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江本是木船一統天下，近代以來四川的大小河流全靠木船經營運輸。重慶乃長江上游航運中心，川江水系木船常年云集港內，數以千計。各地船主為發展壯大，以地區或貨物分類，組成行幫，抱團從業。

幫派眾多 山頭林立

清朝乾隆年間，重慶木船運輸業已經有廣幫、川幫之分。據《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記載：“廣幫裝撥下楚一切等省客貨，川幫裝撥本省境內進出一切口岸地方客貨……已立合約，彼此不得爭裝。”到清光緒三年(1877年)，以重慶為中心形成三大木船幫派，以朝天門為界，長江上游的船幫稱上河幫，長江下游的船幫稱下河幫，嘉陵江為小河幫。

各大幫內又有若干小幫，各自把持大小河和本幫地區的航運業務。上河幫分為七幫：富鹽幫、金堂幫、嘉陽幫、敘府幫、合江納溪幫、江津幫、綦江幫。下河幫分為八幫，其中包括川五幫：大紅旗幫、長涪幫、忠豐石幫、萬縣幫、云開奉巫幫;楚三幫：長旗幫、短旗幫、廟宜幫。小河幫分四幫：渠河幫、合川幫、遂寧幫、保寧幫。

此外，還有往來于重慶的攬載五幫：木洞洛磧攬載幫、長壽攬載幫、忠豐石攬載幫、涪陵攬載幫、萬縣攬載幫，以及重慶各區縣擁有的九個船幫，總計以重慶為中心的川江木船運輸業共有三十三幫。各幫自成山頭，儼如防區，但一般不會主動挑起沖突。

船幫擁有多艘木船，成批承運糧食、布匹、山貨、鹽、茶葉等物資，有時也受雇運送客商，是近代效率最高的運輸組織。

行規行章 強制執行

船幫的形成，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單船運輸量有限，遇有大客商貨單，單憑一家船只難以承運，只有組成船隊才能接大單。其次，船民以船為家，居無定所，容易被人欺負，必須拉幫結派自衛，其成員大多為親戚或同鄉關系。第三，川江灘多浪激，遇險時必須有人傾力相助，唯有幫派靠得住。

當然，允許船幫存在，也有官府想控制船民，維護社會秩序的因素。船幫的主要使命，大致為執行官府旨意，向船工指派官差，收取雜費。掌握本碼頭班子，舉辦封建性禮教活動。出頭承攬客貨，與貨主協商運價。訂立行規條款，督促執行，調解糾紛。

為了服眾，船幫會首多由袍哥大爺擔當。他們上與官府來往，下與地方頭面人物應酬，船民大小事情均需仰仗他們出面斡旋，以求安全保障和業務關照。為此，船民必須向會首繳納各種費用，如靠岸費、業務介紹費、船頭費、紅利錢等。他們還要向行幫交納各種封建性禮教的抽頭費，如陰歷三月十五的財神會、四月廿八的岳王會、六月初六的王爺會等費用。

1936年，袍哥大爺張曉嵐秉承官府意旨，組織萬縣民船商業同業公會，將萬縣港各船幫置于其管轄之下。凡在萬縣港裝貨，均須按貨物分類收費，如鹽每包收費三角，攬載船要送“四節”錢，即臘月辭歲、正月拜年、端午賀節、六月六王爺會四個節日，不送錢者封船禁航。

時代進步 終至衰落

19世紀末，外國機動輪船進入重慶，標志著川江航運的機器時代到來，具有進步意義。同時，卻給木船運輸帶來滅頂之災。

機動輪船馬力大，承載力強，川江干流進出口貨物和旅客，逐漸被輪船奪走，木船業務受到很大影響，船工難以維生。各船幫為了生存，進行過暴力抗爭。1922年，下河八幫鹽運業務受到輪船威脅，幫主糾集船主及船工強行登輪，大肆搗毀機器設備，砸死領江員。1923年，船幫又在萬縣殺死“安利”洋行代表霍勒，引起國際糾紛。但是，由于軍閥割據，沿江關卡林立，盜匪充斥，鹽商們考慮以木船運鹽損失巨大，后來將鹽全部托交輪船運輸。其他客商也紛紛效仿。大勢所趨，船幫莫可奈何，木船業走向衰落。

幫派組織封建性強，地域色彩濃重，規模較小，比較分散。它們既不便于承擔大規模的運輸，又缺乏健全的管理機制。在船只精良，運輸種類齊全，管理體制先進的輪船公司的壁壘前，很難與之競爭，最終敗下陣來。木船幫的成員或求職于輪船公司，或自謀職業，只剩下少數船只，承運短途業務。

1936年11月，替代船幫的重慶市撥船船員工會成立，辦事機構設在東水門，負責人葉竹青。該工會下設金紫門、南紀門、太平門、東水門、朝天門、千廝門、臨江門、黃葛渡、海棠溪九個分會，代理船工事宜。

抗戰時期長江中下游失守，航線縮短。為加強聯系西北地區，國民政府交通部將嘉陵江納入航運重點，開通重慶經合川、南充、閬中、蒼溪到廣元的航線。因嘉陵江河道彎多水淺，木船重新派上用場，本埠回升到千艘以上，每只船平均載貨15噸，為抗戰作出了積極貢獻。

新中國建立，機動船逐漸取代木船。到1980年代，木船和動聽的川江號子，一道消失在歷史長河中，卻在老市民的腦海中留下難忘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