市，萬國來朝，貿易發達，城管的工作更顯重要了。《舊唐書》中記載：“監市踐于衙，理市治序。”“踐于衙”是指屬于衙門管，比衙門官吏的社會地位要低一些，他們的任務就是“理市治商”。北宋初期，戰亂未起，城市商業更加發達，《清明上河圖》即是最好見證。城管的工作更繁忙了，政府專門成立了城管大隊，叫“街道司”，工作是維持城市街道的衛生、整修與日常秩序，當然也要管理違章搭建、占道經營的商販。據考證，“街道司”的成員一度由士兵擔任，史載汴梁城中，就有500士兵組成的城管大隊。他們比起唐代的監市，明顯更有戰斗力，遇到類似牛二這樣的流氓無賴，也可制伏。

古代城管名稱不一，來源多樣，到了官僚制度相當穩定的明清兩朝，城管多由“胥吏”擔任。“胥”“吏”原本有不同分工，“吏”的地位比“胥”稍高。現在看來，“胥”是當地官員自行聘用的固定差役、徹頭徹尾的臨時工，大多由破落戶、無賴甚至地頭蛇之類充任，有點類似于當下一些地方的“保安隊”。因為“胥”“吏”兩者都是指代官府的各類辦事人員和差役，后世遂將胥、吏并稱。

后人研究，古代中國官場其實深受胥吏之害，當時的行政管理其實是由胥吏這種身處官僚體系基層的人員所操縱。他們一方面慣于使用欺騙、蒙蔽、行詐、勾結等技巧，選擇性地執行分派給他們的任務，在包括城管在內各種“聯系群眾”的工作中欺壓百姓、敲詐勒索。另一方面，他們又精熟行政細節和運作程序，遂能夠蒙蔽、妨礙、誤導，甚至脅迫比他們更具聲望的上司，可謂欺上瞞下。胥吏在歷史上有惡名，跟他們臨時工的地位不可分，實際也是明清官僚體制弊端的一個折射——如果像宋朝那樣由士兵來客串，或許形象還會好一些。

古代城管法規很嚴厲

宋代名臣宗澤以臨終前三呼“渡河”而留名青史，實際上他是個文武雙全的人，史料上記載過他管理物價的故事。《春渚紀聞》曾記述，宗澤在汴京任官時，“物價騰貴，至有十倍于前者”。他便派廚師暗訪餅市，發現一個餅估價僅六錢，市價卻要二十錢。宗澤大怒，嚴令賣家不得超過八錢，敢抬價者殺無赦，結果集市物價應聲大跌。

在宋朝，像宗澤這樣的城市管理者，在非戰爭年代，主要職能不是招商引資，而是維護市場秩序、城市安全等等，也就是說，城管是當時政府的主要工作內容。據考證，宋代城管的職能相當多，類似于集納今天的警察、環衛工、稅務員、消防員、物價檢察員、工商執法人員……反正一上街，大小事等均得管。他們當然也得管占道經營。什么的，但絕非他們工作的重點，他們更多是綜合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