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16日16時，“一戰(zhàn)于淝水，再戰(zhàn)于臨沂，三戰(zhàn)于徐州，四戰(zhàn)于隨棗，終換得馬革裹尸還，以集團軍總司令之位殉國”的張自忠將軍一生的傳奇戛然而止。

當時國內(nèi)有張將軍是以死表清白的說法，因1937年發(fā)生了兩件事：4月，張自忠率冀察國外旅行團訪問日本;7月28日，張自忠奉命代理冀察政務(wù)委員會委員長及北平市長等職留守北平，這兩件事當時曾經(jīng)使輿論對張自忠產(chǎn)生了很大的誤解，甚至上海市各界抗敵后援會曾致電國民政府，要求將張自忠明正典刑。

七七事變爆發(fā)時，父親正因病在北平家中休養(yǎng)，當時宋哲元軍長尚在山東老家，父親就抱病與日軍進行交涉。7月11日宋哲元到了天津，14日父親趕到天津去見他，然后奉命在天津繼續(xù)與日軍交涉。7月19日宋哲元返回北平。23日父親在津?qū)τ浾甙l(fā)表談話，表示“自信愛國尤向不后人”。7月25日父親奉宋哲元召，于下午五時乘平榆(北平-榆關(guān)，榆關(guān)即山海關(guān))四次列車離開天津，當晚七時半抵北平，秦德純(二十九軍副軍長兼北平市市長)和石友三(冀北保安司令)等到車站迎接。下車后，父親即趕赴西城武衣庫(現(xiàn)政協(xié)禮堂南面)的宋宅見宋哲元，然后到東城鐵獅子胡同的進德社出席冀察要員會議。26日發(fā)生了廣安門事件，日軍向二十九軍發(fā)出最后通牒。7月27日宋哲元嚴詞拒絕日軍的最后通牒，并通電全國，表明了“自衛(wèi)守土”的決心。

7月28日凌晨，日軍從北平南北兩個方向向二十九軍發(fā)動了全面進攻。二十九軍在南苑作戰(zhàn)失利，趙登禹、佟麟閣兩將軍殉國。下午，宋哲元、秦德純、馮治安(三十七師師長)、張維藩(二十九軍前參謀長)和我父親五人在進德社召開緊急會議商量對策，最后做出決定，宋哲元奉蔣介石電令移駐保定坐鎮(zhèn)指揮，二十九軍主力撤離北平，北平城內(nèi)僅留下獨立二十七旅和獨立三十九旅。

宋哲元命我父親代理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冀察綏靖公署主任和北平市長，父親本不愿留在北平，因為他十分清楚這樣做的后果，但在宋哲元的一再堅持之下，父親最終同意留在北平，“維持十日”。

當晚，父親告訴張克俠(二十九軍副參謀長)下午二十九軍首腦會議所作決定，并讓他通知從南苑撤到城內(nèi)的部隊趕快離開北平去追趕大部隊，同時致電李文田(三十八師副師長)表示：“我等受國大恩，不為不重，現(xiàn)在為我輩報國之日，兄負責保守北平，后事已有遺囑交舍弟亮忱(我叔叔)主持，天津由弟負責指揮，津郊部隊及保安隊負責守備，不惜一切犧牲，與敵周旋。”

29日下午，父親先后到冀察政委會和北平市政府就職，并召開會議，研究北平的治安、金融和糧食問題。另外，宋哲元到了保定之后，依然通過電報和電話與我父親保持著聯(lián)系。

在留守北平期間，父親將平津作戰(zhàn)中的負傷者安排治療，將陣亡者予以安葬，對沒來得及撤離的29軍官兵眷屬則派員予以接濟，或分發(fā)路費讓他們離開北平，返回故鄉(xiāng)。

7月31日，駐北苑的獨立三十九旅被日軍繳械。8月1日，父親在得知此消息后，感到情況不好，馬上召見北平城內(nèi)的獨立二十七旅旅長石振綱及該旅兩團長，要他們迅速突圍。當晚二十七旅便撤離北平城，突破日軍的包圍后，經(jīng)昌平、陽坊抵延慶。當日，父親也試圖率手槍隊離開北平，剛出德勝門便遭日軍截擊，只得返回城內(nèi)。

8月3日，父親以“離職不在北平者太多”為由，將秦德純等八位冀察政委會委員開缺。8月4日，父親任命張允榮等八人為冀察政委會新聘委員。8月5日，父親便致函冀察政委會常委，聲明“辭去代理職務(wù)”，隨即住進了東交民巷的德國醫(yī)院。就這樣，父親在北平先后一共維持了八日。

過去有人說過，父親的犧牲是因曾被誤解，受到恥辱，而以死來表清白，一定要犧牲在戰(zhàn)場，現(xiàn)在還有類似的說法，我認為這是不準確的。我把我了解的情況及我的認識，敘述如下：

父親當年在平津時期，沒有做過對不起國家民族的事情，訪問日本和留守北平都是奉命而為。當年的民眾和媒體都是非常愛國的，迫切要求與日本一戰(zhàn)。那時我還是小孩子，就怕做亡國奴，七七事變后，當聽到二十九軍的戰(zhàn)士英勇守衛(wèi)盧溝橋，我們都熱血沸騰。媒體和民眾當時對我父親的誤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父親出生在孔孟之鄉(xiāng)的山東，自幼受傳統(tǒng)道德的教育，后來在馮玉祥先生的西北軍中受到了真愛民、不擾民、身先士卒、誓死報國的教育。受到誤解，對于這樣一位山東硬漢來說，確實是極大的傷害，但是他不會只為洗刷個人的屈辱而求一死，以示清白。這一點，從父親的話語、信件中，也可見一斑。

1939年8月，父親到重慶述職，對前來采訪的《時事新報》記者表示，“我每次作戰(zhàn)，都以‘必死’自誓，同時亦以此告誡部下，以往諸戰(zhàn)役，如臨沂之攻擊、潢川之防御、京鐘路之會戰(zhàn)以及敵人所謂‘五月攻勢’等大小數(shù)十戰(zhàn)，莫不賴此而轉(zhuǎn)危為安。”我軍在各方面都遠遜于武裝到牙齒的日本侵略軍，在這種情況下，“置之死地而后生”是父親指揮部隊作戰(zhàn)的一種方式。

1940年5月，父親在東渡襄河之前，給五十九軍諸將領(lǐng)寫了一封信，其中講：“國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為其死，毫無其他辦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決心，我們的國家及我五千年歷史之民族，決不致亡于區(qū)區(qū)三島倭奴之手”，這就是父親當時的心跡。

就是這樣，每當戰(zhàn)況緊急，父親便抱著必死的決心指揮部隊。父親每次出去作戰(zhàn)都會留下遺書。父親有一個副官叫朱增源，父親犧牲以后，一位朱副官就在重慶北碚守墓守了十年。朱副官講，只要是一打仗出去，父親就留下遺書，等著回來就一撕一燒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