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建水渠

隋文帝于公元584年命宇文愷率眾開漕渠。自大興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漢代漕渠故道而東，至潼關入黃河，長150多公里，名廣通渠。這是修建大運河的開始。大運河對于中國來說遠比長城對于中國更重要。

大運河連接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連接了兩個文明。使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逐漸成為一體。“鴻恩大德，前古未比。”“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無警。于是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凌弱，眾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考之先王，足以參蹤盛烈。”這就是隋書里的“開皇之治”。

程朱理學祖師爺激動地評價這位偉大的皇帝：“地憑宸極，天縱神武，開運握圖，創業垂統，圣德也。撥亂反正，濟國寧人，六合八纮，同文共軌，神功也。玄酒陶匏，云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極配天，大孝也。偃伯戢戈，正禮裁樂，納民壽域，驅俗福林，至政也。”后世的魏征贊嘆道：“皇帝載誕之初，神光滿室，具興王之表，韞大圣之能。或氣或云，蔭映于廊廟;如天如日，臨照于軒冕。內明外順，自險獲安，豈非萬福扶持，百祿攸集。”可見大隋留給我們子孫后代的財富、對后世中國造成深遠的影響卻很多。如三省六部制、開皇律、州縣兩級制、均田制、大運河、科舉制度、長安城、洛陽城、義倉的創立。

法制改革

隋朝建立后，為鞏固統一，楊堅厘定了一套新的體制。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政治體制、賦稅、土地制度、法律、錢幣、對外關系等方面，都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創立并發展了諸多意義深遠的制度，開創了一代新局面。特別是他對政治體制包括法制的改革，對于唐朝的體制有著直接的影響，。

原來北周的官僚體制是依《周禮》而定，名多而繁亂。楊堅則參酌漢魏時期的體制，有所損益，在中央設立三師、三公、五省、六部、二臺、九寺、十二府。掌握政權的是五省，三師是榮譽稱號，沒有實權，授給有功勞的文武官。三公也僅僅是顧問性的機構，沒有實權，不直接參與國家政務，也不常設。

執掌國家政務實權的是五省，即內侍省、秘書省、門下省、內史省和尚書省。內侍省是宮廷的宦官機構，管理宮中事務。秘書省掌管書籍歷法，事務較少。以上二省在國家政務中不起重要作用，起作用的是其他三省，這就是后來被唐朝繼承的三省制。三省的設置，能互相牽制，避免了丞相一人專權的局面，把權力集于皇帝，加強了中央集權制。

地方行政機構方面，則由過去的州、郡、縣三級制改為州、縣二級制，廢郡。同時，將一些郡縣合并。簡化了地方行政組織，官吏的任用權一概由吏部掌握，禁止地方官就地錄用僚佐。改變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局面。不僅節省國家開支，還提高了行政效率，有利于中央集權的統治。

隋文帝建立的這一整套規模龐大、組織完備的官僚機構，開創了中國封建社會政治體制的新階段，表明封建制度已發展到成熟階段。自隋定制，一直沿襲到清朝。

錢幣改革

廢除其他比較混亂的古幣以及私人鑄造的錢幣，改鑄五銖錢。《隋書·食貨志》稱：“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度量衡的統一對全國經濟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清代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曾說：“三代以來，權量之制，自隋文帝一變。”唐承隋制，基本以此為準，唐以后雖稍有變動，但基本仍保持隋制。

隋文帝對社會各個領域的一系列改革，對削弱地方豪強勢力，加強中央集權起了積極的作用。所以，整個有隋一朝，社會都很富足，編戶大增，倉儲的豐實也為歷史所罕見。全國安寧，南北民眾得以休息，社會呈現空前繁榮景象。故歷史上把隋文帝之世稱之為“開皇之治”。這才有了后來隋煬帝向西域商人炫耀國家的實力的資本，也才有了他揮霍糜爛的本錢。

改革選官制度和科舉制的確立隋文帝時建立起一整套相當完備的行政管理機構。科舉制度萌發于南北朝，發展于隋朝，真正成型于唐朝。科舉制度的采用，是社會經濟發展和階級關系變動的結果。自從北魏以來，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庶族地主階級經濟也相應得到發展，形成了一種社會力量。他們要求在政治上得到應有的地位。科舉制度有利于選拔人才，對于封建中央集權制度的鞏固起了很大的作用。隋文帝崇尚節儉，一改隋初“刑政苛酷，群心崩駭，莫有固志”的混亂狀態。“六宮”都穿洗舊的衣服，“非享燕之事，所食不過一肉。”一時間，“大崇惠政，法今清簡，躬履節儉，天下悅之”。由于皇帝的大力提倡，隋朝初年朝中出現了崇尚節儉的風氣。

農業改革

隋文帝時，農民的負擔相對減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所提高。由于隋文帝進行了政治、經濟上的整頓改革，既強化了中央集權，又促進了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出現了短暫的繁榮景象。戶數增加。606年，全國戶數達890多萬戶，在二十六、七年時間內，清查出大量瞞報的戶口。墾田面積不斷擴大，修復了許多水利工程。隋代倉庫豐盈。隋文帝末年，“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隋代官倉的豐實情況，反映了農業生產發展的狀況和統治者搜亂人民的殘酷程度。手工業的發展，特別是造船技術的進步。

隋煬帝巡游江都時所乘的“龍船”高15米，長60多米，船身分為四層。商業貿易出現繁榮景象，長安和洛陽不僅是當時的政治中心，也是重要的經濟貿易城市。洛陽有豐都、大同和通遠三市。豐都市周圍84公里，通12門，市中有120行，3000余肆，市四周有400余店，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商業城市之一。隋朝的對外貿易發達。陸路可達亞洲的西北部和歐洲的東部，海路可達南洋諸國和日本。“開皇”是隋文帝楊堅在位時的年號。隋文帝在此期間，勵精圖治，發展生產，又攻滅了陳朝，結束了魏晉南北朝以來長期分裂的局面，實現了全國統一。那時，天下安定，經濟發展，所以封建史學家稱之為“開皇之治”。

賦稅收入

隋文帝楊堅鼓吹節儉，節省政府內不少開支、廢除了不必要的雜稅并設置谷倉儲存食糧。楊堅成功地統一了歷經數百年嚴重分裂后的中國，從此中國在大多數的世紀里都保持著他所建立的政治統一。鑒于北周留下690萬戶，但是大量被瞞報，故自開皇九年，楊堅統一天下后，即以富國為首要目標，輕徭薄賦以解民困，在確保國家賦稅收入之同時，穩定民生。由于南北朝以來，戶籍不清，稅收不穩，于是楊堅開皇五年，即大索貌閱，并接納尚書左仆射高颎之建議，推行輸籍法，作全國性戶口調查，增加國家稅收，改善經濟，盡掃魏晉南北朝以來隱瞞戶籍之積弊，促成開皇之盛世。

隋初經歷南北朝戰亂，民生疲弊，故楊堅接納司馬蘇威建議，罷鹽、酒專賣及入市稅，其后多次減稅，減輕人民負擔，促進國家農業生產，穩定經濟發展。隋之富饒既重斂于民，究其原因，與全國推行均田制以及嚴厲的戶籍清查、大索貌閱有關，此舉可增加官方統計的戶籍、賦稅。

加上隋代以關中作為本位，關中糧食短缺，需依賴關東漕運接濟，故楊堅于洛州等地設立常平倉等官倉，貯存關東運來糧食，建廣通渠，便利關中漕運。又于民間設義倉，人民捐納糧食以防兇年。在地方行政方面，文帝鑒于魏晉南北朝政區劃分毫無標準，地方行政混亂，支出龐大，楊堅遂于開皇三年，盡罷諸郡，實行州縣二級制，使國家地方行政漸上軌道。誠如學者錢穆所言：開皇之治的成功，簡化地方行政機構是一個基本因素。據統計隋初中央政府開支減省三分之二，地方政府之開支減省四分之三，全國于行政之經費，僅及南北朝時代開支三分一而已。故隋國庫之豐積，不無原因。此外，楊堅安定政治，關隴集團的支持功不可沒。

統一貨幣

開皇三年(583年)，文帝下令鑄造五銖錢，規定每千文重四斤二銀兩，作為全國通用貨幣，其它錢幣則禁止流通，改府兵制為古代兵制之一。 隋代府兵制創立以后，規定三年一揀點以補充缺額，服役年歲為二十一至五十九歲。府兵本身是免除課役，但軍資、衣裝、輕武器和上番赴役途中的糧食，則須自備。凡出兵征防須由朝廷命將統率，調遣時必須持兵部所下之魚符，經州刺史和折沖府將領勘合后，才得發兵。戰爭結束則兵散于府，將歸于朝。這樣，將帥就不能擁兵自重。 革府兵制。

行租庸調制隋開皇二年(582年)，重頒均田令，自諸王以下至正七品的都督，受永業田從一百頃遞減至四十頃，至于普通百姓，丁男一人受永業田二十畝、露田八十畝，奴婢亦同。 另外又規定受田并承擔賦役者，從十八歲提高到二十一歲，勞役從十一歲提高到十六歲，力役時間則從每年一個月減至二十天，而未被役的丁男可納絹代替，稱為“庸”。戶調絹從一匹(四丈)減為二丈。年滿五十者，還可減免。這樣隋初的賦役便比前代大為減輕。