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規定“每兩加耗五分”，作為政府的正常稅收，統一征收，存留藩庫，從中提取“養廉銀”，發給官吏作為生活補貼和辦公費用，而且其數量大大超過正俸。督撫大吏每年一二萬兩，知縣一二千兩。意思是說得了這筆錢，就應該廉潔奉公，不再貪贓剝民。這是雍正時的一項重要改革，這一制度的實行，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吏治，使雍正在位時期成為清朝吏治最好的時期之一。

清王朝的興起和康乾盛世的出現，得益于順治到乾隆前期的統治者推行了較為得當的政治、經濟和民族政策，其中政治的清正廉明也是清朝邁向盛世的關鍵因素。但是就在國家鼎盛之際，統治階級放棄了文治武功的進取精神，反而因富而奢、因盛而驕，使盛世滑向衰落。

與康乾盛世伴隨的是貪腐恣意橫行

康熙年間，官員的貪污現象已相當嚴重，一些大權在握的大官僚肆無忌憚地貪污公款，收受賄賂，如滿族大臣索額圖、明珠，漢族大臣徐乾學兄弟、高士奇等。當時的民謠說：“九天供賦歸東海(徐乾學)，萬國金珠獻澹人(高士奇)。”康熙皇帝也覺察到情況的嚴重，曾經懲辦了一批貪官，還大力表揚于成龍、張伯行、張鵬翮等一批廉官，作為各級官員的榜樣。但康熙漸漸發現不但貪污無法肅清，就連自己樹的廉潔典型也并不真是兩袖清風，像張鵬翮在山東兗州當官時就曾收受過別人的財物;張伯行喜歡刻書，每部至少得花上千兩銀子，光靠官俸無論如何是刻不了的。晚年的康熙已是心力不濟，不僅不再致力于肅貪，反而認為“若纖毫無所資給”，則“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為生？”此論一出，各級官員自然更加無所顧忌了。

雍正皇帝繼位后，決心改革積弊，打擊貪污，整頓吏治。他令各省在限期內補足國庫的虧空，對查實的貪污官員嚴加懲處，追回贓款，抄沒家產。當時雍正對一些大臣的懲辦顯然還有政治上的復雜原因，但也確實起了打擊貪污的作用。與此同時，雍正解決了官吏俸祿過低和地方政府開支沒有保障的問題。具體辦法就是實行“養廉銀”。雍正期間，吏治有了明顯改善。

但自雍正離奇暴亡，乾隆接過權杖后，便一改其父嚴厲冷峻的處事行為，轉為平和放任的風格。尤其乾隆晚期，貪污之風盛行，吏治廢弛。乾隆皇帝照康熙之例六度南巡，而“供億之侈，驛騷之繁，將十倍于康熙之時”。為了維持奢靡的生活，乾隆巧立名目，勒索官吏、商人和百姓的錢財。乾隆帝規定，官員犯有某些過失或不盡職責，可向皇帝交納罰銀或贖罪銀，以換取寬恕或免罪。交納的銀兩，收歸皇帝私囊。乾隆帝的寵臣和珅，任戶部侍郎兼軍機大臣，執政20多年，深受乾隆帝倚重，嘉慶時被責令自殺，抄沒家產。人謂其家財八萬萬，敵清朝當時歲入十年以上。與官僚們驕奢淫逸生活相伴隨的，是貪污的風氣盛行，賄賂公行，政以賄成。各級官吏層層貪污中飽，整個官場彌漫著貪贓枉法、惟利是圖、阿諛奉迎的惡劣風氣。各級官吏過著犬馬聲色、驕奢淫逸的腐朽生活，置國計民生于不顧。

歷朝歷代滅亡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但是貪污腐敗，如蟻噬柱，久而久之，柱朽如渣，常常成為歷朝由盛轉衰的重要因素。對這一歷史現象，統治者應該說還是有所認識的。清代開國皇帝順治曾說：“朝廷治國安民，首在嚴懲貪官”。基于此種認識，清朝的統治者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反腐廉政措施。

無論何人“不法”，都察院均可直言不隱，并且“即所奏涉虛，亦不坐罪”

清初的統治者接受歷代封建政權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深知以廉政為主要目的的監察制度對于維護封建政權的重要性。康雍乾的監察制度在明制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建立了多元多軌的監察制度，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多層次全方位的監察網絡，形成一套周密嚴格的監察制度。其監察制度之完善在其成文法《臺規》中有完整的體現。

清朝把監察機構作為一支特殊的政治力量，給予相當高的地位與權力。在設立都察院時，就指出無論何人“不法”，都察院均可直言不隱，并且“即所奏涉虛，亦不坐罪”。康熙十一年上諭又指出：“一切吏治民生，得失利弊，皆宜殫忠極慮，據實直陳。”

為周密嚴格地監視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機構及大小官吏，清王朝建立了遍及全國的監察網。它在設置上呈現三個特點：一是中央與地方并舉。都察院是監察機構最高機構，地方督撫大吏均是中央監察系統的一部分，對地方各級各類官員有監察權。這樣，從監察體制上，形成了上下相維，中央與地方交互為用的網狀結構，使各級官吏均置于它的監督之下。二是科道合一。雍正元年，清廷將六科歸屬都察院。科道合并，加強了監察隊伍，擴大了監察范圍，把提高政府機構辦事效率、維護國家機器正常運轉的職責也歸入了監察系統。三是設立稽察、巡察御史。據《臺規》記載，清代除對在京各機構及各地形成系統的監察機構網外，一度曾對一些重要機構及特殊系統和邊遠地區，另設有專門的監察御史，以補其不足。

清政府是將全國政府、軍隊、司法、文教、財政等機構全部置于監察機構的監督之下，使科道官員具有上可諫君下可糾臣之權力。其任務主要有：拾遺、補闕、規諫君主。這在《臺規》規定的任務中占有極大比重。歷代皇帝反復要求科道官員留心政事得失，極言直諫。盡管清代實行封建專制，敢于犯顏直諫者極少，但最高統治者力圖廣開言路、聽取不同意見、糾正執政中失誤的意圖還是可取的。另外還有監察吏治，嚴禁結黨、稽核財政收入、監督各級考試、稽察刑名案件等任務。

雍正倡立“養廉銀”制度

清朝施行低俸祿制，正一品官年俸180兩，七品知縣一年才45兩俸銀。當國家財政困難時，還要在官吏的俸祿上打主意，要他們減俸或捐俸。還有地方上存留的公費，本屬地方辦公開支，數額本就很少，清初因軍需一再裁減。康熙說“從前各州縣有存留銀兩，公費尚有所出。后議盡歸戶部，州縣無以辦公。”這樣，官吏們不但生活費用無保證，連辦公費用也被克扣，因此不得不從老百姓身上進行搜刮。這種體制實際上就是鼓勵各級官吏的層層剝削。

上諭中也承認：“今部中每遇事，輒令地方官設法料理，皆掩飾美名，實則加派于地方耳。”另外，“遠則西征之雇車，北口之運米(指征討噶爾丹時的后勤供應)，近則修葺城垣，無不責令設法。”所謂“設法”就是貪污勒索的別名。官僚本性加上俸祿過低，決定了官吏必然大肆貪污。

雍正為了清理財政，杜絕貪污，從賦稅和俸祿制度的改革入手，實行“耗羨歸公”。所謂“耗羨”，是指征收賦稅、交納錢糧時，對合理損耗的補貼，例如熔鑄銀兩時會發生零星損失，糧米收放也會有一些虧損，所以允許地方官在收稅時每兩銀子加征二、三分，稱為“火耗”、“耗羨”。雍正規定“每兩加耗五分”，作為政府的正常稅收，統一征收，存留藩庫，從中提取“養廉銀”，發給官吏作為生活補貼和辦公費用，而且其數量大大超過正俸。督撫大吏每年一二萬兩，知縣一二千兩。意思是說得了這筆錢，就應該廉潔奉公，不再貪贓剝民。這是雍正時的一項重要改革，這一制度的實行，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吏治，使雍正在位時期成為清朝吏治最好的時期之一。

嚴管八旗子弟，高官、高官子弟實行任職回避制度

清朝旗人在政治與經濟上占有特殊重要地位，受到朝廷多方面的關照。但八旗子弟中有相當一部分由暗中貪污、盜竊到公開明火執仗地搶劫，給清朝社會風氣造成嚴重影響。清朝多數帝王為了維持其統治，除了頻繁申諭，加強教育外，也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來解決這一問題。

一是遷居。清初統治者對于屢教不改的八旗子弟，尤其是宗室子弟，令其到東北地區觀摩滿洲舊俗或移置東北，長期定居，重習滿洲淳樸舊風。這樣可以一舉兩得：雖然清政府口頭上說移駐宗室70戶都是安分樸實可以造就之才，實際上是將不安守本分的人攆出京師，減輕京師治安壓力。這一做法確實對加強宗室教育，改變奢侈風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是嚴懲。對于觸犯刑律的八旗子弟堅決繩之以法，甚至處以極刑。清朝前期，對腐化墮落的官員，哪怕是宗室、將軍、親王、公伯之爵，查處也是很嚴厲很及時的。乾隆末年，杭州將軍富春，由于每日聽戲，自求逸樂，被革退所有職銜。這些官員，被革職后，還恐其在原地仍擾害地方，常常向邊區艱苦地方發遣。

三是取消旗籍，這是對旗人的一個較重的處分，它意味著不再享有旗人待遇，不再是統治集團一員。八旗子弟因奢侈、唱戲等多有被削去旗籍者。

在任職制度上，清朝對高官及高官子弟任職有明確規定。清代對官員任職有外官避籍(包括本籍、祖籍和寄籍)、同官避親(即親屬，特別是直系親屬)、京官不得在同一衙門、外任官不得在同一地區任職、科考監試官員子弟回避在本地考試以及禁止內外官員交結的一整套規定。監察官員不僅要帶頭執行這些回避制度，而且鑒于其工作性質，又為其制定了更為嚴格的回避制度。比如在科考官員的人選上，《臺規》有明確規定，對于御史也規定“應回避本省”。御史本為京官，不在回避本省本籍之例，但因職司稽察，特于乾隆十三年明令回避本省。《臺規》中這類特殊的回避內容頗多，應該說定制較為合理且非常嚴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