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的政治生活中，存在一種被稱為“白發卿相”的現象，就是一些身居高位的達官顯要，即使年逾古稀，甚至已屆耄耋，仍然繼續在位，躋身政壇，安富尊榮，炙手可熱。我們可以先從清代官位最崇的大學士和權力最大的軍機大臣談起。康熙朝官至大學士的王掞，雍正元年(1723年)已79歲時“以老乞休”，皇帝雖然同意“以原官休致”，但“仍留京師備顧問”，直到83歲去世。被稱為“歷相三朝，年逾大耋”的馬齊，享年88歲，一直到雍正十三年已經84歲時才告老“病休”。康熙朝任翰林院掌院學士的徐元夢，在乾隆帝即位后，屢次以衰老請辭，乾隆帝則稱“徐元夢年雖逾八十，未甚衰憊，可量力供職”，仍命其在內廷行走，領諸館事，結果以87歲高齡終老于任上。現在已經是家喻戶曉的紀曉嵐，晚年任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之職，直到82歲故去為止。光緒時任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的李鴻藻，一直任職至77歲辭世之時。張之萬在光緒年間擔任大學士、軍機大臣，直到85歲才“免值軍機”，兩年以后“以病致仕”，不足數月即去世。長期擔任大學士、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鴻章，79歲臨終那一年還擔任推行新政的政務處督辦大臣。

中樞大員如此，自然不能不影響到作為封疆大吏的總督巡撫和雄踞一方的將軍都統們。乾隆后期任直隸總督的梁肯堂，嘉慶三年(1798年)已82歲時還被任命為漕運總督。太平天國運動時期，“年過八旬”的周天爵竟然被任命為“署理安徽巡撫”，讓這位已經80多歲的老人率軍與捻軍對陣。義和團運動時任武衛左軍統領的宋慶，帶領軍隊與八國聯軍作戰時也已經年屆八十了。如果我們考慮到清代平均壽命同當今社會的巨大差距，那個時候的七八十歲同現在相同年齡的人身體狀況不可同日而語，那么這種“白發卿相”的現象就更顯得特別惹人矚目、令人關注了。

帝王為何樂于讓 老臣居高位而不退

我國古代將官員退休稱為“致仕”，又稱“致事”“休致”。歷代一般以70歲為官員退休的基本年齡。為了避免有些年高體衰的官員混跡官場，清代官吏考核制度規定，三年一次對京官的“京察”和對外官的“大計”中，如果查出“年老有疾、戀職不去而被議者”，即使未滿七十，也要“勒令休致”。既然如此，為什么清朝歷代皇帝不惜突破制度的約束，樂于讓一些朝廷重臣、封疆大吏們到了七八十歲還依然居高位而不退呢？

一個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為了籠絡大臣，宣示皇恩。清朝皇帝懂得，對盡忠盡職、勤勞國事的老臣們優加禮遇，將能起到激勵鼓舞所有官員的作用。作為一種法外施恩，讓本應“致仕”的官員繼續任職，彰顯了君主對臣下的關懷備至。所以每當那些深受寵信的大臣提出“致仕”請求時，皇帝往往會“溫旨慰留”，并對其政績大加贊譽，要求他們繼續“為國事宣勞”。如果“年至即奉身以退，誰復出力為國家圖庶務者”？即使對批準其“休致”的人，也給予各種優待。《光緒會典》記載：“滿漢大臣年老乞休者，朝廷待以殊禮，或升職加銜，或仍給原俸，或命馳驛還鄉。其尤寵異者，或賜袍服文綺，或賜御制，或官其子孫，或遣人存問，或令地方利弊仍許具疏陳奏，皆出自特恩。”所以“白發卿相”現象給人們提供的一個重要信息是：只要你對君主忠心不二，能夠“圣眷不衰”，就可以永遠保持手中的權力，長享富貴榮華。

有的時候，皇帝不準老臣“休致”，并不是出于施恩，而是要求臣子們回報皇恩，為其繼續盡忠效命。在張廷玉的遭遇中，頗為典型地反映了帝王的這種心態。張廷玉是清代名臣，深得雍正、乾隆二帝的倚重。先后任大學士30年，同時兼任軍機大臣20余年，是有清一代漢族大臣中“配享太廟”的唯一高官。他70歲以后，身體漸衰，老態龍鐘，到了上朝須人扶掖的程度。76歲時，“以老病乞休”，乾隆帝回答說：“卿受兩朝厚恩，且奉皇考遺命配享太廟，豈有從祀元臣歸田終老？”并且希望他以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話自勉。張廷玉繼續申請，乾隆帝說了這么一段話：“朕為卿思之，不獨受皇祖、皇考優渥之恩，不可言去，即以朕十余年眷待，亦不當言去。”自此，皇帝對張已深感不快，最后借故削爵，“命盡繳歷年頒賜諸物”，雖然因功免治其罪，死后也仍然配享太廟，但已經是晚景凄涼了。

“白發卿相”現象的消極影響

“白發卿相”現象，對于清代吏治的消極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一是促使高級官員的老齡化。康熙六十年(1721年)元旦，早朝以后，大臣們同赴內廷獻壽。“大學士馬齊以下十四人，時大學士王旭齡年八十，松柱、蕭永藻、王掞、張鵬翮，戶尚(戶部尚書)田從典皆七十以上，馬及禮尚貝和諾，兵尚孫柱，刑尚賴都，工尚陳元龍，總憲黨阿賴皆七十，禮尚蔡升元，刑尚張廷樞六十八。”試想，一群七老八十的勛臣耆宿，掌握著內閣到戶、禮、兵、刑、工各部重要政權機關的主要權力，要想政治有生機活力，難乎其難。有的大臣實在精力不濟，上朝時竟然打起呼嚕來。

二是增長了戀棧鉆營的風氣。既然一些人可以終身任官，自然上行下效，熱衷于權勢利祿者便想方設法延遲退休年齡。道光初年，大學士伯麟年逾七旬，步履艱難，見了皇帝不能下跪，便請求放其外任。道光帝大怒，責其“膽大妄為，莫此為甚”“只知總督之養尊處優，而不知任大責重”，命其立即“休致”。伯麟做得過于赤裸，以致碰了釘子。更多的人則從年齡上做手腳，隱瞞歲數，竟成官場風氣。有人曾感慨：“三十年來，士大夫履歷，例減年華，甚至減至十余年，即同人宴會，亦無以真年告人者。”

三是阻塞了新進人才的進身階梯。對老臣過度優崇，官員退休制度不能嚴格執行，必然造成雍塞仕途，使年富力強的人才缺乏脫穎而出的政治土壤。雍正時，汪景祺、查嗣庭等曾上書“論列時政，以部員雍滯為言”，奏折里有“十年不調，白首為郎”的話，意思是官員一直到白發蒼蒼，卻依然得不到升遷。其實最高統治者也并不是對此毫不知情，但在人治重于法治的社會條件下，這個問題并不能因此得到解決。

四是進一步削弱了行政效率。封建政治本來就以彌縫搪塞為不二法門，以敷衍塞責為處世能事。為了能夠在仕途立足，常常“以順承旨意為工，阿附之外無他語”。康熙、雍正朝任兵部尚書、吏部尚書、大學士，“以老臣掌兵部十六年”的遜柱，任職至83歲臨終，雍正帝對他的評價是“素餐多年，尚無大過”，就是說多年來一直尸位素餐，毫無政績，但因為沒有大的過失，還是給了他很高的榮耀。在這種榜樣的影響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就成了官員們的行為準則。

事情就這樣走向了反面。原想籠絡官員、激勵臣下的舉措，卻得到了削弱封建統治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