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三國歷史，社會大眾包括專業學者關注、研究的主要是政治變遷、軍事斗爭，貨幣經濟及其造成的政治后果長期以來被輕視甚至忽視。陳教授據此指出，在貨幣經濟上，三國卻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晉書?食貨志》云：“及黃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谷帛為市。至明帝世，錢廢谷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谷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陳教授引此為證說，魏文帝不鑄幣，讓百姓以物易物，市場上幾乎沒有貨幣流通，這當然屬于自然經濟的范疇。

魏明帝為了大興土木而發行曹魏五銖。陳教授發現此錢“鑄工粗糙、不修邊幅，外緣多毛刺，內穿偏大，錢體輕薄。形制、質量與漢末剪輪五銖、對文五銖相近。”而剪輪五銖與對文五銖都是不符合法定價值的，易言之，這是通貨膨脹下的貨幣。總之，曹魏通縮與通脹不定的貨幣政策，對社會經濟負面影響很大，造成官民不便的嚴重后果。陳教授認為，這也是司馬氏篡魏的部分原因。

蜀漢一般被認為是三國時期最弱小的一個政權，但頗為奇怪的是，蜀漢雖然最先亡國，卻沒有發生過像曹魏、孫吳那樣嚴重的政局動蕩。以往的研究沒有注意到蜀漢的貨幣政策，陳教授強調，這是了解蜀漢乃至整個三國歷史的重要缺環。

《三國志》注引《零陵先賢傳》云：“(劉備)拔成都，士眾皆舍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劉備占據四川后，鑄造直百五銖，此錢價值一百個(東漢)五銖，理論上它的成色應為五銖的一百倍。

陳彥良通過出土實物證據的考察，證明了直百五銖的實際價值低于其法定價值。也就是說，此錢的發行實際上是通貨膨脹。陳教授還分析說，由于東漢末年嚴重的通貨膨脹造成交易體系崩潰，蜀漢此錢相對也能為百姓所接受。這種“有限通脹”，基本支撐了蜀漢社會經濟的發展，就也是其政局相對穩定的貨幣經濟史原因。

相對于蜀漢，孫吳則是嚴重通貨膨脹。《三國志?吳書?吳主傳》云：“中(嘉禾)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此《傳》又云：“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這種法定上當五百、當一千的大錢的實際價值嚴重低于其法定價值，且越到后來此錢的質量越輕。因此，孫吳長期處于通貨膨脹狀態，對社會經濟造成嚴重傷害。

陳教授強調，根據考古實物的研究，孫吳的許多墓葬中出土的錢幣，漢代錢幣占絕大多數，而孫吳自鑄錢幣非常少。由此可知，孫吳所鑄的通脹錢幣遠遠不足社會經濟發展之用。就此而論，孫吳地區也存在嚴重的通貨緊縮。綜而論之，孫吳政權是嚴重的通脹與通縮并存。史書上經常出現孫吳經濟落后與內政動蕩同時并存的記載，從貨幣經濟史的角度看，也就無足為怪了。

魏晉南北朝貨幣情況為何混亂不堪？

除了全漢昇的“中古自然經濟論”，陶希圣在《南北朝經濟史》中說，這是一個貨幣大混亂的時代。全、陶二人的概括雖然比較準確，但是并不能說明，魏晉南北朝貨幣混亂產生的原因。陳彥良教授認為，研究貨幣經濟史與政治史一樣，解釋歷史如何發展之外，更重要的是解釋歷史為何發展。

杜佑《通典?食貨》云：“原夫立錢之意，誠深誠遠。凡萬物不可以無其數，既有數，乃須設一物而主之。其金銀則滯于為器為飾，谷帛又苦于荷擔斷裂，唯錢但可貿易流注，不住如泉。若谷帛為市，非獨提挈斷裂之弊，且難乎銖兩分寸之用。”陳教授說，這個概括差不多已經點出魏晉南北朝貨幣問題的全部癥結所在。

杜佑的意思是，貨幣的最重要功能是價值尺度。貨幣價值尺度功能之所以能執行，往往不是因為數量過多，就是因為數量太少，或者是種類太多、不利兌換以及輕重或成色變化太快而引起。一旦發生通脹、通縮或形制混亂，貨幣的流動性功能就無法正常發揮，社會經濟的發展因之受損，甚至退回到更原始的以物易物狀態。

陳教授說，杜佑之論與現代貨幣經濟學理論深相契合，可以解釋魏晉南北朝貨幣情況混亂不堪的原因。如前述，魏晉南北朝的統治者長期很少鑄錢，一旦開鑄又都是虛價劣錢即通脹，這導致錢廢而不用，原來的優質好錢更被大量窖藏，遂至通縮。如此一來，通脹、通縮同時肆虐，造成社會經濟的結構性困局。

那么，對于這種通脹、通縮、幣制混亂同時并存的情況，為何當時的統治者沒有采取有力的措施去阻止呢？陳教授總結道，在位者無深識遠慮、官僚貪污腐敗、戰亂不斷是主要的三大原因。而這三種原因又與貨幣混亂互為因果，共同導致了魏晉南北朝政治、經濟、軍事的全面落后。

陳教授最后舉例說，東魏北齊的高澄曾經提出過與漢文帝完全相同的放任鑄幣政策，可惜大臣出于私利群起反對，故未能落實。且高澄提出此議不久即被降將刺殺，魏晉南北朝唯一一次有希望成功整頓幣制的曙光也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