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時，真正能左右東北局勢的國際因素是控制中東鐵路的蘇聯。斯大林由于情報缺失而完全錯判形勢，致使整個遠東格局產生劇變。在處理中國對日抗戰的問題上，蘇聯的外交策略基本上也大致遵循相似的套路，它從1937年到1941年的種種反復，或已能從“九一八事變”前后看出端倪。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關東軍虎石臺守備隊柳條湖分遣隊在沈陽以北的柳條湖南滿鐵路段引爆事先安放的炸藥。緊接著，關東軍立刻聲稱這是東北軍所為，隨即開始進攻北大營。深刻影響中國近代史與遠東政治格局的“九一八事變”由此爆發。

事變之初，舉世震驚。無論張學良、蔣介石，還是國內外各方面都根本沒有料到關東軍會采取如此赤裸裸的軍事行動，主動制造事端，挑起戰事。圍繞“不抵抗主義”的考證向來是“九一八”研究的核心問題，論及事變前后的外交情勢則多關注日本政府的政策經緯或國聯考察團的始末。然而，回溯歷史現場，當時真正能左右東北局勢的國際因素卻是控制中東鐵路的蘇聯。

自沙俄時代起，中國東北便是日俄相互爭奪的“主戰場”。“十月革命”后，蘇聯在“北滿”繼承了沙俄的大量利益，尤以中東鐵路為代表。布哈林在倒臺前，就將中東鐵路比喻為蘇聯插入中國的“革命手指”。在外界眼中，斯大林治下的蘇聯似乎從不會輕易放棄在中國東北的既得利益。1929年初，法國外交部官員便告誡顧維鈞，“蘇俄的現有實力，在遠東特別是滿洲制造任何出人意料的局勢都是卓有余裕的”，所以“如果莫斯科由于受任何刺激而被迫行動的話，它是會毫不遲疑地做出明確有力的反應”。之后發生的事實完全印證了法國人的判斷——蘇聯果然依靠強大的軍事力量在“中東路事件”中教訓了敢于莽撞挑戰的張學良。日軍開啟戰端后，世人其實都在關心斯大林究竟會如何應對東北的重大變局。當時輿論普遍認為蘇聯即便只是擺出強硬的外交姿態，日軍行動也必受其牽制，東北走向將變得難以預料。于是，事變后數日間，國內外輿論均不約而同地揣度起蘇聯的態度。

9月21日，《民國日報》報道：“道里亞蘇俄軍已開始行動，顯欲增固邊防。”次日，《申報》與《中央日報》報載：“俄將進兵東路，借口華軍無力護路”、“日軍暴行未已，俄聲言進兵。”之后數日，蘇軍增兵中蘇邊境的傳聞隨之甚囂塵上，各大報紙更是積極渲染此氣氛。《大公報》就披露，“俄外長正式通知日本大使：蘇聯對日本向中東路繼續進兵，已不能再取旁觀態度。”海外媒體如《紐約時報》亦關注莫斯科動向，同樣認為蘇軍隨時可能介入沖突，諸如“蘇聯威脅將在滿洲采取行動”、“蘇俄派遣武裝人員支持奉系抵抗日人侵犯”這樣的報道不時出現在版面上。

日軍攻占沈陽后，蘇聯時任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確實高調對外宣稱：“此次中日沖突為不可避免之事”，并強調：日本的軍事行動并非只針對中國，其主要目標乃是蘇聯；蘇聯在遠東地區已進行了長達三年的軍事準備，完全有能力應付任何邊境事端。駐扎哈爾濱的蘇聯外交人員私下對奉張官僚表示：“在事件擴大時即以武力解決，中東路防范嚴密日人無逞能余地。”（王瑞華為報中東路理事會就日本出兵東北與蘇聯重要人物談話內容致張惠景電，1931年9月23日）事實上，雖然關東軍能在奉軍“不抵抗”的情況下迅速攻占東北大片地區，但在事變之初仍非常顧忌蘇聯的反應。日軍參謀本部多次告誡前線部隊：作戰時不要利用中東鐵路，避免刺激蘇軍導致其進行干預。得知日軍暫停向哈爾濱進軍并通知蘇聯其行動限于南滿東蒙的消息后，遠在南京的蔣介石便在日記中認定此為“俄外委李維諾夫向日本大使作口頭警告之結果”。美國駐長春總領事在給國務院報告中亦指出，如果日軍占領寬城子后，繼續向北推進，則必將會嚴重刺激蘇聯而迫使其干預。

正當各方都以為斯大林將出手牽制日本在東北的所作所為之時，事態卻忽然朝截然相反的方向發展。蘇聯非但未出兵干預，反而堅持所謂“不干涉政策”，對日本吞并整個東北地區的行為無動于衷，直至蘇聯在1932年第一時間承認“滿洲國”，并開始與日洽談出售中東鐵路。此間緣由究竟是“國際主義”妥協于“國家利益”，抑或是通過有計劃地對日綏靖而將“禍水”南引中國，常為不同立場的史學家所爭論。近年來，隨著蘇聯政治局及共產國際檔案解密，方才讓后人得以窺視斯大林決策的內情。當時的實際情況其實是斯大林由于情報缺失而完全錯判形勢，以致整個遠東格局產生劇變。

事變發生之時，斯大林本人并不在莫斯科，而是在黑海邊的度假勝地索契休養。由于事態緊急，聯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在斯大林缺席的情況下，于9月20日匆匆召開會議商談中國東北局勢及對策。然而，莫斯科諸要員卻對當地情況一頭霧水，原本應負責匯報的加拉罕幾乎是一問三不知。這主要是因為自1928年后蘇聯在中國東北的情報組織便已處于癱瘓狀態；1930年后當地中共組織也屢遭打擊，根本無力向共產國際或蘇聯方面傳遞有用信息。至于蘇聯在日本的情報網則尚未建立起來，莫斯科方面直到1933年才派遣佐爾格去日本負責此工作。由于缺乏準確的情報來源，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李維諾夫及加拉罕組成的特別委員會只能依靠閱讀世界各大報刊的新聞來推測事態發展。22日，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人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坦承：對日本人的行動以及中國東北的實際局勢完全不清楚，也無法判斷這是日本打算徹底推翻張學良，還只是一次短時間的局部沖突（卡岡諾維奇和莫洛托夫給斯大林的電報，1931年9月22日）。

盡管尚未獲得可靠情報，但“料事如神”的斯大林在接到莫洛托夫等人電報僅僅一天后，就得出了他的判斷。首先，斯大林并不認為日本當局計劃通過武力手段徹底占領整個中國東北地區。他懷疑日本的行動很可能是“根據與所有或某些大國的約定，在擴大或加強在華勢力范圍基礎上進行的”。其次，斯大林還認為日本不僅有可能得到帝國主義者的默許，很可能還“征得中國某些有影響軍閥集團，如馮玉祥或閻錫山集團，或張作霖的老奉天分子同意，或所有這些集團的同意進行武裝干涉”。于是，斯大林電告莫洛托夫等人：“不能進行軍事干涉，外交干涉現在也不合適”，因為他擔心蘇聯在中國東北問題上的激烈反應可能會引起列強的不滿，“只能使帝國主義者聯合起來，而對我們有利的是讓他們爭吵起來”（斯大林給卡岡諾維奇和莫洛托夫的電報，1931年9月23日）。如此一來，斯大林便在尚未知曉日方真實意圖的情況下，就迅速為蘇聯定下了中立、不干涉的處理基調。

1931年9月25日，聯共中央政治局根據斯大林的指示通過相關決議，責成外交人民委員會再一次向蘇聯駐華和駐日外交代表作出明確指示：他們必須向莫斯科及時通報發生的事件；沒有莫斯科的指示不得采取任何步驟，也不作任何解釋。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雖已做出了“不干涉”的決定，但依舊要求外交人員盡可能制造蘇聯會進行干涉的假象以避免外交底牌過早被外界所察知。于是，《真理報》和《消息報》便在斯大林的部署下演起“雙簧”：《真理報》負責嚴厲抨擊日本的侵略行徑，《消息報》則要“使用溫和的和極其謹慎的語調”以免刺激日本及其他國家。蘇俄兩大報關于事變的報道果然在中國引起了反響，《中央日報》有云：“蘇俄兩報抨擊日本，日侵東北將激起國際戰爭，對俄有重大危機不能不注意。”

此外，共產國際雖號召各國共產黨在宣傳輿論上聲討日本挑起事端，但又特別強調“整個運動應與反對戰爭威脅集合起來”，而不應淪為單純的反日斗爭。共產國際在向各國共產黨部署滿洲問題宣傳工作時特別強調：“應負戰爭責任的不僅是日本帝國主義，而且是通過帝國主義強盜的聯盟即國際聯盟，準備重新瓜分中國的并同意發動這場戰爭的英、法、美帝國主義。”（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關于滿洲問題的非常會議速記記錄，1931年10月21日）

自俄國內戰后，一直難以擺脫國家安全憂慮的斯大林，慣性地將日本在中國東北的行為看作是帝國主義聯合威脅蘇聯的前奏，所以蘇聯若在東北與日軍正面對抗“有可能引起對蘇聯的直接軍事進攻”。他甚至還擔心“法國和英國帝國主義者正企圖通過軍事挑釁的手法把在中國的戰爭演變為同蘇聯的戰爭”。在此背景下，又未能及時掌握可靠情報來洞察關東軍的真實意圖，斯大林對形勢的誤判已難以逆轉。

11月14日，李維諾夫親自召見日本駐蘇大使廣田弘毅，一再向他保證：蘇聯奉行嚴格的不干涉政策，不會援助中國軍隊或干預滿洲局勢。日本駐哈爾濱總領館在給外務省的報告中則為此背書，確認蘇聯沒有與日本正面對抗的決心。五天后，在蘇聯的默認下，日軍進占齊齊哈爾。此時的斯大林仍不相信日軍會長期占領東北，繼續堅持認為此次事變絕非日本單方面挑起的軍事冒險，因而繼續堅持所謂“不干涉政策”。11月23日，聯共政治局專門成立由斯大林親自擔任主席的特別外事委員會，以應付他口中所謂“隨時可能降臨的國際帝國主義威脅”。

盡管蘇聯駐扎遠東的兵力較之當時的關東軍尚不居于明顯劣勢，但斯大林卻決定應主動緩和與日本的緊張關系，放棄向遠東增兵的計劃。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在赴任途中，曾途經西伯利亞，事后亦向媒體證實：過俄時似無軍事動員跡象。12月初，李維諾夫約見由法國返日接任犬養毅內閣外交大臣的芳澤謙吉，正式向其提議簽訂《蘇日互不侵犯條約》。至此，蘇聯政策的走向已完全出乎各方之預料。蔣介石在得知“俄軍不會開入中東路”的消息后，一度以為這是日本對蘇外交之緣故，卻未曾想到這是斯大林主動對日妥協的結果。

不過，蘇聯的外交退讓并沒有換來日本人的合作，相反卻更進一步刺激關東軍的野心。當時之情景，即便是日本政府恐也無法完全掌控關東軍在前線的行動，難以貫徹其政治決策。剛上臺的犬養毅內閣，曾遣密使赴華討論和談事宜，并告誡軍方不應盲目冒進惹來蘇聯干涉。然而，當日本政府發現包括蘇聯無意制衡日方行動時，便再沒有理由去約束關東軍的擅自行動。在徹底控制東北后，日軍立刻開始大舉增兵，繼而打破了日蘇在遠東的軍力平衡。與之相對，由于錯失時機，莫斯科在此期間卻幾乎沒有向遠東增援一兵一卒。

隨著“滿洲國”的正式成立，斯大林方才逐步意識到放任日本在東北行動的嚴重后果。如果說蘇聯此前對日方行動的姑息主要是為避免其成為列強的眾矢之的，那么在此之后蘇聯的退讓則是迫于東北地區的既成事實，之后售賣中東路已是無可奈何的“割肉”之舉。1932年底，時任德國駐日本大使馮·狄克森在談及中東路售賣問題時就如此評論：蘇聯寧愿承受外交不利，即激怒中國、美國、英國等各方，也要擺脫日本日益強大的軍事壓力。

“九一八事變”的結果與斯大林先前的預測大相徑庭：關東軍對張學良的打擊既未重復“中東路事件”的模式，日本肆無忌憚的侵略也未擴大為世界范圍的國際大戰，列強之間當然更不存在一個直接針對蘇聯共產主義的軍事包圍網。日本徹底占領中國東北后，蘇聯則必須為這些誤判付出政治與外交的代價，繼而喪失在遠東的戰略主動權。從主動選擇“不干預政策”蛻變為被迫放棄在中國東北的利益，客觀上也加快了日本對華侵略的節奏。

多年以后，類似的一幕同樣在西方上演了一遍。1939年之前，推崇實用主義的斯大林為應付納粹德國的崛起，一直奉行與西方國家合作的集體安全策略。但是，當斯大林認為集體安全難以切實保障蘇聯免遭戰爭威脅時，便又斷然向德國搖動橄欖枝，最終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而在處理中國對日抗戰的問題上，蘇聯的外交策略基本上也大致遵循相似的套路。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后，蘇聯曾首先向中國提供大量軍事援助，卻又在1941年與日本正式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此間的種種反復或已能從“九一八事變”前后看出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