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以后，李陵就成為胡人認祖的對象。李陵身陷匈奴后，留在漠北，與匈奴女子婚配，子孫繁衍，蔚為大觀，自西漢以來，所見胡人之黑發黑瞳者，多被認為或自認為李陵之后，而拓跋氏就被認為是李陵后裔。

李世民有胡人血統，無論他怎樣端拱，他那帝王氣象，總還有幾分像胡人;李白也有胡人血統，有人說他的詩，有浮士德精神，就來自胡人。

據說，他們都出于“李陵胡”，“李陵胡”是鮮卑拓跋氏，建立北魏，又稱拓跋魏。“李陵胡”對于唐民族形成至關重要，它開了北魏和唐兩朝。

唐民族形成，血緣認同和文化認同不能少，追祖三皇五帝，從血緣譜系上來確認民族身份，使其歷史地位得以明了，“李陵胡”帶了好頭。

五胡效尤，追祖華夏，慕容氏追祖黃帝有熊氏，符氏追祖夏禹有息氏，姚氏追祖帝舜有虞氏，赫連氏追祖夏禹，宇文氏追祖炎帝神農氏……

唐民族就在這樣的追祖認同中形成，不管王朝如何循環，文化中國都在進展。五胡亂華，亂了王朝，而文化中國，卻使北朝胡族在漢化過程中融合了。

對漢家的文化認同

漢化，是文化中國主流。漢化了的北朝，也終于回到了漢人之手，于是，一個新的漢朝——隋來統一了，統一王朝，而非統一中國。

自三代以來，中國何曾亡過？又何曾分裂？五胡亂華，可華還在，此后，更有遼、金、元、清相繼入主，建立王朝，同樣被漢化了。

這樣的“華”——文化中國，本來就統一，無論治亂，或者興亡，都不曾改變，統一與分裂，乃對王朝而言，不是對文化中國來說的。

我民族，能歷五千年而不衰，就因為在王朝中國以外，還有文化中國在。所以，天下興亡時，是王朝中國亡，而文化中國以歷史為根據，豈能亡。

守住文化根以史，發揚民族魂以詩，大唐江山，以詩發揚之，詩興而國興矣。故行科舉以詩賦取士，以詩人治國，那是王朝之事。以詩性化胡族，形成新興唐民族，在民族精神大合唱里，興起唐詩江山，是文化使命。

在唐詩的江山——四萬多首唐詩里，唐民族被稱之為“漢家”。在唐人邊塞詩里，“漢家”屬于文化中國。唐人的“漢家”，早已跨越朝代，符號化了，并充滿意義。

漢朝，就指那個朝代。而“漢家”，卻令人浮想聯翩，其意義，如地熱噴泉，使詞語沸騰，“漢家戰士三十萬”，都是“好漢”！ “漢家”，出現于唐詩江山，被大而化之，成了唐民族的標志，在民族大融合中高揚了漢民族的主體性，使漢家從一代王朝上升為民族代表。

對于“漢家”認同，五胡早就開始了，亂華的始作俑者劉淵，就打了“漢家”旗號，立國號“漢”，改姓“劉”，自稱冒頓之裔，“漢氏之甥”，與漢家“約為兄弟”，其取晉而代之，是“兄亡弟紹”，而且推崇劉備，追尊后主，“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漢宗廟以從民望”。

而北魏的漢化，就更為徹底了，先是崔浩從“整齊人倫，分明姓族”出發，提出鮮卑拓跋氏系李陵一族，并因此而招來殺身滅族之禍，南朝沈約則將拓跋氏寫入《宋書·索虜傳》中：“索頭虜姓拓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后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留辮發為“索頭”，人稱“索虜”。

北魏孝文帝全盤漢化，說漢語，穿漢服，改漢姓，做漢人，從這一時期及此后傳世的北朝壁畫、雕塑來看，鮮卑人頭上的辮子都已經看不到了。

可拓跋氏還是拒絕了以李陵為先祖，而改姓為“元”。鮮卑人以“元”為姓氏，后來蒙古人以“元”為國號，都取《易》曰“大哉乾元”。

為什么拓跋氏不接受李陵為先祖呢？恐怕不是因為李陵投降，很可能是由于南朝人過于熱衷所致。在認祖“李陵”問題上，拓跋氏不可能跟著南朝走。南朝士人與崔浩聯手，打“李陵”牌，其意在為胡人的“漢家”身份提供認證，為漢化準備前提。

李陵的歷史價值，被南朝士人用來推動文化中國進展。正是在這一時期，李陵的詩，突然光芒四射，照亮詩壇，被蕭統擇入《文選》，鐘嶸《詩品》列在上品第一人，評價他的詩出身名門，源于《楚辭》，文多凄愴。李陵本為一代名將，命運又很悲涼，以此文化包裝，矗立起悲劇詩人形象。

從“李陵胡”到“隴西李”的王朝統一戰爭

北魏統一前，中原是五胡十六國混戰局面，五胡賭狠，人血洗戰馬，民族大屠殺，殺得漢人，血流成河，尸亂如麻。于是，漢人奮起，冉閔發出“殺胡令”，漢家絕地反擊了！

冉閔“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驅逐“諸氐、羌、胡、蠻數百余萬，各還本土”。當不殺胡不能救亡，不殺胡難以圖存時，應該說“殺胡令”是民族戰爭，畢竟比王朝戰爭更具有全民性和民族性。

冉閔自立“大魏”國，號召全民殺胡，勒令胡人退出中原。惜哉！冉閔一死，世無太史公，遂使英雄沉淪，陷冉閔于無名，此乃冉閔之不幸，亦中國之不幸。

大凡民族精神，自有文武之道，文以化之，武以衛之，武不能衛，則文何以化？冉閔者，乃我民族精神之武衛者，而崔浩，則為文化者。

冉閔以全民殺胡，崔浩以李陵化胡，此二人者，一殺一化，都很偉大。冉閔是大英雄，崔浩是大政治家，沒有大英雄之殺，哪來大政治家之化？

冉閔以殺，迫使胡人漢化;崔浩以化，將胡人化入漢家天下。然而，冉閔以殺死于殺，崔浩以化死于化，殺胡是戰爭，化胡也是戰爭，是更深層次的戰爭，有戰爭就有犧牲。二人以死，捍衛漢家尊嚴。冉閔以殺終結五胡亂華，崔浩以化使北方統一于鮮卑。

南北朝的出現，使戰爭性質發生改變，從外部民族戰爭，轉向內部王朝戰爭，從大屠殺戰爭，轉向大一統戰爭，南北朝都在為統一尋找合法性來源，崔浩于此時提出“李陵胡”，目光何其深遠！為漢家把握了歷史主動權。

北魏孝文帝看到了這一點，由平城遷都洛陽，進入中原，一邊漢化，一邊進行王朝戰爭。然而，在統一的合法性基礎形成之前，南征也好，北伐也罷，都沒有真正的贏家。不過，相比于五胡亂華，王朝戰爭開始變得文雅，為了申明戰爭理由，北魏孝文帝居然引經據典，與南朝使者辯論漢家禮法。

孝文帝也拒絕了認祖李陵，北魏遂與李陵絕緣，而沒能形成與南朝對話并進行統一戰爭的基礎，在南朝看來，你拓跋氏再怎么漢化，如果不是李陵的子孫，那還是胡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何來統一的前提？

王朝沒有認祖李陵，但民間胡人有了殺胡的教訓，紛紛自認李陵子孫，正是在這種認同的基礎上，北朝自北魏，經北齊、北周，以至于隋，終于回歸漢人，以“李陵胡”為號召的漢人政權一出現，南北朝很快就統一了。

崔浩提出拓跋氏認祖“李陵”，背后隱藏了兩個政治觀點。

一是拓跋氏系李陵胡，此為以崔浩為領袖的北方士族與北魏合作的基礎，如非李陵子孫，漢人以何合作？正是這一點使他招來殺身。

二是以李陵為號召，從民族戰爭轉入王朝戰爭，為統一戰爭提供正統的合法性來源。拓跋氏拒絕認祖李陵，在統一戰爭中就不具有正統性。

總之，北魏以后，李陵就成為胡人認祖的對象。李陵身陷匈奴后，留在漠北，與匈奴女子婚配，子孫繁衍，蔚為大觀，自西漢以來，所見胡人之黑發黑瞳者，多被認為或自認為李陵之后，而拓跋氏就被認為是李陵后裔。

李陵，成了胡漢一體化符號，認同漢家，便是認祖李陵

老英雄李廣，因衛青不公憤而自刎;子李敢，一怒而打衛青被霍去病射殺;孫李陵，因孤軍失陷于匈奴家破人亡，郁郁而死。此后，英雄一脈，分為兩支，一支在胡地，為“李陵胡”，一支在隴西，號稱“隴西李氏”。

唐太宗李世民，既追祖老子，又認祖隴西李氏，被法琳駁斥。其實，拓跋氏在唐朝已稱“李氏”，李世民之“李”，便出自拓跋氏之“李氏”，是“李陵胡”的一支，不屬于老子和隴西李氏。

法琳雖然當面說破，但他也是知其一，未知其二，他批評李世民“棄代北(拓跋氏)而認隴西”，卻不知“代北”和“隴西”源出一支。

試想李陵在漠北，必對其子孫言先祖在隴西，故“李陵胡”認祖隴西李氏合情合理。李白亦自稱出于隴西李氏，后來干脆認作李廣之裔。

李廣生不逢時，卻飛揚在唐人邊塞詩里，“飛將軍”名矣！

漢家融合大合唱，那領唱的，是忠義傳家子孫興旺的飛將軍李廣，王昌齡那首最著名的邊塞詩，唱出了一代新朝和一個新興民族對英雄的向往，以子孫的名義，放聲唱：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

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一個認祖英雄的民族，終于唱出了歷史最強音——盛唐之音，一個英雄世家一如“秦時明月漢時關”，永世長存。英雄在天之靈，庇佑他子孫，英雄的遺愿，讓子孫來完成，從這樣的盛唐之音里，走來了兩個最優秀的子孫：李白和李世民。

在民族大融合、漢家大合唱的盛唐之音里，一個英雄家族實現了中國歷史上一次最偉大的大團圓，“李陵胡”和“隴西李”在唐詩的江山破鏡重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