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建元元年，即公元前140年，這是劉徹當皇帝的第一個年頭。

新年十月（當時以十月為新年的第一個月），年僅十七歲的年輕天子簽發(fā)了一道圣旨，那就是征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的人才，說白了，這就是一次選拔高級公務員的考試，考試的題目，就是“古今治國之道”，對象是全國境內所有的知識分子。

詔書一下，全國振動，不論是儒家法家諸子百家，不論是想升官發(fā)財?shù)模€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不論是朝中有人家財萬貫除了學問什么不缺，還是一無所有寒酸得只剩下學問的，都打點行裝，瞪大了眼睛，豎起了耳朵，懷著各自的目的，來到長安謀前程來了。

其實，真的說起來，漢朝的公務員考試不是什么人都能參加的，還得有一定的知名度和資歷，得有人推薦。好在漢初政治清明，現(xiàn)如今司空見慣的一些公務員考試的潛規(guī)則，這時候倒不是很嚴重。

所以最后到長安應試，也就是進入決賽的，就百來號人，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儒家學者董仲舒。

董仲舒這年四十歲左右，俗話說四十不惑，人到了四十歲就沒有什么可以疑惑的了，董仲舒卻疑惑且郁悶得很。因為他從景帝時代出任博士到參加這次公務員考試，已經不得志長達十六年了。

說起博士這個官，他的學術地位，有點類似今天的院士，又兼有國事顧問的角色。秦始皇有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學識淵博。博士們學業(yè)各有專精，儒墨名法，方技術士，無所不有。漢朝沿用博士制度，皇帝處理政務，遇到有什么不明白的疑難雜癥，就把博士召集起來議論議論，最后寫份內參供皇帝參考。賈誼就做過博士，常寫參考文章給文帝。

老董在十多年的博士任上，默默無聞，一無建樹，當然也可以說是韜光養(yǎng)晦，待價而沽。這不能全怪老董，因為漢初的主導思想是黃老政治，講個清靜無為，而儒家是最喜歡搞繁文縟節(jié)，最好大喜功的東西，難怪老董郁悶得很，也無奈得很。

但是老董也沒閑著，他開班上課，課上得很認真嚴肅，尤其是很講究禮法，老師的講臺面前，有帷幕把老師和學生攔開，有的學生甚至畢業(yè)了也不曉得董老師啥模樣！隔壁有座園林，里面鳥語花香，董老師三年了也不瞧一眼，更別說去玩了。”

董仲舒教授《春秋》，為漢朝培養(yǎng)了一批儒學人才。他的得意門生中，有做到地方諸侯國相的，也有在中央任職的，如擔任丞相長史的呂步舒。但是他自己始終卻不得晉升。所以漢武帝初年的這次公務員考試，對于老董來說，可是一個千載難逢的表現(xiàn)升職機會。老董又怎能不把平生所學，全部施展出來？

但是當年孔夫子周游列國，向諸侯叫賣儒家學說，結果無人問津。董仲舒又是如何兜售他的新儒家學說呢？

董仲舒在第一份答卷，提出了著名的“天人感應”論。

董仲舒說：“天和人是有感應的。統(tǒng)治者行正道，上順天意，下應人情，就會有祥瑞出現(xiàn)。反之，統(tǒng)治者不行正道，不上順天意，不下應人情，就會有災異出現(xiàn)警告他。如果再三警告不知悔改，這個國家就會滅亡。“

那么，怎樣可以討得天的歡心呢？董老師說，一是統(tǒng)治者要自我約束。二是要教化百姓。老百姓都是作奸犯科之類，所以要教化他們。

那么，怎么教化百姓呢？董老師說，君主教化百姓的最好教科書，就是儒家思想呀！

董老師先攻擊法家，說秦朝以法家為治國思想，結果沒多久就亡國了。而漢朝初年奉行道家思想，鼓吹無為而治，在應該有作為的時候沒有作為，錯失時機。結果是皇帝再賢明，也不能使國家富強。

答卷交到少年皇帝那里，漢武帝一看，與從前的無為理論完全不同，觀點新鮮、刺激有活力，文章又寫得文美辭豐，旁征博引，好啊！

但是漢武帝還是有些不明白，究竟是黃老無為好，還是孔孟有為好呢？究竟是道家的簡約風格好，還是儒家的繁文縟節(jié)好呢？究竟是德治好，還是法治好呢？為什么我做皇帝這份工作這么賣力，成績卻很一般呢？

董仲舒得了利好鼓舞，再接再厲，又寫了第二策。

關于無為和有為的問題，董仲舒虛晃一槍，以時代不同為理由，提出無為政治適應于上古時代，到了周以后就不適用了。所以黃老已經過時，儒學卻正當年！

關于簡約和繁文縟節(jié)的問題，董仲舒開始亮出馬屁絕招，儒家之所以繁文縟節(jié)，不就是為了“明尊卑，異貴賤，勸有德”嗎？要是皇帝和百姓一樣寒酸，又怎么分別貴賤呢？這個馬屁拍得皇帝很舒服。漢朝皇帝大興土木，貪圖享受，自漢武帝起，不能不回避董仲舒的這一慫恿責任。

關于德治和法治的問題，董仲舒當然不會放棄這個痛打法家落水狗的好機會，拼命攻擊秦的暴政，推尚禮樂德政。（其實指責暴政雖然沒錯，但董仲舒因此貶低法治，抬高德治，卻是在偷換概念，因為暴政不等于法治。）

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漢武帝還是不滿意，覺得這位學術大師說話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有所顧慮，于是三降天問，讓董老師放開胸懷，大膽地說話，把事情講清楚。

漢武帝道：“三代的王道都不一樣，有沒有一個萬古不變，百世奉行，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之道呢？”

老子回答過這個問題：“道可道，非常道。可以說嗎？不可說也？”看來老子的回答太玄乎了，漢武帝要董仲舒清楚地說出來。

于是董仲舒便吐露真言了，他說現(xiàn)在國家是大一統(tǒng)的帝國，那么學術上也應該要消滅紛亂的百家，實行大一統(tǒng)的學術政策。那么，誰來統(tǒng)一學術，哪個學派成為唯一的幸存者呢？

董仲舒的答案便只有一個，儒家！在他看來，學術上不需要爭論，也不需要對手，一花獨放，百芳凋零。

讀史到董仲舒處，總莫名地想起金庸的大作《笑傲江湖》，“千秋萬載，一統(tǒng)江湖”的口號，仿佛“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翻版，任我行、東方不敗、左冷禪這些虛構的武林人物，與歷史上真實存在的董仲舒等等，似乎有若干相通。而天生不受羈勒的令狐沖、退隱世外的高人風清揚、追求藝術自由珍惜友誼的劉正風等人，依稀又看到了一種道家的理念。儒道較量，不僅改變了中國的政治演變，也改變了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狀態(tài)。或許后者的影響，還來得更深遠些？

看到這份答卷，漢武帝便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