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是宋朝人，但宋代的戲曲并沒有什么“包公戲”。“包公戲”是在元朝興起的，至晚清時終于蔚為大觀。數(shù)百年間，包公審案的故事被編入雜劇、南戲、話本、評書、小說、清京劇，以及眾多地方戲中;近代以來，包公案”還被多次改編成影視劇。無數(shù)中國人都通過“包公戲”了解古代的司法制度與司法文化;一些學者也以“包公戲”為樣本，煞有介事地分析傳統(tǒng)的“人治司法模式”，反思“中國傳統(tǒng)司法遲遲不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原因”。

然而，作為一種在宋代文明湮滅之后才興起的民間曲藝，“包公戲”的故事幾乎都是草野文人編造出來的，他們在舞臺上重建的宋朝司法情景，完全不符合宋代的司法制度。如果以為“包公戲”展現(xiàn)的就是宋代的司法過程，那就要鬧出“錯把馮京當馬涼”的笑話了。現(xiàn)在我們有必要來澄清被“包公戲”遮蔽的宋朝司法傳統(tǒng)。

就如《封神榜》中的各路神仙登場必亮出法寶，“包公案”的包青天也攜帶著皇帝御賜、代表最高權(quán)力的各類道具，元雜劇中尚只有“勢劍金牌”，到了明清傳奇中，則出現(xiàn)了權(quán)力道具“大批發(fā)”：“(宋皇)賜我金劍一把，銅鍘兩口，銹木一個，金獅子印一顆，一十二第御棍……賜我黃木枷梢黃木杖，要斷皇親國戚臣;黑木枷梢黑木杖，專斷人間事不平;槐木枷梢槐木杖，要打三司并九卿;桃木枷梢桃木杖，日斷陽間夜斷陰。”

這里的“勢劍”“金劍”，即所謂的尚方寶劍;“金牌”即丹書鐵券，俗稱“免死金牌”;“銅鍘”后來則發(fā)展成我們非常熟悉的“龍頭鍘”“虎頭鍘”“狗頭鍘”，龍頭鍘專殺貴族，虎頭鍘專殺官吏，狗頭鍘專殺平民。憑著這些神通廣大的法寶，包青天成了有史以來最厲害的法官，遇佛殺佛，遇鬼殺鬼。

有意思的是，包公所要對付的罪犯，有時候也擁有類似的法寶，如根據(jù)元雜劇《包待制智斬魯齋郎》改編的潮劇《包公智斬魯齋郎》、川劇《破鐵卷》，都講述世家公子魯齋郎自恃有祖?zhèn)鞯牡F券護身，無惡不作，無法無天。那么好戲來了：具有最高殺傷力的尚方寶劍破得了具有最高防護力的丹書鐵券嗎？從戲文看，好像破不了。所以最后包公只好采用瞞天過海的非常手段，在刑事呈報文書上將“魯齋郎”寫成“魚齊即”，騙得皇帝核準死刑，批回文書，再改為“魯齋郎”，才將這個大惡霸押上刑場處斬。

于是，本來應當以法律為準繩分出黑白是非的司法裁斷，演變成了誰擁有的權(quán)力道具更厲害誰就勝出的權(quán)力對決，恰如周星馳電影《九品芝麻官》所演示的那樣：一方祭出御賜黃馬褂護身，另一方祭出可破黃馬褂的尚方寶劍，一方再點破這尚方寶劍是假冒產(chǎn)品。這也坐實了批判傳統(tǒng)的人士對于“人治司法模式”的指控。

然而，如此富有戲劇性的權(quán)力道具對決的情節(jié)，決不可能出現(xiàn)在宋朝的司法過程中。包公不可能手持尚方寶劍——因為宋代并沒有向大臣御賜尚方寶劍、賦予其專殺大權(quán)的制度，要到明代萬歷年間，才出現(xiàn)了尚方寶劍之制，皇帝才賦予持劍人“如朕親臨”“先斬后奏”的超級權(quán)力。包公的三口鍘刀更是民間文人幻想出來的刑具，歷代都未見將鍘刀列為行刑工具，很可能是入元之后，民間文人從蒙古人用于鍘草的鍘刀獲得靈感，才想到了給包公打造一副銅鍘的情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