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二年(1645年)陰歷四月二十五日，清兵攻破揚州，屠城十日，無數(shù)百姓及守城將士慘遭殺害，而督師史可法的結(jié)局又如何呢？

對于史可法的下落，當時人洪承疇也無法斷定，他曾問別人，史可法“果死耶？抑未死那？”(《鮚琦亭集》)此后的一些史書和傳說更是各抒其見，說法不一。

有的說史可法縋城出走。計六奇據(jù)《甲乙史》，在《明季南略》里較詳細地記載了這方面的情況：陰歷四月二十五日，“大清兵詐稱黃蜚兵到”，史可法乃準蜚兵一千從西門入城，“及進，而反戈擊殺。可法立城上見之，即拔劍自刎，左右持救，乃同總兵劉肇基縋城潛去。”談遷亦持此說。也有

云揚州城陷后，史可法“過鈔關(guān)”、“走安慶”(《石匱書后集》)。乾隆《江都志》則載揚州故老言，謂當城破時，史可法“跨白騾出南門”。許旭在山東進而賦得《梅花嶺》詩，云：“相公(即史可法)誓死猶飲泣，百二十騎城頭立。瞬息城摧鐵騎奔，青騾一去無蹤跡”。(《汗青錄》)也有人認為，清兵破揚州時，史可法“不知所在”(《圣安本紀》)。計六奇于順治六年(1649年)外出，途中乘船遇一嘉興人，此人當年從揚州抗清之役中逃出，他說城破時，史可法不知所終。

一些清代官修史書則記載史可法是被俘不屈而死的。《清實錄》記道“攻克揚州城，獲其閣部史可法，斬于軍前。”《明史》云城破時，可法自刎未果，被部將擁至小東門而執(zhí)，“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遂殺之。“其它如《雪交亭正氣錄》、《史外》等野史也都有大同小異之記載，持此說者認為，官修史書和野史稗乘的記載是史可法殉難于揚州之役的旁證，他們還用其它理由證明了這一史實。其理由是：一、史可法在四月二十日左右寫下的五封遺書和給其母親、夫人的遺筆中，就已抱定“一死以報國家”之決心，而且他后來的實際行動也證明了他與城共存亡之信念。

二、劉肇基是史可法部下的一員戰(zhàn)將，在揚州告急時，獨他率部來援，中流矢而死。劉與所謂“縋城潛去”根本風馬牛不相及。

三、不但是明清以來的一些正史、野史明確記載史可法死于乙酉揚州之役，而且當事人和目擊者也是這樣記述的。例如參加這次戰(zhàn)爭的史德威，是史可法的嗣子，又曾和史可法一起被俘，因此，他所著的《維揚殉節(jié)紀略》，可以說是關(guān)于史可法下落的第一手史料。該書云，揚州城陷時，史可法自刎未遂被執(zhí)，多鋒“相待如賓，口呼先生”，并誘以“為我收拾江南，當不惜重任也”。

面對多擇的勸降，史可法斥之曰：“我為天朝重臣，豈肯茍且偷生，作萬世罪人哉！我頭可斷，身不可屈……城亡與亡，我意已決，即劈尸萬段，甘之如飴”，遂遭殺害。原史可法的幕下楊遇著及清軍將領(lǐng)安珠護皆曾親眼目睹史可法被殺支解之情形。其它如《自靖錄》、《池北偶談》和《青磷屑》等也不是記述史可法被執(zhí)而死，就是贊同史可法沒于揚州之役。

四、出現(xiàn)“縋城潛去”、“不知所終”說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幾點，首先是疑其為偽。當史可法被執(zhí)時，一時不知真假，經(jīng)向史德威和楊遇蕃查詢才得以證實。其次是尸骨無著。

因史可法是“尸裂而死”(《乙酉揚州城守記略》)，當時揚州尸積如山，又天氣炎熱，眾尸蒸變，因而無法辨認。到1646年清明后一日，史德威才舉史可法的衣冠袍笏等遺物葬于梅花嶺旁。最后是不愿其死的情緒。

由于人們希冀史可法能幸免于難，“大江南北，遂謂忠烈未死”，所以，后來鹽城、廬州等地百姓“托忠烈之名”，樹旗抗清，“仿佛陳涉之稱項燕”(《鮚琦亭集》)。

陳了上述被俘不屈而死說外，還有戰(zhàn)死說、沉江說等。據(jù)張岱《石匱書后集》記載：史可法自殺未遂后，與部將逸于離城數(shù)里的寶城寺，“清兵跡之，急決戰(zhàn)，不勝，一時盡敗沒”。赴水沉江說則曰，當城破時，史可法出城，渡河因馬蹶溺死，或云，出東門遇清兵，赴水死。康熙年間，孔尚任所著《桃花扇》則把史可法寫成投江而死，于是，“沉江”說便廣為流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