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新文化運動，人們總是想到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等光輝的名字，談到“五四”運動，人們總想到北大的學生帶頭走出校門去游行抗議，乃至引發(fā)全國性的罷課、罷工、罷市風潮并促成政府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的光輝事跡。北洋政府長期以來一直被當做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對立面?zhèn)涫芘険簟Ｔ谝话阒袊说臍v史常識里，最為不值得稱道的就是北洋政府，被認為黑暗、反動、賣國。

一直到2005年，臺灣學者李敖在北京大學的演講里多次提及北洋政府，很多中國人才第一次知道北洋政府真實的一面。

李敖說：“北京大學怎么出來的？是北洋軍閥創(chuàng)辦的。什么人叫蔡元培做北京大學校長？那時候他是國民黨人的身份，是北洋軍閥，北洋軍閥有這個肚量把全國最好的大學交給和他敵對的一個政治勢力的守敵。我們現(xiàn)在罵北洋軍閥，但我們有什么資格罵北洋軍閥呢？我們不要罵北洋軍閥，我們要做歷史性的反省。”

清華和北大的學術自由，是在北洋政府時期奠定的。正是基于北洋政府的寬容和人性，北大、清華在20世紀為中華民族創(chuàng)造了輝煌的學術自由，培養(yǎng)和聚集了一大批民族精英。

國立北京大學，作為發(fā)源地掀起了愛國主義的浪潮，“五四”運動也率先在北京大學展開。“五四”運動之所以勝利，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北洋政府的寬容和人性。在統(tǒng)治期間，北洋軍閥對待歷次的學生運動確實是比較寬容的。

1926年3月18日，數(shù)千名學生在段琪瑞執(zhí)政府門前示威請愿，執(zhí)政府的衛(wèi)隊居然在慌亂中開槍。在得知衛(wèi)隊開槍打死學生之后，段祺瑞頓足長嘆隨即趕到現(xiàn)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后又懲處兇手，撫恤死難者家屬，并從此終生食素，以示懺悔。

面對學校舉行的各種悼念活動，以及全市的“國民追悼大會”和各種報刊的廣泛而詳盡的報道，段祺瑞執(zhí)政府也沒有進一步對受害者加以清算，對學生進行秋后算賬，而是默許了人民的各種抗議活動。

北洋軍閥集團自袁世凱去世后發(fā)生了分裂，政壇更迭頻繁，短短的13年，就有38屆內閣，最短的兩屆只有6天。被靠罵政府起家的魯迅稱為“城頭變換大王旗”。同時連年的內戰(zhàn)，給老百姓帶來了沉重的災難。統(tǒng)治時期的短暫與混亂，加上北洋軍閥是革命軍北伐的敵人，自然也就不被歷史看好。

正是因為這種政府中總統(tǒng)與總理隨時都可能由于各種原因而上臺或下臺的制度和局面，才給民間與社會創(chuàng)造了寬松自由的大環(huán)境，才使得民間與社會的活力能夠得到極大的施展與發(fā)揮。

老舍《茶館》中有句臺詞：民國不如北洋;北洋不如大清。北洋政府選舉雖然存在賂選，但是，這也說明北洋政權不敢公開地或赤裸裸地強奸民意。

北洋政府之所以不敢任意妄為，經常被迫向民意讓步，一方面是因為當時言論自由、組黨自由以及民間組織的合法化;另一方面則是北洋政府的官員受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都具有一定的個人道德操守，內心有所節(jié)制。

北洋政府應該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開明的統(tǒng)治集團之一。在近代歷史上不僅對外關系處理較為穩(wěn)妥，而且對內政治開明，稱得上亂世中的治世。

歷史上，每個王朝開國，都要大肆殺人。而北洋歷史上，卻沒有出現(xiàn)一個“暴君”。從袁世凱下臺，到“五四”運動，到“三一八”慘案，統(tǒng)治者一貫正確的神話被逐漸打破。在政府不義行為發(fā)生之后，民眾能夠伸張正義，一直到政權認錯或下臺，這在北洋時期是常有的事情。統(tǒng)治者敢于向被統(tǒng)治者讓步，這是北洋時期的值得肯定的政治現(xiàn)象。

北洋政府的寬容以及經常被迫認錯，是建立在強大的輿論監(jiān)督和強大的民間力量制約之上的。北洋政府官員貪污現(xiàn)象極少，正是得益于政府開放黨禁和報禁，用輿論和反對黨來制約政府權利的濫用。

在北洋政府統(tǒng)治時期，人民不僅有廣泛的言論和出版自由，而且還可以組織政黨甚至反對黨。正是因為北洋政府的開明和寬容，“五四”學生運動才得以順利開展并最終成功，即便出現(xiàn)了學生暴徒沖擊政府打砸搶燒，政府也能保持極大的克制。那一時期的軍警不僅不敢隨便抓捕學生，而且極力苦勸學生不要外出游行，維持秩序的軍警“甚至于有跪地哀求”學生不要游行的。

回望百年前的北洋政府，不少歷史學者認為，在輿論環(huán)境寬容、言論出版自由、政治空氣民主、社會動態(tài)穩(wěn)定等方面還是有其特色的。我們今天還給予極端的負面評價，至少是有違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