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軍事科學院軍史百科部的研究員，鐘少異長期從事中國古代兵器史、軍事技術史、軍事史和歷代戰略的研究，著有相關著作多種，并曾參與翻譯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軍事技術》分卷。在他最近出版的《古兵雕蟲》一書中，他延續了自己感興趣的軍事技術史、冷兵器以及火器研究。這個訪談，也主要圍繞這些方面展開。中國古代的小說、評書等通俗文藝作品中經常出現各類貌似威力無窮的兵器，時常還不乏細致的描寫，這些兵器有多少是存在實物，還是說僅僅出于作者的想象？

鐘少異：中國古代小說中確實有一些名將的武器，其實是小說家的藝術創造，在歷史上并不存在。非常有名的一個例子就是《三國演義》中關云長的“青龍偃月刀”。在漢末三國時期，并不存在這樣的長柄大刀，當時軍中大量使用的是長一米左右的環首短柄刀，《三國志》中有許多名將用刀的記載，就都屬于這種短柄刀。但羅貫中創造的“青龍偃月刀”也有參照物，這就是宋代《武經總要》中著錄的“掩月刀”。對這種現象，還需結合中國文學史來看。中國古代小說是隨著宋以后市井文化的發達而走向興盛的，大量作品產生于明清時期，其中反映唐以前的戰爭史事，寫到兵器，作者便多有創造或改造，而且基本是參照與作者相近時代的熟悉之物，與歷史原貌大多不符;如果寫的是宋以后的事情，則接近于當時人演繹當時事，有關兵器的描寫也比較近真，甚至可以當史料來用，比如《水滸傳》。

在這些作品當中，武藝高強的人常被描述為“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這又是怎么回事呢？

鐘少異：“十八般武藝”的說法，大致是在宋元時期出現的。南宋寧宗朝的武狀元華岳(人稱翠微先生)所著《翠微先生北征錄》中說：“臣聞軍器三十有六，而弓為稱首;武藝一十有八，而弓為第一。”這是較早的記載。此后“十八般武藝”一語在元明雜劇、話本和小說中廣為流行，并由“十八般武藝”衍化出了“十八般兵器”的說法，如關漢卿《哭存孝》中說：“你放下那一十八般兵器，你掄不動那鞭、簡、撾、槌。”

關于“十八般武藝”的具體內容，有多種說法。《水滸傳》第二回說是“矛錘弓弩銃，鞭簡劍鏈撾，斧鉞并戈戟，牌棒與槍杈(杈或作朳)”。明謝肇淛《五雜組》卷五中說是“一弓、二弩、三槍、四刀、五劍、六矛、七盾、八斧、九鉞、十戟、十一鞭、十二簡、十三撾、十四殳、十五叉、十六杷、十七綿繩套索、十八白打”。關于“十八般兵器”的具體內容，說法更多，有人統計總在十種以上，最有代表性的說法是：刀槍劍戟、斧鉞鉤叉、鞭簡錘抓、鎲棍槊棒、拐子流星，其內涵實質也是關于這些武器的習練技藝。在中國傳統武藝中，弓射之術本有極重要的地位，宋人甚至說“武藝一十有八而弓為稱首”，但后來由于火器特別是銃炮的發展，弓的地位逐漸下降，及至晚清，習練弓箭者越來越少。由“十八般武藝”衍生而來的“十八般兵器”的具體內容中往往沒有弓箭，就反映了這種發展趨向。

中國古代的兵器及其習練技藝遠遠不只十八種，“十八般武藝”和“十八般兵器”其實都是概舉，舉其要者。之所以舉了“十八”之數，與中國古人尚九及九的倍數的習俗有關。“天地之至數，始于一，終于九。”九者，陽數之極也。所以古人舉數物事，常喜歡湊成九、十八、三十六等，如九天、九州、十八拍、三十六計、七十二變、一百零八將，等等。印度傳來的佛教，本只有十六個羅漢，宋時有人在十六羅漢外又加了兩名，湊成十八羅漢。久而久之，民間盛稱十八羅漢，反不知正宗原是十六羅漢了。鐘少異：在冷兵器時代，列陣戰斗是基本的作戰方式。中國古人所謂“陣”，其實就是軍隊戰斗隊形。冷兵器時代軍隊的戰斗隊形大多呈密集厚實的方形或長方形，所以今人就把那個時代的作戰方式概稱為“方陣作戰”。“方陣”一詞，狹義指方形戰斗隊形;廣義泛指密集厚實的整齊戰斗隊形，多數是方形，也有非方形者。“方陣作戰”概念就是用其廣義。

方陣作戰的基本要求是厚集兵力，統一步調，形成強大的集團沖擊力或堅強的整體防御。冷兵器時代的戰爭基本是方陣對決，以整勝亂、以整勝散是基本規律——哪一方的陣形先亂，哪一方的陣形先散，哪一方就必然歸于失敗。因為保持整齊隊形的集團方陣，其強大沖擊力或堅強防御力是任何散兵游勇所難以對抗的。所以古代實戰陣法的基本原則就是厚集兵力，整齊統一，即以訓練有素的士兵組成密集厚實的整齊集團隊形，步調一致、行動統一，其方法并不復雜，其特點就是厚集兵力，簡單實用，統一整齊。越復雜的陣法，必然越難以統一一致，往往不足以勝敵，反而自亂陣腳，自取其敗。

陣法發展到后來，被渲染得神乎其神，出現了“八卦陣”、“天門陣”這些東西？在您看來，我們應該怎樣看待已經神秘化了的陣法？

鐘少異：中國古代陣法理論發展之所以與簡單、實用的實戰陣法相背離，走上神秘化、復雜化的玄虛道路，有兩個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一是兵陰陽理論的盛行。戰國秦漢時期，陰陽五行學說趨于成熟，逐漸成為中國人看待宇宙萬物世界萬象的基本方法論。受此影響，在軍事領域也產生了兵陰陽學派，運用陰陽五行學說來預測、分析、闡發戰爭和軍事問題，形成了系統的兵陰陽理論。漢代將兵家總分為四派：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漢書·藝文志·兵家》述兵陰陽理論：“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斗擊，北斗所指，泛指星象;五勝，五行相勝。)這一派人多為占星望氣的方術之士，排兵布陣之法是其熱衷探討的重要問題，他們沒有實戰經驗，卻有基于陰陽五行理論的成套推演方法，其陣法理論，遂越來越脫離實際，而趨向神秘化。

二是文人論兵風氣的盛行。文人論兵，發端于戰國時期，漸成風氣，其流弊便是“披甲者少而言兵者眾”，“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益弱”(《韓非子·五蠹》)。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紙上談兵，不切實用，夸夸其談成為時尚，反而敗壞了社會風氣。中國歷史上文人論兵的風氣在宋、明兩代達于極盛。眾多文人學士，熱衷于談兵論戰，他們沒有實戰經驗，又受陰陽五行學說的強烈影響，更進一步加重了軍事理論特別是陣法研究的神秘化和復雜化，于是，在陣法研究中形成了文人論兵和兵陰陽理論的合流之勢，大量的兵書，純粹從兵陰陽的理論模式——諸如陰陽五行、太極兩儀、八卦九宮，等等，推演出了五花八門的復雜陣法，玄而又玄，在實戰中則完全難以運用，其末流甚至墮落為奇門遁甲的法術。宋、明兩朝，兵書撰著之豐創造了“世界之最”，而在實際戰場上則疲弱不振，屢戰屢敗，與此不無關系。了解了中國古代實戰陣法與陣法理論之間存在的悖反現象，有助于我們對中國古代陣法研究采取正確的態度，這就是必須以實戰為依歸，力求把握其實戰性特點，切忌墮入傳統陣法理論神秘化、復雜化的誤區。

說到陣法，讓人聯想到戰車。春秋戰國時期的戰爭中似乎經常用到戰車，但到了兩漢時期似乎就慢慢地淡出了。在您看來，原因是什么呢？鐘少異：你所說的戰車應是特指古典戰車，即獨轅的馬車，用于搭載將士沖鋒陷陣。在世界古典時代，這種戰車在東西方都有廣泛使用，在兩河流域、古埃及、古希臘羅馬和中國夏商周文明中都能夠看到其蹤跡，尤其中國對古典戰車的運用是相當突出的。經過商代和西周時期的發展，古典戰車的運用在春秋時期達于極盛，常見一戰萃集上百輛以至數百輛戰車。眾多的戰車搭載兵士，列陣交戰，氣勢磅礴，“如霆如雷”，成為那個時代的標志。這與西方古典時代一般只在戰爭中使用少量戰車，主要由將帥及其親隨武士乘用有很大不同。由此在中國學術界也產生了“車戰時代”的概念，認為中國歷史上有一個主要使用戰車作戰的時代。

不過，現在我們對“中國車戰時代”的研究還沒有完全突破一個難題：大數量的戰車如何列陣、如何交戰。古代武士搭乘馬拉戰車，必須接觸戰斗——雖然可以在一定距離用弓箭對射，但最終雙方必須接觸廝殺。歷代注經學者對春秋車戰的列陣方式做了大量考證，今人也根據考古發現的商周戰車遺跡進行了復原探討，但迄今的研究復原基本只適用于少量戰車列陣或單排列陣的方式。然而在實際中，大量戰車參戰，不可能只是單排列陣，試想幾百輛戰車一字排開，得有多寬廣的戰場，兵力這樣分散又怎能有效攻防？那么，如果多排縱深列陣，敵對雙方的車陣又如何交會交戰？對兩千多年前的將帥來說，這是個很棘手的實戰問題，弄不好可能只有第一排的戰車能與敵人交上手，后面的戰車則自我擁擠、互相碰撞、亂成一團，不用打就垮了;對今天的研究者來說，這是個很不好解決的學術難題，至今還沒有人能夠復原出一個令人信服的春秋多排制車陣模型，進而令人信服地建立起春秋時代大規模車戰的歷史圖景。

但不管怎么說，春秋時期集中使用大量獨轅馬車搭載兵士作戰的情況，在世界歷史上是少見的。古典戰車運用的衰落，開始于春秋晚期，主要原因是爭霸戰爭發展導致作戰地域擴大，戰場環境日益復雜化，只適于平原曠野馳騁的馬拉戰爭越來越難以適應，于是步戰復興，步兵得到大發展。戰國時期騎兵的發展進一步加劇了戰車的衰落。戰國晚期秦、楚等大國的軍力結構都是“車千乘，騎萬匹，帶甲(或持戟)百萬”，軍隊的主體是帶甲持戟的百萬步兵，戰車和騎兵都起輔助作用，其共同特點是機動性好、突擊力強，但騎兵的適應性更好，所以當漢武帝大力發展了騎兵之后，古典戰車就完全退出了戰爭舞臺。與此同時，漢代興起了雙轅的畜力車，主要用于運輸，在軍中也有廣泛使用，除了載運輜重，也用于防御設障，后人有時也稱之為戰車，但與古典戰車已完全不同。

從戰國、秦漢起，就出現了強弩這種兵器。歷代記載不少。《戰國策·韓策》記載：“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溪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漢代許慎說天下好弩材料中有“溪子”。居延漢簡有“大黃力十石弩”的記載，三國兩晉以及隋唐一直都有著名的弩出現，如眾所周知的諸葛連弩。晉代還有一種腰引弩，《馬隆傳》里有記載。到了宋朝，西夏又有神臂弩，在您看來，這些弩的真實性有多高，它們真的有傳說中的那么大的威力嗎？鐘少異：你提到的關于弩的這些材料，基本上都是真實的，而非虛幻的傳說。需要區分的是，其中有些是手持弩，有些是安裝在架上發射的弩砲。能射六百步外的，應是弩砲，其弩力極強，需用絞車張弦，所以古人稱之為“車弩”“絞車弩”。秦始皇在海邊射巨魚，就是用的這種弩砲。漢簡有關弩力的記載，甚至高達“四十石”。我曾作過粗略分析，漢簡所記十石以上的弩，有些是弩砲;二十石以上的弩，應都是弩砲(見拙著《中國古代軍事工程技術史》上古至五代卷，403-406頁)。

中國手持弩的發展高峰是在漢代，李約瑟曾對漢代的青銅弩機贊嘆不已，認為是古代機械工程技術的杰出成就，可以與現代的“來福槍機”相媲美;弩砲的發展高峰是在宋代，宋人將弩砲稱為“床弩”或“床子弩”(床或床子即指安裝弩的架子)，宋代床弩的射程達到“千步”，約合一千五百五十米，這大概是冷兵器時代拋射武器射程的世界之最。床弩在元代仍有使用，蒙古軍西征也用了床弩。宋元時期還用床弩發射用火藥制作的燃燒彈和爆炸彈。到了明代，床弩就從戰場上消失不見了，其原因主要是火器發展起來了。但手持弩的情況有些復雜。在漢代之后，中國的手持弩技術就陷入了停滯，非但沒有進步，反而逐漸退化，到了宋元明清時期，雖然軍中一直也使用一些手持弩，但精妙的漢代青銅弩機卻失傳了，宋元明清時期的手持弩，大體就類似于我們今天在西南云貴地區的少數民族中還能夠見到的那些狩獵用弩。中國弩的發展演變過程及其中的歷史原因，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文化現象，還需要深入調查研究。

說到發展停滯，有一個問題很受關注：中國為何在火槍出現后的幾百年里，沒有大規模出現西方那種“排隊槍斃”式的火槍陣，而是一直將弓在軍隊里使用到十九世紀？有的冷兵器研究者比較了中國的反曲弓與火器，得出結論說，中國因反曲弓比火繩槍乃至燧發槍都強，所以長期壓制火器發展，對此您怎么看？鐘少異：這種現象確實說明中國早期火器發展緩慢，難以淘汰冷兵器，所以形成了與冷兵器長期并用的局面。其中的根本原因，我認為還是古代中國的文明特性導致火器發展的動力不足。中國早期火器的發展曾經歷了兩次嚴重的停頓。自從我們的祖先在北宋初把火藥應用于軍事，創制出世界上最早的火藥兵器后，在南宋和元代，中國早期火器有了突出的發展。在這個時期，爆炸性火器從紙殼發展到鐵殼，出現了鐵殼爆炸彈;管型火器，從紙管、竹管發展到金屬管，從噴射火焰發展到發射子彈，出現了金屬管形射擊火器——火銃，這是后世槍炮的鼻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發展，就是出現了反推式的火箭。

到了明朝永樂時期，開始于北宋的中國早期火器的發展達到了一個高峰。這時，金屬管型射擊火器——銅火銃代表了火器技術的最高水平。永樂時期的銅火銃，兩種類型，手持銃和架射火銃，結構上、制造上，比起之前洪武時期和元朝的銅火銃都有很大的進步，而且非常規范。從現在發現的元明火銃來看，管型火器進入金屬管時代以后，逐漸表現出了規范化的跡象或趨勢，在永樂時期，規范化程度就比較高了，比起之前的洪武火銃和元火銃都明顯突出。達到這個高峰以后，中國早期火器的發展也就停頓了下來。永樂之后，從宣德到正德的一百來年，中國火器看不出有什么顯著的發展表現，基本就處在停滯的狀態。而且，與永樂火銃相比，從宣德到正德時期的銅火銃反而有退步的跡象，一是制造沒有永樂時期精細，二是規范性降低了。所以這一百來年，總體上是停滯和退化。

從嘉靖時期開始，中國火器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出現了新的趨勢。這是因為西方火器傳來所刺激、所帶動的。首先是西方的佛郎機炮和火繩槍(鳥銃)傳來，中國進行仿制，這是從嘉靖時期開始的，這標志著中國火器迎來了第二個發展階段。接著，在天啟、崇禎時期，西方的加農炮——西洋大炮(又稱“紅夷炮”、“紅衣炮”)傳來，中國又進行仿制，火器技術又上了一個臺階。然而，以仿制西方火器為主的中國火器的這個發展階段，從明朝嘉靖時期開始，經過萬歷、天啟、崇禎時期，持續到清朝康熙前半葉，也就終止了。這一停止是非常明顯的，基本上是清朝統治者自動放棄發展。

明末清初仿制西洋大炮，主要是依靠傳教士來設計、指導和監造的，康熙年間南懷仁貢獻最大。康熙初年，內亂外患迭至，應軍事急需，南懷仁幫助清廷鑄造了大量火炮，在平定三番、平定準噶爾、統一臺灣、抵御沙俄入侵黑龍江等一系列戰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也使明末以來對西方火器的仿制達到了高潮。康熙二十八年，海內基本安定，清廷根據南懷仁的設計，鑄成了六十一門重型火炮——“武成永固大將軍”，代表了明末清初中國仿制西方火器的最高水平，也標志著明末清初仿制西方火器高潮的終結。這之后，康熙、雍正、乾隆、嘉慶諸朝就再沒有造過這樣大型的火炮，清廷也漸漸不再重用傳教士，火器方面的發展基本停止，又陷入停滯和退化狀態。如果說乾隆時期火器技術還勉強保持了康熙時的水準，那么乾隆之后，就越來越不濟了。直到鴉片戰爭時，清朝的火器制造仍然還是遵循康熙時的“祖制”，但技術全面退化。鴉片戰爭爆發前，東南沿海地區為加強海防，按照祖宗的老法式趕造了一些大炮，其技術水平和質量，明顯還不如乾隆、康熙時期。

中國早期火器發展的這種自我停頓現象，用反曲弓的壓制來解釋，恐怕簡單化了，也說不太通。明末清初引進的西洋大炮，其威力早已遠超反曲弓;當時歐洲燧發槍也已傳入中國，但清人根本不加以發展推廣，而歐洲正是通過不斷改良推廣火炮和燧發槍，在十七世紀末徹底淘汰了弓箭手長矛手。為什么中國不進一步發展推廣西洋大炮和燧發槍？在康熙、乾隆的心目中，顯然是有點西洋大炮和鳥銃(火繩槍)就足矣。對此，我深感有必要從古代中國的文明特性來分析探討深層次的根源，這也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學術課題。

古代制造兵器離不開鋼鐵冶煉技術。現在有些軍事愛好者對中國古代的鑄鐵技術推崇備至，對西方古代主要的冶煉產物熟鐵非常不屑。對這種技術上“兩條路線的斗爭”，不知您怎么看？鐘少異：中國古代鋼鐵冶煉技術的突出特點是形成了以生鐵冶煉為主的技術路線，這與歐洲長期沿用塊煉法冶鍛熟鐵的技術路線相比，有兩個明顯的優勢，一是冶煉液態生鐵顯著擴大了煉鐵規模，能夠獲得大量鐵原料;二是用液態生鐵進行鑄造適于大批量生產鐵器。但生鐵質脆，生鐵冶鑄不適于制造兵器，所以盡管春秋戰國時期生鐵治鑄已有規模化發展，但主要是生產農具，這個時期的鐵兵器仍然主要用塊煉法冶鍛熟鐵的方法制造。之后，我們的祖先發明了將生鐵炒煉脫碳以獲得熟鐵或鋼的技術(對這項技術，以往都沿用現代術語稱之為“炒鋼”，華覺明先生認為，中國古人炒煉生鐵基本上是對含碳量不加控制地一炒到底，獲得的大多是含碳很低的熟鐵，更宜稱之為“炒鐵技術”)，才從根本上克服了生鐵不宜制造武器的難關。這項技術在西漢時期迅速推廣，才使鐵兵器淘汰了青銅兵器，由此也確立了中國古代鐵兵器的基本制造方法：即炒煉生鐵獲得熟鐵，用熟鐵增碳折疊鍛打制成兵器。這個方法，可以說繼承、融合、升華了早期冶鍛塊煉法熟鐵的技術;不僅用于制造兵器，也廣泛用于制造優質的農具和手工生產工具。因此，我認為中國古代鋼鐵技術的特點不能僅僅概括為生鐵鑄造或生鐵冶鑄，而應概括為，以生鐵冶煉為基礎，包括兩個基本方面：冶煉液態生鐵，用生鐵進行鑄造;炒煉生鐵成熟鐵，用熟鐵進行鍛造。中國古代鋼鐵技術的這兩個方面緊密聯系，相輔相成，我們研究探討問題時不可偏廢。

澎湃新聞：有人認為，在馬鐙出現之后，騎兵才能成為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那么，除了自幼生長在馬背上的游牧民族，農耕民族的騎兵是不是直到馬鐙出現后才能獲得決定性的地位呢？楊泓先生說，“人們對于完備馬具的需求情況是：過著游牧生活的騎馬民族并不迫切，而非騎馬民族為了掌握騎術，自然更迫切地求助于完備的馬具。”也就是說，他認為，農耕民族的需求更為迫切，科技水平更高，于是率先研發出了馬鐙。對此您怎么看？

鐘少異：關于馬鐙發明的意義，我覺得需從三點來看：第一，評價馬鐙的意義，首先要看到在馬鐙出現之前，騎兵已經有較長的歷史，并且已經在世界戰爭舞臺上創造了壯觀的業績。發生在東亞的漢匈戰爭，其決定性的作戰方式就是在廣闊草原上進行大規模的騎兵集團對抗，這些騎兵都是無鐙騎兵。第二，要看到發明馬鐙的四世紀，正當歐亞大陸上開始形成騎兵重裝化的發展浪潮，其表現是騎兵和戰馬都披上鎧甲，騎兵鎧甲更趨完備，由防護嚴密但機動性較差的重裝騎兵(“甲騎具裝”，即后世所謂“拐子馬”)組成嚴整的陣形互相碰撞廝殺。對重裝騎兵來說，馬鐙是上馬時登踏借力和騎乘時穩控戰馬的急需之物，如果沒有馬鐙的借助，穿著笨重的騎兵要爬上同樣穿著笨重的戰馬會非常困難，而要想在馬背上騎穩當就會更加困難。因此，馬鐙的發明與中古時代的騎兵重裝化趨勢密切相關，其最直接的重大作用就是解決了重裝騎兵的騎乘問題，由此促成了歐亞大陸騎兵重裝化浪潮的到來。第三，有了馬鐙，騎馬更加安穩，訓練騎兵更加容易，騎兵也能更好地發揮戰斗效能，因此馬鐙的出現標志著騎乘馬具的完善，也標志著騎兵裝備的完善。七世紀后重裝騎兵在歐亞大陸上逐漸退潮，騎兵的主體恢復了輕捷快速的傳統——人著甲馬不披甲，但鞍鐙齊備，組訓和作戰更加便利有效。這時，習慣了鞍鐙齊備的騎乘者，要他們再像老祖先那樣去騎無鐙馬，勢必困難重重了。

楊泓先生是國內最早關注馬鐙發明問題的學者，他的觀點很有道理。目前在中國東部的農耕地區發現了馬鐙發明的完整證據鏈，即從單鐙到雙鐙的較豐富的實物和圖像資料。這些資料說明，古人先是在馬的一側裝一個小鐙，僅供上馬登踏，騎好后就不再使用;之后才發展為在馬的兩側都安裝上鐙，供騎乘時雙腳踩踏。從出現單鐙到形成雙鐙，在不長的時段內就完成了，根據中國的資料，這個發明過程發生于公元300年前后，至遲四世紀初已有雙鐙(參見拙著《中國古代軍事工程技術史》上古至五代卷，497-500頁)。其時中國正進入東晉十六國時期，騎兵重裝化的浪潮迅速興起，鎧馬騎士成為戰場上的主力，也成為那個時代獨特的標志(時人將著甲的戰馬稱為“鎧馬”，據《晉書》記載，石勒大敗姬澹時俘獲鎧馬萬匹，姚興擊敗乞伏乾歸，收鎧馬六萬匹)。

您自己寫過一篇《6-8世紀中國武器中的外來影響》，除此之外，還有哪些關鍵性的外來影響呢？舉個例子來說，元代的襄樊之戰，元軍使用了“回回砲”來攻打樊城、襄陽城，而這種兵器是由回族學者發明的。套用時髦的說法，我們是不是可以稱之為中國兵器發展的“內亞性”？鐘少異：古代兵器的傳播交流及其影響，是技術史、軍事史也是文明史研究應關注的重要內容，但目前各方面對這個內容都還注意不夠，研究非常有限。除了少數問題，如對火藥西傳和早期火器東西互漸的研究較充分外，大量問題都缺乏深入、系統的研究。我自己對這個方面也缺乏研究，知之甚少。當初寫《6-8世紀中國武器中的外來影響》一文，主要是因為讀薛愛華《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覺得書中有關唐朝武器中外來物的論述過于薄弱且不夠準確，于是略述個人所見，實在也是很沒有系統性。

你提到“內亞性”的問題，確實，在中國史研究中需要關注亞洲內陸文明及其與中原文明的互動關系，需要關注亞洲內陸文明在溝通東西方中的作用。研究中國古代兵器和軍事技術的傳播交流問題，也很需要有這樣的視野。火藥西傳是較典型的一個例子。在宋元時代，中國人發明的火藥通過絲路貿易和蒙古軍西征傳到阿拉伯地區，進而又由阿拉伯傳入歐洲，對歐洲和世界歷史進程產生了巨大影響。歷史的這種結果，離不開諸多亞洲內陸民族的活動。又比如拋石機的傳播。在火炮發明之前，拋石機是威力最大的攻城武器。古代拋石機有人力曳索式和配重式兩種主要類型，中國很早就發明了曳索式拋石機，傳到阿拉伯地區，阿拉伯人對其進行了改良，發明了威力更大的配重式拋石機，蒙古軍南下攻宋時，從阿拉伯地區引進配重式拋石機，終于攻陷久圍不克的襄陽城，打開了滅亡南宋的大門，中國文獻中因而把配重式拋石機稱為“襄陽砲”“回回砲”。但目前對拋石機的研究和史料挖掘還不夠充分，其傳播改良過程中的許多情況不甚了了。

類似還有許多重要問題，需要以內陸亞洲乃至歐亞大陸的廣闊視野去把握，而國內學術界目前的工作都還比較初步，比如冶銅術的起源和傳播，冶鐵術的起源和傳播，馬車的起源和傳播，騎馬的起源和傳播，騎兵重裝化浪潮的興起、傳播和衰落，等等。深入地究明這些問題，才能對歐亞大陸古代文明的互動和發展建立起真切的圖景，這還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