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曾祖父叔兄弟等舊來赤心向大國。今大食來侵，吐火羅及安國、石國、拔汗那國并屬大食。臣國內庫、藏珍寶及部落百姓物，并被大食征稅將去。伏望天恩處分大食，令免臣國征稅。臣等即得久長守把大國西門。伏乞照臨，臣之愿也。”

這是一封公元8世紀中葉發出的乞援信，寫信人為俱蜜國王那羅延，收信人為唐朝皇帝李隆基，也就是唐玄宗。俱蜜國大概位于今天的塔吉克斯坦，開元年間(713~741年)，該國曾給唐玄宗進獻過美艷的“胡旋女”，是唐朝在中亞的一個屬國。

這封信的漢語用詞雖然有點蹩腳，但意思很清楚：現在大食(阿拉伯帝國)來打我們，吐火羅(今阿富汗地區)、河中諸國(今中亞阿姆河、錫爾河流域)都已被迫臣服，我們的國庫都被搜刮光了，大食還要對我們課以重稅，求天朝教訓他們！

絲綢之路 心臟之路

當年向大唐寫過類似求援信的國家，還有康國(撒馬爾罕)、安國(布哈拉)、石國(塔什干)、吐火羅(阿富汗)等。這些紛至沓來的求援信，是一次次危急的警號：阿拉伯帝國正步步逼近大唐在中亞的勢力范圍，中國人經營多年的絲綢之路，面臨嚴峻威脅。而此時的唐帝國，正值天寶年間(742~756年)。曾經相當勤奮的最高領導人李隆基開始倦政，開元盛世的雄姿暗暗消磨凈盡。

唐帝國之所以能擁有極大的財富、聲望和威懾力，雄踞東方，令四夷俯首，很大程度上源于她是一座絲綢之路上崛起的王朝。創業者李淵、李世民父子，發跡于胡漢混血的關隴軍事集團。該集團第一代為南北朝時的西魏(535~556年)，由于據有絲綢之路的起點長安，西魏獲得了足以稱雄一時的財富、兵源、人才、武器與先進戰術，一度主宰中國北方。此后，關隴軍事集團孕育出北周、隋和唐三個王朝的帝族，他們在五胡亂華的尾聲中，持續努力，最終再度統一中國。

到了唐玄宗前期，中原王朝的疆域前所未有地廣大而穩固：先后攻滅東西突厥，自秦漢以來北方最大的邊患一掃而光；擊破吐谷渾(原控制今青海、甘肅一帶)，保持了河南道(由四川、青海至西域的通道)的暢通；與吐蕃時戰時和，在天寶年間之前基本上保持著戰略優勢；將高昌國(今吐魯番)郡縣化，牢牢掌控絲綢之路南北樞紐；置安西、北庭兩大都護府，分治南北疆；設龜茲、焉耆、于闐、疏勒四大軍鎮，駐扎兩萬四千名唐軍精銳，守衛絲路要道，并且震懾域外的突厥、吐火羅、粟特諸部。

極盛之時，大唐在西域的勢力范圍遠達中亞阿姆河、錫爾河流域，堪稱空前絕后(13~14世紀時中亞為蒙古帝國察合臺汗國領地，但并不歸屬入主中原的元朝本土)。

總而言之，經營百年、貫通中(原)西(域)的絲綢之路，無疑是大唐帝國的心臟之路。如今遠人斗膽來犯，是可忍，孰不可忍？！

“一路三帶” 搖搖欲墜

再回到本文開頭的那封乞援信。

大食(阿拉伯帝國)建于唐太宗貞觀六年(632年)，經過約一百年的持續擴張，先是攻滅薩珊波斯，接著兵鋒直指中亞。他們由南向北，先征服吐火羅地區，再征服粟特人的故鄉——昭武九姓國。

粟特人是操東伊朗語的白種人，秦漢之際曾居住在河西走廊(今甘肅)一帶，后西遷中亞。他們是一個陸地商業民族。如果把唐帝國比作一個人，那么廣闊的國土就是其四肢軀干，絲綢之路就是其血管，而粟特人則好比流淌血管中的血液，他們將營養和精氣運送到大唐帝國的各個“器官”。

與歷史上任何一個中亞征服者都不同的是，阿拉伯人推行政教合一制度，伊斯蘭教既是強大的精神力量，又是強大的社會動員體系，其武力所到之處，均對非穆斯林征以重稅。粟特人是典型的商業民族，出于逃避高額稅收的天然傾向，不得不屈從于伊斯蘭教體系。然而，粟特人傳統上又是虔誠的祆教、佛教徒。這種精神和物質的激烈二元沖突，促使他們改變了此前在唐朝與突厥帝國爭戰時通常采取的觀望態度，轉而一致支持唐朝。

粟特人盼望唐朝派兵逐走阿拉伯大軍，因為無論在宗教上還是種族上，大唐統治者的姿態都很寬容。如果唐朝勝利，則粟特人在經濟上的特權、種族上的獨立以及宗教上的自由，會重新得到保證。最重要的是，一旦中亞諸國完全被阿拉伯人占據，粟特人勢必喪失對絲綢之路貿易的長期壟斷地位。

在頻頻接到中亞乞援信的同時，唐朝西北駐軍發現，吐蕃人和阿拉伯人常常聯合作戰，吐蕃不斷進攻安西四鎮與河湟谷地，并把公主嫁給小勃律國(今克什米爾西北)國王，與之結盟，使唐朝西北二十余小國，“皆為吐蕃所制，獻貢不通”。大唐在亞洲腹地的霸權，受到兩個強勁對手的挑戰——吐蕃希望奪取吐火羅與安西四鎮，再圖東進；大食則企圖將阿姆河與錫爾河流域伊斯蘭化，拱衛波斯高原，把持東西商道，奪取原本粟特人手中的絲綢、茶葉等大宗商品的定價權。

到了天寶初年，唐朝以文治武功所苦心營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朝貢帶、安全帶”，在吐蕃和大食雙重沖擊下，早已搖搖欲墜。

犯強漢者 雖遠必誅？

唐玄宗天寶年間后期，大唐的內政已逐漸惡化。李隆基沉湎于楊玉環的豐腴和柔情，李林甫和楊國忠先后把持了朝政；府兵制遭到破壞，職業軍隊取代了自由農民軍人，中央軍數量和質量嚴重不足；節度使制度逐漸變質失控，藩鎮割據初現端倪，邊軍依附邊將，邊將握有軍、政、財、人的絕對控制權。

更大的問題是，邊將以征戰攻伐為晉升之道，無意義的殺戮和擄掠在邊境地區盛行，這嚴重影響了唐與邊疆各民族之間的關系，大量擄掠及遷移而來的少數民族，聚集在河北諸鎮，又形成一邊倒的“胡化”。至于代表中央政府權力的丞相，與代表藩鎮勢力的邊將之間關系的惡化，如楊國忠、安祿山之勢同水火，只不過是點燃戰亂之火的小小引線而已。

盡管如此，面對外來強敵的悍然挑戰，大唐仍決意一戰。很快，安西都護府受命出兵了。

唐朝初年派駐西域駐軍不多，對西域各國無法形成有效節制，一度難以反制突厥。武則天當政時(7世紀中后期至8世紀初)下令，安西都護府常駐兵力二萬四千人。自此之后，安西都護府作為唐朝在中亞地區的橋頭堡、絲綢之路的保護者，與突厥、突騎施、吐蕃、大食等各路人馬展開了曠日持久的較量。安西兵堪稱唐朝所有武裝力量中，戰斗力最強、戰斗意識最堅定，也是最專業的一支。

天寶六年(747年)，高仙芝率安西兵1萬人及屬國兵1萬人，翻越蔥嶺(今帕米爾高原)，攻破了吐蕃要塞連云堡(今阿富汗東北部)。他們再跨過雪山和冰川，神兵天降似的出現在與吐蕃串通的小勃律國，迅速將之擊破，俘獲小勃律國王及吐蕃公主。唐軍精銳一時威震中亞，讓吐蕃與大食方面大吃一驚。

高仙芝指揮的這場高海拔戰役，打得確是酣暢淋漓。然而，此役之速勝也讓高仙芝志得意滿，信心爆棚。作為久經戰陣的大唐安西兵主帥，他本不應忘記《司馬法》(先秦時期軍事名著，年代比《孫子兵法》更古老)里的那句忠告：“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p>

過度膨脹的人，常常會迎來意想不到的悲慘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