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情況大不相同。從制度上看，基本沿襲明末，考試程序、辦法等并無多少變化，但重視程度大大超過明代。清代武官雖然仍以行伍出身為“正途”，科舉次之，但科舉出身者數量不斷增大，在軍中占有很大比例。加上封建國家大力提倡，制度日益嚴密，錄取相對公正，因此，民間習武者爭先恐后參加武舉考試。清代武舉為國家提供了大批人材，其中產生了不少杰出人物。

清代武舉一依文榜程序，考試大致分四個等級進行。

一：童試，在縣、府進行，考中者為武秀才。二：鄉試，在省城進行，考中者為武舉人。三：會試，在京城進行，考中者為武進士。四：殿試，會試后已取得武進士資格者，再通過殿試(也稱廷試)分出等次，共分三等，稱為“三甲”。一甲是前三名，頭名是武狀元;二名是武榜眼;三名是武探花。前三名世稱為“鼎甲”，獲“賜武進士及第”資格。二甲十多名，獲“賜武進士出身”資格。二甲以下的都屬三甲，獲“賜同武進士出身”資格。

殿試的規格很高，一般由皇帝親自主考。考試揭曉后，在太和殿唱名，西長安門外掛榜，并賜給武狀元盔甲。然后由巡捕營護送武狀元歸第，炫耀恩榮。第二天，在兵部舉行盛大的“會試宴”，又賞給武狀元盔甲、腰刀等，賞給眾進士銀兩等。清代科甲等級差別甚大，同樣是武進士，一、二、三甲的等級和榮譽卻大不相同。自然狀元是出盡了風頭的，登第后的三天內，可以披紅掛彩，上街夸官，真所謂春風得意、風光十足了。

殿試以后，通常立即由兵部授予官職。順治三年(1646)丙戌科是清朝武舉第一科，當時規定武狀元授正三品的參將，武榜眼授從三品的游擊，武探花授正四品的都司。二甲授正五品的守備，三甲授從五品的署守備。康熙年間又有變動，改為一半授營職，是直接帶兵的官，另一半授衛職，是皇帝的宮廷侍衛。雍正五年(1727)規定，武狀元授御前一等侍衛，武榜眼、探花授二等侍衛。再從二甲中選頭十名，授三等侍衛。其余全在兵部注冊授于守備等營職。雍正以后各朝武進士的授官情況還有一些變化，不過所授品階基本上以康熙朝定制為準，沒有太大的變更。

清朝武舉各級考試，通常每三年舉行一次，每科錄取人數也有定額。但常科以外，還時常增設所謂“恩科”，常額以外，也增加一點“恩額”。

這類“恩科”、“恩額”都由皇帝直接掌握。無非籠絡人心，吸收更多的武勇人士為統治者效命。考試辦法差不多與明代一樣，分一、二、三場進行。一、二場試了弓馬技勇，稱為“外場”;三場試策論武經，稱“內場”。一場試馬上箭法，馳馬三趟，發箭九枝，三箭中靶為合格，達不到三箭者不準參加二場。乾隆年間，一場又增加了馬射“地球”，俗稱“拾帽子”，專為考察伏射能力。二場考步射、技勇。步射九發三中為合格。

所謂“技勇”，實際上主要測膂力。一共三項。頭項拉硬弓，弓分十二力、十力、八力三號，另備有十二力以上的出號弓。應試者弓號自選，限拉三次，每次以拉滿為準。二項舞大刀，刀分一百二十斤、一百斤、八十斤三號，試刀者應先成左右闖刀過頂、前后胸舞花等動作。刀號自選，一次完成為準。第三項是拿石礩子，即專為考試而備的石塊，長方型，兩邊各有可以用手指頭摳住的地方，但并不深。也分為三號，頭號三百斤，二號二百五十斤，三號二百斤。考場還備有三百斤以上的出號石礩。應試者石號自選，要求將石礩提至胸腹之間，再借助腹力將石礩底部左右各翻露一次，叫做“獻印”，一次完成為合格。凡應試者，弓、刀、石三項必有兩項為頭號和二號成績，三號成績超過兩項者為不合格，取消三場考試資格。

三場是考文，當時叫“程文”，也稱“內場”，相當于文化課考試。內場考試對大多數武人來說，比外場考試更難應付，所以考試辦法不得不屢有變動。最初是考策、論文章，“策”相當于問答題，“論”是按試題寫一篇議論文。順治時定為策二篇、論二篇，題目選自四書和兵書。康熙年間改為策一篇、論二篇。策題出自《孫子》、《吳子》、《司馬法》三部兵書，論題只從《論語》、《孟子》中出，考試難度有所降低。乾隆時，又改為策一題，論一題，題目都選自《武經七書》。

到嘉慶年間，考慮到武人多不能文，所考策、論多不合格，而不少外場成績突出者又往往敗于內場，于是干脆廢除策、論，改為按要求默寫《武經七書》中一段，通常只一百字左右。這樣一味遷就，使內場考試的水平越來越低，最后差不多只是形式上的存在了。當時社會上歧視武人之風很盛，經此一改，武人更加被文士們看成纖纖武夫，武舉的社會地位大不比清代前期了。清代著名學者趙翼有一段記述，最能反映武舉內場考試的實情，也反映了當時文人對武人的輕蔑：

“武闈但以弓馬技藝為主，內場文策不論工拙也。余嘗主順天乙酉科武鄉試，其策有極可笑者。如‘一旦’二字多作‘亙’字，‘丕’字又作‘不一’字，蓋緣夾帶小本字畫甚密，不能分晰，故抄謄訛錯耳。又如‘國家’字應抬高一字，則凡論古今地名處，如‘國家四郊多壘’、‘社稷危亡’之類，亦無不抬頭。武生自稱‘生’，則應于行內稍偏，乃又將‘生人’、‘生物’、‘生機殺機’之生字，一概偏在側邊。如此者不一而足。然外場已挑好‘雙好’字號，則不得不取中。幸武闈無磨勘之例，可不深求耳。”

實際上康熙注意到了科舉文武分途不利于造就兼備人材的問題，他曾要求打破考試中的傳統界線，允許文武生員舉人交叉考試，武科舉人可以改考文科進士，文科舉人可以改考武科進士。康熙認為：“如此則各得展其所學，文武兩途，皆得真才矣。”然而，整個清代，文武交叉考試者寥寥無幾。文武各成畛域而壁壘森嚴的現象越來越嚴重，文人不武，武人不文，文武兼長的人材也就越來越少。文武分途的考試制度培養了大批專門人材，卻很難造就出允文允武的博通人材，應該說這是科舉制度的弊端之一，也是清朝中后期政壇上出將入相人材日見匱乏的原因之一。

上面所講考試辦法，是會試一級的，鄉試、童試的考試辦法與會試大致相同，只二場弓、刀、石的份量相應降低，馬步射降為九發二中為合格。

錄取名額

清朝對武科鄉試、會試的錄取額有具體規定。康熙二十六年(1687)規定，武鄉試錄取名額約為文鄉試的一半，全國共八百四十名左右。其中河北省(直隸)，一百零八名，其他各省六十名以下不等。會試錄取名額康熙初年以前，大致在每次錄取二百名到一百名之間。康熙十八年定額一百名，后來又規定不拘定額，特別是不拘各省分配的定額，只按考試成績，奏報皇帝，由皇帝和主考大臣臨時酌定錄取人數。酌定時也要考慮到各省都有名額，但一甲、二甲只依據成績圈定，排除其他因素的影響。每科參加會試的武舉人，一般在千人左右，有時多到兩千人左右，進士錄取額如果平均以一百二十人計，那么錄取比例差不多是在十人或十幾人中取一名，顯然，考取武進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落第的武舉人，雍正年間曾規定按路程遠近發給回家路費，多則十兩，少則四、五兩。而大部分武舉人，按規定可到兵部注冊，由兵部依據個人成績分三等授予武職，也可以到本省軍營中效力。總之，只要有一個武舉人資格，就算有了進身之機，同樣也有逐步升遷的機會。

沒落

清代武舉制度與大清帝國相始終。鴉片戰爭以后，頻繁的御侮戰爭中，早就顯露出武舉人材不能適應新的戰爭，除了長矛大刀與堅船利炮之間的差距外，更重要的還是基本素質和軍事思想上的差距。然而朝野上下株守陳規，玩歲愒日，武舉考試竟一直被延續下去。光緒二十一年，榮祿首先提出廢止武舉考試，他說：“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習非所用，與八比試帖之弊略同。積弱之端，未始不由于此。”他主張各省創設武備學堂，以西洋軍事課程培養新式軍人。然而榮祿的倡議并沒有得到大多數朝臣的響應。一拖便是幾年，光緒二十四年照例舉行武舉會試——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次武會試。不久，要求改革的呼聲又一次響起來，“內外臣工請變更武科舊制，廢弓、矢、刀、石，試槍炮。”然而依舊未能實行改革。直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武舉制度才終于被宣布廢止。可惜這已經太晚了，僅僅十年后，大清帝國便宣告滅亡了。

清朝以鐵騎勁弓得天下，所以前期幾個皇帝都很重視講習武藝，時時強調“文武并重”，力圖保持滿族勁悍尚武的傳統。然而，由于受到漢文化的不斷浸潤和持續執行“右文”政策，使朝野上下重文輕武之風日益濃烈。于是，不但在觀念上，就是實際待遇上，武科地位也比文科低得多。文科殿試揭曉后，新科進士的姓名、籍貫及名次都要鄭重其事地刻在“進士題名碑”上，這些碑至今還完整無損的保存在北京國子監舊址。此外，官私刊印的《館選錄》、《鼎甲錄》和《明清進士題名碑錄》一類書籍很多，差不多隨處可見，因此清代文科進士的情況非常清楚。武科就大不相同了，既沒有“題名碑”制度，也很少有專載其事的書籍，對整個清代武科概況，包括武科鼎甲情況，不要說后代，就是當時人也往往不能言其詳。

幸好近人朱彭壽曾做過一番統計，留給我們一份珍貴材料。加上還有其它方面的材料，使我們對清代武舉鼎甲情況大致有所了解。

清代的武會試，自順治三年(丙戌)開科，到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截止，一共進行了一百一十二次。也就是說一共產生了一百一十二個武狀元，還有一百一十二名榜眼和探花，總計武科前三名(鼎甲)是三百三十六名。一百一十二年武狀元的姓名都有記載，但目前能確知其籍貫者只九十二人，其余二十一人還有待于考求。這九十二個武狀元，河北省出的最多，共三十二名。以下山東十三名，浙江八名，江蘇六名，河南、山西各五名，廣東四名，甘肅、福建各三名，江西二名，四川、陜西各一名。此外，漢軍旗六名，滿軍旗三名。

這個統計不完備，也不是很準確的，不過大略可見各省武舉基礎的差別。所謂武舉基礎，可從兩個方面認識，一是尚武風氣，二是文教水平。河北省武狀元最多，武榜眼、探花也比別的省多，這與河北省武風素盛分不開。正因為河北省武風基礎好，所以清朝對河北省特別重視，鄉試名額總比他省給得多。陜、甘二省古多名將，尤其是甘肅，雖然經濟、文化都比較落后，但自來“人材健壯，強勇者多，騎射嫻熟，勝于他省。”康熙年間平定“三藩之亂”中的名將張勇、趙良棟、王進寶、孫思克都出在隴右，所以清朝對陜、甘二省總是另眼相待。武鄉試名額，順治朝規定陜、甘各二十名，后經康、雍、乾三朝追加，兩省都增至五十名，這比許多大省的名額都多。有清一代，甘肅出了三名武狀元，一名榜眼，四名探花，以甘肅的經濟文化和人口而言，這個數字不能算小了。需要指出的是，當時的甘肅包括寧夏，三名武狀元張文煥、馬會伯、李如柏都出在寧夏，五名榜眼、探花中，也有三人出在寧夏。人口不及江南一個大縣的寧夏，居然出了六名武科鼎甲進士，這不能不是一個引人注意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