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10月3日，昔日北洋大佬、如今文華殿大學士李鴻章歐游歸來，曾任駐日使館參贊的黃遵憲聞訊立即親赴津門，向李中堂求教外交局勢。此刻李氏得意之情溢于言表，頗為自負地告訴黃：“二十年無事總可得也！”半月后，光緒召見李鴻章，據說“垂詢甚殷”，超過二刻。既然蒙兩宮如此“溫諭慰勉”，李氏心氣愈加高漲，在給老友兩江總督劉坤一的信中透露：“越日遂有譯署之命，未敢固辭。今日交涉，視前倍難，補救無從，唯有同分謗議而已。”不難看出，除了慨嘆任重道遠，其弦外之音乃因甲午一戰(zhàn)跌入仕宦低谷的李鴻章，似再受重用，強勢回歸。

李鴻章

那李氏心中滿滿的自得究系來自何處？這全倚仗一份止住了他下滑運勢的外交協定：《中俄密約》。

聯俄制日 遠東征服

中俄之所以會簽訂此密約，實為醞釀甚久、各懷心事之結果。

所謂“聯俄制日”政策，濫觴于古代之“以夷制夷”思想。這本是春秋時代中原各國防御周邊非華夏民族的一種策略，后為歷朝君主所秉承，演化成對付國內少數民族之一貫手法，亦稱作“以夷伐夷”或“以夷攻夷”。晚清以降，為應對各路西方列強之鯨吞蠶食，清政府將此策略常態(tài)化，即利用國際關系上各國間的矛盾，聯合、利用或依附某國來對抗其他國家，謀取實現本國外交安全。

三國干涉還遼的情景

堪稱黑色幽默的是，起初李鴻章曾將抵御西國的寶壓在日本身上。李氏提出聯日，“以東制西”，畢竟“日本距蘇浙僅三日程，精通中華文字，其兵甲較東島各國差強，正可聯為外援，勿使西人倚為外府。”正鑒于此，1871年，李力排眾議，與日訂立《中日修好條規(guī)》，其中規(guī)定“若他國偶有不公或輕蔑之事，一經知照，必須彼此相助，或從中善為調處，以敦友誼。”誰成想被清廷視為“同文同種”的友邦日本，居然玩的是外交訛詐之把戲。到了1874年，日本悍然出兵臺灣，李鴻章大呼上當，指出“為今之計，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敵制敵之策，乘機次第與泰西各國立約，借以牽制日本”。1881年中俄伊犁交涉期間，李轉而主張聯俄拒日。

俄皇亞歷山大二世

而此時的北鄰俄國，也正悄然制定一項“遠東征服”計劃。1885年，俄國單方違背了英、俄之前諾言，進攻阿富汗北部邊境，俄英矛盾由此激化。最終俄方慘敗，中、近東侵略計劃頓挫。這一切皆促使俄把擴張目光再度投向遠東。NBA流行的一句口號叫：“贏球靠防守”，此道理也適應于對外戰(zhàn)略。俄國欲征服遠東，首要須做好防御，此乃立足之本。故解決遠東防御問題遂成為這一計劃的關鍵所在。經過長期勘察與反復討論，俄國官員認為，修筑一條橫貫西伯利亞的大鐵路，能解決這一難題，且最切實可行。此方案得到沙皇的大力支持。

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曾言：“我閱讀了西伯利亞總督的許多報告，我必須以遺憾和抱愧的心情承認，對于這塊富饒的地區(qū)，政府以前實際上沒有做任何事情來滿足它的需要，它被忽視了，但現在是時候了，而且照舊是該采取行動的時候了。” 同年，沙皇發(fā)布了修建西伯利亞鐵路的命令：“要按最短的路程修建一條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

19世紀末主持俄國國務的大臣維特一語點破沙皇修路之個中三昧：

皇帝曾經想把俄國的實力擴大到遠東，他之所以有這個念頭，是因為他第一次出巡就到過遠東。不過，他當時當然沒有形成任何肯定的計劃;他只是自發(fā)的想涉足遠東、攫取那里的地方。

北極熊已虎視東北！

前門拒狼 后門引虎

對于俄國之野心，清廷中樞似渾然不覺。

1895年4月17日，中日簽訂《馬關條約》。條約規(guī)定：將遼東半島、臺灣和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遼東半島”問題，嚴重挑戰(zhàn)到俄之“遠東征服”計劃，自然引來其強烈反響。早在《馬關條約》簽訂前，俄國政府就已有所行動。維特在得知日本有意染指遼東半島后，立即向沙皇尼古拉進言：“除非我們準備面對一場戰(zhàn)爭，或放棄遠東的廣大市場”，否則“我們決不能容許日本在大陸上獲得鞏固的立足點”和“攫取中國領土的任何部分”。維特認為，日本占領遼東，其意圖“主要是針對我們的，假如日本占領南滿，對我們將是威脅”，況且“假如我們現在讓日本人進入滿洲，為要保護我們的領土及西伯利亞鐵道，就需要數十萬軍隊，并大大增強我們的海軍”。總之，倘若當下置之不理，今后對于俄國遠東利益，肯定遺患無窮，決不能坐視日本在中國為所欲為。維特還指出，如果俄國干涉遼東問題，阻止日本的侵占計劃，“這樣，我們就會成為中國的救星，中國就會尊重我們的效勞，從而會同意用和平方式修改中俄的邊界”。于是俄國聯合法國、德國，于《馬關條約》簽訂當天，便命令三國軍艦在日本海面游弋。不久，三國正式向日本提出外交照會，“勸”日本放棄遼東。

眼瞅著三國之軍事警告步步逼來，已在甲午戰(zhàn)爭中耗盡國力、人力的日本，不得不對俄、法、德三國讓步。在俄調停下，日本準許清政府以3000萬兩白銀贖回遼東半島。毋庸置疑，“三國干涉還遼”事件，是由俄國策劃與導演的一出“狼口奪食”的大戲，其用意是阻止日本人破壞它的“遠東征服”計劃，絕非向中國“獻愛心”。但在清廷看來，此舉恰印證了李鴻章“聯俄制日”的策略。在崇尚霸道與權謀的近代世界格局中，不管強國還是弱邦，若無幾個像樣的國際盟友，又焉能立足？俄國此番替中國出頭，頗讓四顧無援、苦苦尋求小伙伴的清廷，大有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盟友即在不遠處之慨。故三國干涉還遼的成功，使“聯俄制日”的思想最終定型。故李鴻章的聯俄策略，從理論上而言，具有積極意義，作為一個弱國，中國要想在西方列強的侵略下求生存，謀發(fā)展，實行以夷制夷，利用列強的矛盾的策略，是符合實際且迫不得已的。但從現實操作層面考量，該策略是把雙刃劍，倘運用不當，就會陷入自傷筋脈、“制夷不成反被夷制”的窘境。

俄國自然參透了清廷的心事，于是快馬加鞭，促成兩國結盟。1896年4月，恰逢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之期，按照外交禮節(jié)，各國皆應遣重臣前往祝賀。清政府擬派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前往，但俄以“王之春位望未隆，與各國遣使相形難于接待”為由，指定要清室王公或大學士前往，實際上暗示非李鴻章不可。而此時之李鴻章，正因《馬關條約》之咎，虎落平陽，入閣閑居。于是俄使“賄通西后與李蓮英，使改派鴻章，且請假以全權，辦理還遼報酬事宜。”清政府考慮到沙俄干涉還遼有功，又是中國的債主，得罪不起，加之“聯俄制日”亦是眼下外交戰(zhàn)略題中必有之義，于是改派李鴻章為專使。李氏行前還特受到慈禧召見，談話“至半日之久。一切聯俄密謀，遂以大定。”用李鴻章的話來概括即“聯絡西洋，牽制東洋，是此行要策”。

為使李鴻章同意俄國在中國東北的筑路計劃，沙皇可謂煞費苦心。他惟恐李鴻章先赴歐洲，于是派特使專程前往蘇伊士運河迎接李鴻章，并給予李俄國最高禮節(jié)待遇。1896年5月3日，中俄舉行秘密會談。在談判過程中，俄方代表維特軟硬兼施，一步步將李鴻章套牢。他一方面以“中國的救星”自居，聲稱“我們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好處，中國依靠我們才能得以保持領土完整”，并再三強調“為維護中國領土完整，必須有一條路線盡可能最短的鐵路，這條路線將經過蒙古和滿洲的北部而達符拉迪沃斯托克”。另一方面，他又恐嚇道，如果中國不同意“借地筑路”，那么“俄從此能再助中國矣？”可見維特已經真實意圖和盤托出。這顯然超出了之前清廷“聯絡西洋，牽制東洋”的預期。李鴻章自不敢答應。

維特未使李鴻章折服，于是沙皇尼古拉親自出馬。他單獨召見李鴻章，表示：“俄國地廣人稀，斷不侵占人尺寸土地;中俄交情近加親密，東省接路實為調兵捷速，中國有事亦便幫助，非僅利俄。華自辦恐力不足。或令在滬華俄銀行承辦，妥立章程，由華節(jié)制，定無流弊。各國多有此事例，勸請酌辦。將來倭、英難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

此等承諾，確令李氏心動。何況中俄兩國間談判進展到這一步，李鴻章頗有些騎虎難下的尷尬，盡管“借地筑路”讓人甚感棘手，但考慮到此行目的是為“牽制東洋”而“聯絡西洋”，若繼續(xù)僵持，很有可能“東洋”還沒被“牽制”反倒得罪了“西洋”，雙方不歡而散，豈不是舊仇未泯，又添新怨，到頭來竹籃子打水一場空？為爭取“聯俄制日”，李鴻章遂決心接受俄議。他在1896年5月14日給總理衙門的電文中極力勸說總署，“約文無甚悖，若回絕必至失歡，有礙大局”。

后李雖在“借地筑路”問題上打算給俄國設置一些障礙，但維特巧施妙計，慷慨承諾如果建筑鐵路一事順利成功，將付給他三百萬盧布以為酬勞，并為此制定了一份議定書。李當然不會跟財神爺過不去，遂調頭做清廷工作，“俄既推誠，華亦推誠相與，勿過疑慮云……時促事煩，求及早請旨電復遵辦”。

1896年6月3日，李鴻章與俄國代表穆拉維約夫、維特分別在《御敵互相援助條約》(即《中俄密約》)上簽字。

該條約雖名為中俄兩國互相援助，但實際兩國權責并不對等。從長遠看，如果中國真正履行條約，俄國在戰(zhàn)時、平時都可以利用中國的土地、物資、港口等資源為己所用;而中國只有在戰(zhàn)時且俄國履行條約的情況下，方有資格享受某些利益。俄國達到了西伯利亞鐵路支線穿過中國東北的目的，將侵略矛頭名正言順的伸展到中國東北;而清廷從中得到的不過是俄國一句空頭承諾。說穿了，俄國利用清政府急于求援心理，趁火打劫了一遭。《中俄密約》本質上，是一個不平等條約。

清政府本欲關上前門驅走豺狼，孰知后門洞開，引來了虎豹。

中國的陽謀，俄國了然于胸;俄國的陰謀，難道諳熟外交的李鴻章未識破分毫？

翁相補臺 李相拆局

故甲午之后，淮軍四零八落、大勢已去，直督、北洋大臣職務又一并罷掉，李鴻章活脫脫一個“光桿大學士”。若想東山再起，李所能憑依的，唯有其縱橫捭闔近四十載的外交經驗。誠如高陽所言：“李鴻章一生事業(yè)，毀于日本;亟謀聯俄制日，以為報復。”故李之極力達成中俄聯盟，又隱伏其個人政治私念：借俄國之虎威，驅走其視為“豺狼”之翁同龢。此招堪稱“險上加險”：一來兇險，二來陰險。

俄國之行，李鴻章給清廷埋了一顆定時炸彈。到了1897年，一記雙響炮便讓朝堂眾人大為驚駭。當年11月1日，兩名德國天主教徒在山東曹州被殺，這為德國入侵垂涎已久的膠州灣提供了最佳的借口。從東亞地緣政治上審視，膠州灣對于俄國也十分重要。就在3個月前，德皇威廉二世訪問俄皇尼古拉二世，特意詢問膠州灣問題。俄皇允諾若必要時，德國可以使用此港灣。自此，德俄兩國已達成默契。無怪乎德國外交大臣亨羅艾認為“在全世界的歷史上，沒有一個政治問題，就像膠州灣問題一樣，被兩位君主如此坦白而誠懇地加以討論。”狡猾的俄國人如同甲午年一樣，以德國為前驅，待其與中國攤牌后乘機揩油。

11月14日，德國艦隊駛進膠州灣。一日后，樞廷之上，居然仍是一派逍遙氣象：翁同龢“邀禮邸過余便飯，錢、剛二公作陪，劇飲縱談甚暢，自辰抵申正乃去”。除了恭王臥病不便外出，四大軍機悉數齊聚翁府，打開陳釀，佐以佳肴，酣暢淋漓地聊了足足八個小時。與此同時，光緒陪著慈禧“詣圓明園課農軒”，視察重修進度。就在這滾雷即將破空轟鳴之際，李鴻章卻在私底下忙得不亦樂乎。當日，李造訪俄國大使巴伯洛夫，請俄對膠州灣一事給予援助。第二天，翁同龢方知德國入侵之事。可見，李鴻章在俄國必設有眼線，且其故意遮蔽訊息，不透露給中樞，就是欲為俄國出兵東北制造口實，從而將失職禍水引向翁同龢。

翁同龢

臨此危局，翁同龢只得見招拆招，努力補臺。通過交涉，德國公使海靖提出“豎碑、撫恤、革李秉衡職、賠償、山東路礦及租膠州灣”六條要求。幾度磋商，對于中方意見，“彼不允卻不拂”，可知德方具有解決問題之誠意。稍后英國介入調停，總稅務司赫德徑直勸告翁：“此事若不速了，可憂者不僅兵費……各國添兵，意將何屬？而中國不聞耶;抑聞而不省耶？”言下之意，再拖下去，中國必有豆剖瓜分之禍。恰值此際，德國亦有盡快促成和約之意，至12月7日，相關條款基本議妥，中德交涉看似已近尾聲。

怎料翌日平地起驚雷，李鴻章居然私自邀請俄國向德國索取膠州灣，于是使得本趨明朗之局勢再度復雜化。握此口實，俄國大舉進軍旅順、大連，德國亦樂觀其成，甚至向俄表示“現在你的敵人就是我的敵人，……不管他是什么人”，態(tài)度轉而強硬，推翻前議。兩國合力玩起了雙響炮。

事已至此，清廷只得“打落牙齒和血吞”，再度與虛偽的盟友俄國討價還價。

1898年3月27日和5月7日，李鴻章、許景澄等與俄國代表分別在北京和彼得堡簽訂了《旅大租地條約》和《續(xù)訂旅大租地條約》，主要內容包括：

1、旅順、大連及附近水面租與俄國二十五年，如雙方同意，租期可以延長;

2、中國允許俄國將中東鐵路修支線至旅順、大連;

3、清軍不能在租借地里駐軍，俄國對租借地有調動軍隊和治理地方權利。

俄國從而解決了三大問題：西伯利亞鐵路支線穿過滿洲;在中國東北擁有了旅順、大連兩大“不凍港”及利用中東鐵路支線和西伯利亞鐵路把中國東北和俄國連為一體。

梁啟超曾追溯19世紀末列強瓜分中國狂潮之源頭，指出“蓋近年以來，列國之所以取中國者，全屬新法：一曰，借租地方也，二曰，某地不許讓與他國也，三曰，代造鐵路也，而其端皆賴此密約(《中俄密約》)啟之。”此一紙公文，給清末國人帶來的，是一場彌天的黑暗夢魘。

神對手+豬隊友=完敗！

1901年11月7日，李鴻章撒手人寰。俄國政府憾曰“此后中國再無助俄者”。兩年后，“拒俄運動”爆發(fā)，俄國企圖永久占據東北的美夢與清廷的“聯俄制日”計劃雙雙化為幻影。

清末政局之紛亂，向來讓人感覺霧里看花、終隔一層。不過大體而言，無非與外患、內亂、改革、政爭關聯。只是愈綿延到最后，內耗權斗愈發(fā)激烈，甚或群僚可借公事之名，行傾軋之實。所謂國家利益，往往掛在口中，虛懸心頭。走筆至此，不禁慨嘆：引虎拒狼，無異玩火自焚，誰都怕豬一樣的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